在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享有绝对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如同皇家的牛羊鸡鸭，是皇帝可以任意驱遣、役使的臣民，官僚帮助皇帝统治臣民，形成了皇帝、官僚、臣民（后转型为领袖、党、群众）三位一体的社会格局。其中，皇权是中心，广大民众组成一个臣服、拥戴皇权并依附于皇权的臣民社会。皇权专制统治长期的淫威熏染，使依附性的臣民社会产生出依附性的臣民人格和臣民思维。
臣民思维首先表现为对皇权的真诚拥戴和无限敬仰。“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孟子》），按照儒家的理论，人不可无君，如同人不可无父，人不可无君，如同天不可无日，皇帝君临天下是天理所在，不可有丝毫怀疑；臣民对皇帝的“忠”，如同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人伦之常，不可有半点动摇，不忠不孝即是无君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
臣民无法理解，居然有人说什么主权不在君而在民，要搞什么选举，让小民自己当家做主，这把咱皇上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如同让父亲当儿子，儿子当父亲，这是要逆天，要遭雷劈呀。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关系怎能颠倒。洋鬼子要搞民主，还有什么宪政，就让他们去搞吧，洋人和咱中国人不一样，因为洋人没长膝盖和屁股，中国人长膝盖不就是为了给皇上下跪请安的吗，中国人长屁股不就是好让官老爷打板子的吗？中国的国情与洋人不同，中国人的人种也与洋人不同，怎么能搞洋人“那一套”呢？
臣民思维时刻都想着要“谢主隆恩”，皇帝如同父亲和太阳，没有父亲就没有咱身家性命，没有太阳就没有世间万物，咱的一切一切都是皇上给的，这样的大恩大德，就让咱死一百回，也报答不了其万一啊。没有皇上，必定要天下大乱，灾祸降临，咱的幸福生活可全都是皇上所赐予的啊。皇上要骂咱、打咱、抓咱、杀咱，一定是咱有错有罪，因为皇上圣明，是不可能搞错的，皇上“赐骂”、“赐打”、“赐抓”、“赐死”，是对咱最大的关心和爱护。“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不杀你是恩典，要谢“不杀之恩”，皇帝杀你也是恩典，你的死是皇帝“赐”的，要谢“赐死”之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咱今天熬到了一官半职，是皇上的“知遇之恩”，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定要“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有人说皇上和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的，皇上应当感谢咱小民，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还有人说皇上有错误，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迫害了上亿人，饿死了几千万，还在全国各地到处盖行宫，这一定是那些没长膝盖的“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皇上圣明，怎么可能有错误，你们信，反正我不信。再说了，要干成一桩伟大事业，哪能不交点儿“学费”，一定要搞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要懂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然是你“牺牲”他“胜利”）。“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还是咱皇上的“思想”。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姜太公垂钓渭水，诸葛亮隐居隆中，都是在待价而沽，期待周文王、刘备这样的大买家出现，期待韩荆州“收名定价”，“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能够“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述自己的志向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沿袭了孟子“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忧其民”，是担心“载舟之水”不要成为“覆舟之水”，忧的其实还是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的则是典型的臣民思维，臣民身处奴才地位（“处江湖之远”）却处处替主子（君主）分忧打算，是主子所是，非主子所非，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是以主子之忧为忧，以主子之乐为乐。臣民没有自己的生活内容、价值和意义，臣民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生为主子而生，为主子而死。臣民最大的成功和荣耀是能得到主子的赏识、提携与恩宠，最大的失败和痛苦是主子的冷落与抛弃。臣民的依附性人格和思维不能不说是统治者愚民奴化教育的成功。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不乏对领袖愚忠的臣民。特务头子戴笠和才子陈布雷是蒋介石手上的“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杀人，陈布雷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写文章。戴笠失宠于蒋介石后，曾对人说：“如果老头子（指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会去死”。陈布雷一生都在个人理想和忠于领袖之间纠结徘徊，最后以自杀了结。罗瑞卿对毛泽东忠贞不二，毛为换取林彪对他发动“文革”的支持，将罗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毛去世后，罗每次坐车经过天安门时，却都恭恭敬敬地向毛的挂像行军礼。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批评，与毛泽东发生争执，陶铸明知彭是正确的，却写信给彭，劝说他对毛要“从一而终”，而“文革”开始不久，毛却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从一而终”的陶铸。正是臣民的愚忠助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势头。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臣民的逻辑却是“宁要主子，不要真理”。
臣民分不清自己与主子在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也是主子营垒中的一员，其实主子就是主子，奴才还是奴才。臣民也分不清君主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把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等同于国家和民族，臣民经常高调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却不知道他错把君主的“一己之私”当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天下之公”，他爱的其实只是君主及其专制制度。
马克思说：“人们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国家和民族是人（国民）的自由活动的产物，人是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依据，国家权力的基础不是君主而是国民的人权；国家的尊严不应当体现在君主身上，而应当体现在国民的尊严上。国家只有成为宜人所居的“人的家园”才符合道德和正义，才具有合法性。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臣民一定会说：“哪里有主子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人和奴才，公民和臣民的差别。
由于身份颠倒和思想错乱，臣民经常扮演十分可恶又可笑的角色，他们骂别人是“汉奸卖国贼”，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帮主子干着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勾当。他们按照主子的意图残杀、迫害、告发自己的同胞、同类，自认为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却不知道维护的只是主子的私利。他们为巩固主子的权力地位，掩盖真相，编造谎言，篡改历史，拼凑狗屁不通的“理论”文章，却自以为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造。他们甚至直接参与、操持主子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投毒杀人的犯罪活动，却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臣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主子，却对别人说：“我有一个中国梦，我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奋斗”。可怜的臣民在国家、民族、奴才和主子的迷宫中完全丢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臣民都有两幅嘴脸，在专制国家的等级序列中，臣民对上是卑躬屈漆的奴才相，对下则是颐指气使的一副主子派头。两幅嘴脸，两种角色的频繁转换，使臣民身心交瘁，经常处在人格分裂、冲突的痛苦挣扎中，臣民都是心理畸形和人格扭曲的患者。由于臣民对下的主子身份掌控在上级主子的手中，臣民骨子里还是奴才，是依附于上级主子的奴才，是依附于等级序列的奴才，是依附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才。
臣民永远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是，人为什么要分为主子和奴才，分就分了，为什么别人能当主子，偏偏我只能当奴才。就像阿Q弄不明白为什么赵太爷可以姓赵，我为什么不能姓赵一样。臣民不知道，你当了主子，别人就要当奴才，如果人人都想当主子，就永远有人要当奴才。是臣民崇拜主子、想当主子的心巩固强化了主子的地位，使奴才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
如果国家权力可以世袭（血缘世袭或党派世袭）和垄断，主子将成为天生的主子，奴才将成为天生的奴才，奴才的命运也将永远世袭延续下去。
201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