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贺凯:张君劢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与瓜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3-07-18 2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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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贺凯  

  

  201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翁贺凯先生做了“张君劢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除了德国渊源和儒家背景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英国渊源,即张君劢深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张君劢在1920年代后期对于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巨擘拉斯基费边主义时期的代表作《政治典范》的译介是一个关键的线索;而张君劢对拉斯基之前的“政治多元主义”和之后的“准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不甚欣赏。以下为发言实录:

  

  翁贺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谢谢江日新先生!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张君劢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大纲。在开始正式报告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对深化张君劢研究的一点看法。我很同意上午大华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要关注张君劢思想内在的细致的演变。我在2010年出版的那本《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是根据我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那本书的基本意思就是在“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的总体框架之内,比较细致地考察张君劢的宪政民主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新儒家思想)的内在演化和变迁。当然,“细致”是相对的,我绝不敢说自己那本书就已经作得多好、多充分了;这几年下来,随着自己视野的变化、视角的调校,我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和感触,想找机会进一步调整、修善自己的一些论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的老师张灏先生提给我的。我记得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张先生和我专门长谈了一次:张先生一方面当然是鼓励我说“作得不错”;另一方面,基于他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张君劢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涵是民族建国的框架所不能涵盖的,放在里面是有问题的。张老师提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没有能力在博士论文的修订中把它体现出来,但是怎么能够把儒家思想那些超越的维度,那些与民族建国、与现代性有张力的有矛盾的部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来,还会是我未来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不过过去几年,我并没有再集中、深入地作关于张君劢的研究,因为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拉斯基的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放在拉斯基及其中国学生身上了;但是最近有两个机缘,让我想和张君劢重新“谈一次恋爱”:一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委托我来编《张君劢卷》,四五十万字的规模,起首要写一个导读,最后要附一份简要的年谱,在编的过程中,我当然想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再就是两个月前丹丹告诉我要开这样一个关于张君劢的学术工作坊,明年可能还要召开一场更大规模的张君劢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我能加入。作为一个张君劢的研究者,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来深入地研究张君劢,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我想既然要来参加这次学术工作坊,总不好意思再说旧的东西,要讲点新的东西;正好过去几年我对英国社会主义有一些新的研究和了解,使得我可以回头重新审视张君劢思想,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个初步的粗浅的报告。

  我在我那本书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三章分析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时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儒家思想的背景,一是德国的渊源,这当然是有张君劢自己的陈述作为依据的。尽管我在那本书关于宪政民主的那一章也提到了英国渊源和德国渊源的微妙的渗透和互通——张君劢早年留日时期所欣赏的小密尔与他1920-30年代所接触、欣赏的魏玛宪法之父柏吕思,两人的一些基本理念是相通的,比如单靠宪政、法治(国)的制度是不够的,还须强调国民智识的教育与提高,才能免于“党派国家”与“阶级立法”的危险——在此明显地能看到英德思想渊源的汇聚。但是,在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块,我那本书中没有对张君劢与英国思想的渊源和瓜葛作一个系统的梳理。我们都知道张君劢有一句著名的夫子自况:“哲学我喜欢德国的,政治喜欢英国的”。刚才善豪兄做了一个相反的解释,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私下再探讨。不管怎么样,就先顺着张君劢自己这句话来说,政治喜欢英国的,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在英国近现代政治的流变中可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既然他说政治喜欢英国,那英国这么汹涌的一波接一波社会主义的思潮,可能对张君劢毫无影响么?按正常的逻辑推测当然是不可能,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对张君劢的政治理念和思考当有所影响——或者说,张君劢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之间肯定有些瓜葛——这也就是我今天报告的主旨。

  

  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主义思想流变

  

  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勾勒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流变。之所以有这一部分,是基于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一贯的看法。我认为要研究、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有两条最基本的脉络:一条是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的影响和冲击,再一条就是近现代西方的影响和冲击。毋庸讳言,由于西方在现代性道路上的先发与强势,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制度的很多资源都是西来的,如果不先了解这些思想与制度在西方的渊源与流变,很难进一步去深入了解这些思想与制度在中国被接受、转化、变异、扬弃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一定要有一个中西比较的向度,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比较思想史”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先了解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内部细致的分野和不同,那么很多问题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发现不了。比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最近几年才大致搞清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旨之一就是反对费边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倾向。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就能发现不少此前被忽视的问题与线索。

  下面我大致说说:英国社会主义传统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时候,最主要是有三股潮流——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伦理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互相博弈,到世纪之交,逐渐占据主流成为所谓工会主义(Labourism)意识形态核心的是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由于我后面的结论是张君劢比较欣赏和接受的主要就是费边社会主义,所以在此有必要把费边主义的基本理念作一个报告。首先,费边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核心概念是“租金”,相信工人的工资是由对他们技能的不同的需求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真正本质不在工人与雇主之间,而在游手好闲的富人与勤劳的大众之间;他们认为社会的恶可以被向资本家的非劳动收入收税来加以克服,而不需要整体性地剥夺资本家;所以,费边社在经济上最基本的主张是工业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落实基本社会福利等。第二点,费边主义在政治上的核心观点是严格的宪政主义,视议会政治为成就社会主义的合适的方式,尤其是在他们关于拓展普选权、国会议员付费和上议院改革等宪政主张受到保证之后;萧伯纳有一句名言“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反对现在的国家,新兴的阶级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主义代表在选举中获胜的方式来控制国家,这就是拒绝暴力和非宪政行动的基本理由,所以费边社的目标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多数控制西敏寺”——这可以通过游说劝说、市政社会主义的地方练习等手段来逐渐达成。这就涉及费边主义第三个核心概念,“渗透”的概念,以及他们对于历史的演化的进步的信念。第四,费边社会主义有比较强的精英主义趋向,批评直接民主,重视精英和文官的作用,这与费边社的两大灵魂人物之一悉尼?韦伯出身文官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须要说明的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斗争过程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在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上触到红线——支持爱尔兰分离运动,又不相容于英国的宪政主义传统,导致其始终难成主流。

  到了一战前后,由于受到法国的工团主义影响,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一度勃兴。由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此也要对其理念作一大略交待。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主旨,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倾向——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还是费边主义的国家主义,他强调要把社会主义跟中世纪的行会结合起来,把“职能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而不能是议会的一元主权,他们主张将社会多元化为数量众多的民主的草根的“多主权实体”,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就是“政治多元主义”在英国最为重要的思潮分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庞梯、霍布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柯尔——拉斯基早年的政治多元论和“职能民主”思想也深受柯尔的影响。不过,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就如同电光火石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在经历了1920年一次激烈的内部争执后,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解体了,柯尔本人也趋向费边主义,后来成为费边社的重要干将。

  最后大枝大叶地说说1920-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演变。一方面,受1926年总罢工失败、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及1931年“麦克唐纳大背叛”的刺激,包括拉斯基在内的部分的费边主义者往左转,英国激进左翼的思想在1930年代的勃兴,独立工党、“左派读书俱乐部”一度很活跃很有影响力 ,有所谓“粉红色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费边主义仍能在英国左翼、在英国工党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中守住主流的地位。特别是二战爆发之后,面对举国一致的战争形势,工党加入了战时联合政府,1941年的《贝弗里奇报告》奠定了二战之后工党艾德礼政府福利国家实践的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吸收了凯恩斯主义对国家调控的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修正。

  

  张君劢五四时期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评

  

  下面我想分三个阶段把张君劢跟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渊源和瓜葛作一个简要的报告。五四时期(1919-1921)张君劢大多数时间身居魏玛德国,从他寄回国内发表在研究系主要舆论阵地《解放与改造》(后更名为《改造》)的十几篇介绍和评论德、俄革命及社会改造的文章看,张君劢的社会主义观念从起源处就倾向于一种与革命的、激进的马列主义相对立的改良的、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与其时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师友同仁非常赞赏并大力引介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非常不同的是,张君劢在《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等重要文章中曾多次明确表态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及“职能分权”的思想,主张像魏玛德国那样坚持议会民主制,而将基尔特会议(职业会议)仅仅设置为单纯的咨询机构。张君劢的《论职业代表及德国暂时生计会议组织法》这篇文章(后来也收入张君劢的《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一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同属英国社会主义潮流中的重要人物,张君劢在文中非常明确地褒扬麦克唐纳源于德宪的议会政治观点务实、而批评柯尔以基尔特会议与国家相对立的观点太过空谈。

  

  张君劢与拉斯基:1920 年代末《政治典范》的译介与影响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谈张君劢与拉斯基思想的关系。拉斯基曾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工党如日中天的理论巨擘,其思想大致经历了“政治多元主义时期(1914-1920)”、“费边主义时期(1920-1931)”和“准马克思主义(1931-1950)”的发展和演变。张君劢1927-28年避居沪上期间,曾将拉斯基1925年的巨作A Grammar of Politics译为《政治典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译者匿名“张士林”),六册凡800余页,皇皇数十万言,张君劢还撰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英国现代政治学者赖司几氏学说》(亦名《赖氏学说概要》)大力推介拉斯基的学说;加之张君劢从1930年代直至晚年关于国家、社团、个人三者关系的阐释,确实是颇为明显地受到了《政治典范》中关于“国家社团个人三者,宜求其相剂于平”论述的影响;所以论者往往容易夸大拉斯基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影响。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张君劢所独钟的大概就是费边主义时期、尤其是《政治典范》中的拉斯基,而对于拉斯基1931年左转之后的“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此前的政治多元主义思想,都是颇有保留的。

  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中建构的这套宏大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是为1920年代后期的张君劢“度身订造”的:这里有张君劢早年便倾心的英国议会民主,这里有张君劢五四时期开始钟情的温和渐进的社会主义,这里还有“退后一步”的政治多元主义——它仍然保有对于一元论国家至上主权的怀疑、它对社团人格的独立自主与不可剥夺的强调、它对权利先于国家的强调以及对社会自由、思想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秉持——这与当时正深受国家政权迫害、竭力反抗国民党之“党治”、吁求社会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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