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6 次 更新时间:2013-07-27 1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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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潜力与困境,既是一种辩护性的论证,也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论述。与当下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不同,作者并不预设普世主义的人性或文明,而是试图论证自由主义思想之可欲性与可行性是基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内在发展,源自历史实践所造就的“社会想象”。文章介入了自由主义与儒学学说以及社会主义论述之间的相关争论,并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困境提出反思。

  【关键词】自由主义 中国语境 社会想象

  

  我们身处巨变的时代,面对着许多重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如何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处境?如何寻求未来发展的出路?中国思想界对此形成了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源自不同的思想传统。当前最有影响的三种思想流派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儒家学说。在对于未来前景的争论中,每一种思想都需要也应当提出自身的理由,来论证为什么这种特定的思想传统及其规划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可欲的(desirable)与可行的(feasible)。

  本文将探讨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潜力与困境,这既是一种辩护性的论证,也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论述。与当下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不同,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并不预设普遍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性或文明,也不假设自由主义更加符合基本人性与普世文明而具有了优越性。因为普世主义论述在理论上涉及形而上学层面的复杂争论(对此本文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在实践中常常被视为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与思想霸权的产物。本文试图为某种特定版本的自由主义提出一种辩护,论证自由主义的可欲性与可行性不是出自“历史终结”的目的论,也不是来自外部(所谓西方模式)的压力,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要求,源自中国历史发展所造就的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与此同时,本文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下面对的挑战做出反思。总之,本文的主要着眼点不是考察中国自由主义的具体理论原则与主张(虽然与此相关),而是揭示自由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及其面临的困境,并对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初步的思考。

  

  一、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

  

  自由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思想”,它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相关性并不是自明的,因此我们首先处理外来思想与中国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认同宽泛意义上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主张,力求对思想论述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也普遍倾向于接受语境论的主张——“应该将外来的思想观念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传统与本土文化的敏感意识。但目前流行的许多语境化研究常常受制于一种理论上的盲点——往往在“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预设了一种固定的、清晰分明的界限。研究者常常借用“移植”这一隐喻,将外来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作某种来自异乡的植物在本地土壤中的发育生长,而其存活与否完全取决于这种植物是否能适应本地的土壤条件。然而,如是理解的语境主义只是把握了文化实践的部分真理。另一部分被忽视的真理是:“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清晰自明的。因为外来思想有可能汇入本土文化,改变中国文化的背景,并成为这种背景本身的一部分。如果要借用“移植”的隐喻,我们可以说,来自异乡的植物,无论凋谢枯萎还是生长茂盛,都可能改变本地的土壤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前一次移植的失败或成功并不能决定未来“移植物”的命运。

  因此,我们主张对文化实践的理解需要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语境主义视野,可称之为“批判性的语境主义”(criticalcontextualism)。①在这种视野中,文化传统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核心与边缘”、“统一与多样”、“内部与外部”、“延续与断裂”等等一系列内在的张力,这些张力既可能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发展动力,也可能使文化传统在特定的条件下陷入困境与危机。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批判语境主义尤其反对各种对中国文化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论断:将中国文化化约为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化约为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化约为儒家经典文本,并以此来界定中国本土语境的特质。这种对文化背景的化约主义理解可能仍然冠有“语境主义”的名号,却恰恰失去了对中国语境的真正敏感,往往落入“传统与现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或者陷入某种本质主义的“中华性”神话(themythofChineseness),因此无法辩证性地把握文化实践的内在张力及其复杂性,也难以恰当地处理本土语境与外来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特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能够恰当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晚清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预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s)层次上的历史变革。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至少有两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改造作用,前者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后者对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计划经济,创造了单位制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背景。同样难以想象,当代中国人——从小在学校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学习外语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学习中国古文和古典文化的投入,并在一个西方小说、影视和音乐主导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能够免于西方文化的深刻塑造。如果在百年之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