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3 次 更新时间:2013-07-1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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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进入专栏)  

近年学术界的抄袭行径,披露于网络,传播于报章,大有前赴后继之势,论者惊为当代学界之怪现状。然而学术剽袭现象,非仅中土所有,亦不始于今日。如戴震窃赵一清《水经注》案,堪称近四百年学术史上的一大聚讼,至今未有定论;赵翼之于《廿二史札记》,秦嘉谟之于《世本辑补》,在著作权上皆有质疑者;又如余嘉锡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多因袭毕沅(《读已见书斋随笔》),王叔岷指郭庆藩《庄子集释》多因袭王念孙父子(《庄子校诠序论》),凡此皆清代学术史上的抄袭案。

平日翻检现代以来学术文献,偶见同类事例亦不少,以时代更近,关系更大,故汇辑于此。此虽不过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杂碎,然亦不可不知也。

一、直接剽窃例

刘师培 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第1698条)胡朴安亦称:“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申叔诸著作,多数取诸其祖与父之旧稿,此言我不能证实,但善之亦非妄言者。”(郑逸梅《人物与集藏·朴学大师胡朴安》)顾颉刚曾记章士钊言:“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见,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集亦有误入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刘申叔遗书>卷帙之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所言虽嫌夸大,但考虑到刘氏年寿之促、著述之丰,似非空穴来风。

方壮猷 方氏曾以个人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燕京学报》第八期),但至少后一篇实据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编译,方当时辨称:“《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仓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见《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启事》,《燕京学报》第九期)牟润孙曾提及此事:“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某君,将日本白鸟库吉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的《东胡民族考》译为汉文,分成《鲜卑民族考》、《契丹民族考》若干篇,署了自己的名字,送给援老(陈垣)看。援老认为他不仅通德、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是了不起,就介绍给《燕京学报》发表。后来为人揭穿,他固然十分狼狈,援老也受了连累,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黄现璠 日人宫崎市定自称其论文《宋代的太学生生活》为黄某剽窃,改题《宋代太学的救国运动》出版(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150)。此当指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贺光中 赵尊岳(叔雍)之女赵文漪有言:“先父在星加坡大学任教时著有《论清词》一集,由另一教授持去付印,但出版后著者赫然为该教授之名。当一九六五年文漪赴星奔丧时,先父友好辈均促文漪向该教授问罪,但当时苫块昏迷,何暇及此。或缘先父毕生仁厚,不愿置同事于无地乎?”(《和小山词·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按:此处所言,当指署名贺光中的《论清词》([新加坡]东方学会1958年版)。赵文漪言之凿凿,似不由不信,然其中或别有隐情。盖当时赵尊岳不仅健在,且与贺光中同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贺氏又何至于当面强夺?疑赵氏以抗战时曾任伪职,五十年代寓港时境况当不佳,能到新加坡大学任教恐非易事;而贺氏为新大中文系主事,对于赵的去留自有决定性的作用,赵寄人篱下,故以《论清词》一书投桃报李乎?

王蘧常 钱仲联曾表示:“余曩年曾为《亭林诗补笺》,补徐嘉笺注所未及者,原稿旋失去,幸录副与吾友王瑗仲(蘧常)。瑗仲为《亭林诗集集注》,于徐注外采掇黄节、汪国垣诸家之笺,余笺亦收入,而没余名,此非瑗仲所为。”(《梦苕盦诗话》,见《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册页405)按:王著《顾亭林诗集汇注》刊行于八十年代,王氏在前言中说:“此稿原与吴生丕绩合作,由他担任全部标校工作。……在整理过程中,我年已耄,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富寿荪、杨友仁两位同志的帮助,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则钱氏称“此非瑗仲所为”,又复谁所为?不论如何,此事既在王氏生前,则王氏亦不能不任其责。

二、因袭旧说例

康有为 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在观念上受廖平启发,世已熟知,其弟子梁启超也承认:“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其人(廖)固不足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梁氏早年旅日时,对于东西洋的学说多有生吞活剥(参《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尤于德富苏峰、浮田和民两家挪用更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甚至后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仍多转贩法人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著(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台]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

王国维 傅斯年读《观堂集林》卷十二《说亳》一篇有批注:“此下二文,大体皆袭人前说,仅其第一证为新说。”傅所谓“此下二文”,应指《说耿》、《说殷》两篇(据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附录,《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胡朴安 潘重规指胡著《中国文字学史》“袭用成说而不出主名”,其第二编“声读之发明”一节,十九皆同于刘师培《左庵集》第四卷的《字义起于字音说》(《中国文字学史》,《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三期)。

谢无量 吴志慎评谢著《中国古田制考》云:“谢先生在这部新著作上所发表的新意见,除了绪论,结论以及第五章土地制度与军赋制度之关系外,其余多与日人加藤繁氏在《支那古田制的研究》一书中所已发表的旧意见相同。这不但证明了一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而且证明了日文著作之已译成国文者,尚属不多。假使早有人把加藤氏的研究译了出来,那末,谢先生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现在,因为未有人译加藤氏的旧书,而此旧书中之旧材料又适无大差异于谢先生在新著作中所正发表的几点创见,那些不很体谅著者苦心的读者,或将致疑于谢先生把人家的书拿出,或整段的抄录,或部分的摘要,或颠倒其次序,或更换其标题……取法奸商,假造国货。我是十分信任谢先生的人格的,见他既未在本书中之任何地方提起过加藤氏之书,则就当他实未见过加藤氏之书,或竟未尝闻有加藤氏之书。宇宙间的奇事很多,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也希望它是可能的!”(《谢无量著<中国古田制考>》,据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实等于指谢著沿袭加藤之作。

马叙伦 傅斯年评马著《庄子札记》云:“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马叙论著<庄子札记>》,《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汪辟疆 汪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多摘引他人语以为己用,尤以陈衍《石遗室诗话》、狄平子《平等阁诗话》两书为多(据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不过,《点将录》语辞简省,体例特殊,未加注释亦可理解。

钟凤年 诸祖耿指钟凤年《国策勘研》有偶袭王念孙、黄丕烈之处,而袭取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尤多,“何能无疑于钟君之阴窃金书而阳没其名乎?”(《国策勘研》,《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一期)

张荫麟 张早年所撰《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其论史料的限制及其改进方法,在见解及例证方面多掠取美国AllenJohnson所著The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黎华赵《张荫麟之史学》,[美]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尔田 张氏整理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不仅用王国维说,更暗采陈寅恪说。杨树达三十年代记:“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孟劬老辈,不应有此,殊可诧也。”(《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20-121)张所窃取者,当即陈氏“蒙古源流研究”论文四种。

钱基博 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颇袭用时人文句,如下编评论梁启超、胡适:“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此处几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钊函(原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收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卷页301-302)。

钱穆 白寿彝曾指责钱著《先秦诸子系年》剽窃清人著述:“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钱穆和考据学》,《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但白氏对钱的批评,明显出于当日政治敌对的背景,不免上纲上线。

郭沫若 余英时指出郭著《十批判书》大量沿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与论断,此事已成为当代学林公案,兹不细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另参曹剑编《公正评价郭沫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萧一山 萧著《清代通史》有编纂的性质,甚至径抄文献原文,如第三十一章评王先谦:“治经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亦多荟集群言,自为发明者少。独《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注凡数百事,可谓兰陵功臣。”实摘引《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葵园学案》评语。又,评梁启超“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一大段,评章太炎“初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以下部分,皆直接抄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袁珂 袁氏指《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而食”为“黍食”形讹;又《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夸风曰乎民”,“因因乎”为“因乎”之衍,“夸风”为“来风”之误;《大荒西经》的神名“噎”即“嘘”(《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352、页371、页404)此数则皆与清人孙诒让《札迻·山海经郭璞注》雷同,疑即取之后者。

三、转引材料例

康有为 朱维铮指康氏《新学伪经考》不仅在思想上汲取廖平学说,在材料上亦多袭取乾嘉以来著作(《康有为和朱一新》注[2],《中国文化》1991年第五期;《重评<新学伪经考>》,《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王国维 傅斯年读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有批语:“此书之辑,或以有徐位川<山>、陈逢衡辈之书为之会集材料于前,并非难事,未可拟于惠君之疏伪书也,至徐、陈诸人之愚陋则不待证。”“又此书大体,比之孙氏所疏增益不多,孙氏之力,何可略也?”(据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附录)按:王氏在自序中以清人惠栋《古文尚书考》自比,傅斯年则以为王著实得力于清人徐文靖《竹书统笺》、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孙之騄《考定竹书》诸书,本人的积累及突破无多,故不足与惠著相比;而王于孙著一字不及,尤不恰当。

钱穆 白寿彝又指钱氏“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钱穆和考据学》)

瞿兑之 关于元末明初苏州巨富沈万三的文献记载,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四沈万山条曾列举七种,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三四列举十四种;而瞿氏《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沈万三》共列举十七种,柴著所引十四种悉数在内,仅多出《张三丰全集》、《阅世编》、《锦衣志》三种,则瞿氏当据柴著而稍作增补耳。

姜亮夫 黄灵庚指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明显剿袭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校补》,“所列唐、宋以往诸籍异文,除《唐类函》数条外,悉同《考异》,且刘误姜亦误,可谓一字不差,前后达百余处;又执其书与闻一多氏《楚辞校补》对勘,亦复如是。余为之瞪乎其惑,百思不得其解。呜呼,世称姜氏一生治学,严谨不苟,未审何以为此!”(《楚辞异文辩证·自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钱仲联 范旭仑指此钱多引据彼钱(钱锺书)而不言,如《王船山诗论后案》一文“巧夺”《谈艺录》,《古代山水诗和它的艺术论》一文“转录”《中国诗与中国画》,《剑南诗稿校注》“盗袭”《宋诗选注》(《容安馆品藻录·钱仲联》,《万象》第六卷第六期)。

陈奇猷 陈启天民国时著有《韩非子校释》,后来他指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其引用书目,虽未提及拙著,然予查该书似曾参考拙著。……拙著引用日人之八种《韩非子》参考书,皆系直接引用原书,《集释》引用之日本《韩非子》参考书不外予所引用者,是否直接引用原书,吾不得而知。《集释》曾言:‘其说为他人引用者,则不列焉。’又云:‘苟有所得,则冠以奇猷案三字。’予查《集释》中之‘奇猷案’语,有与拙著不同者,有意同而文略异者,有文与意俱同者,有以拙著为或谓之辞而评之者……”(《增订韩非子校释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已暗示陈奇猷袭用其书。近时张觉更直指陈著《韩非子集释》、《韩非子新校注》在文字校释及资料辑录方面皆多沿袭陈启天《校释》(《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伪校伪注初揭》,《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收入《去蔽、还原与阐释: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何新 何氏《盘古、梵天与BAU神》一文,除列举饶宗颐、陈寅恪二氏的论著之外,所引中外文献计有《论衡·谢短篇》、《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外道小乘涅槃论》、《摩登伽经》及Altareya Upanishad等六种,后五种都是僻书(见《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版);而此六种文献全部见于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三篇“盘古盘瓠与犬戎犬封”的序说部分,而且集中在前后四页之内(《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七册上编页156-159)。

高本汉 陈舜政谓高著《尚书注释》亦有暗引他说之处:“如《尧典》:‘平秩东作。’高氏云:‘采、辨、辩在语源上相同,早期文献里颇有实例。(平是采之误。)如《周礼》冯相氏郑注作辩,贾公彦谓《尚书大传》作辨。《史记》司马贞《索隐》作辩,皆同。’谨案:高说,皆见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所引。”(《评高本汉尚书注释》,《尚书研究论集》,[台]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虽系外人,姑亦附于此。

以上所录,意在提供线索,立此存照,未能一一详加覆按;而兹事体大,或未可即视为定论,尤其在过去注释规范不严的情形下,转引材料是否“过度”,还需视乎著作整体而定。

此外,近世以来,有谓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窃自王国维,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源自白鸟库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红楼梦考证》在见解或材料上取自盐谷温,以查无实据,皆置而不论。

最后,尚有几点感想:其一、当今国内学术制度不善,剽窃层出不穷,但平心而论,纵有完善的学术制度,亦不足以根绝剽窃,亦如虽有民主制度亦不能根绝贪污也。其二、任何时代的学术都不是一片净土,我们不必因为今日学界的烂污而神化民国时代的学人与学问;而反过来,又绝不应因为民国时代亦有学术不端问题,就藉此自宽自解。其三、有外域学术背景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相对容易将译介当作研究,前举方壮猷、黄现璠、梁启超、张荫麟皆是;此类现象于今犹烈,如王铭铭、林国荣、张新璋即其例。

补记

本文写成似乎已近一年,远在汪晖事件之前,只是因故拖延未刊,后来又陆续增补了若干个案,但整体未作任何改动。此文虽非针对汪晖事件而发,然而在汪晖事件沸沸扬扬之际,也许更具有参照价值。

我有意未使用辞气较重的“剽窃”,而使用辞气较轻的“剿袭”,并将剿袭现象分作直接剽窃、因袭旧说、转引材料三个层面。按此标准,汪晖不算直接剽窃,大体属于因袭旧说、转引材料层面;但照我的印象,他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对文本的巧取豪夺,而在于对论说的生吞活剥——纯粹从学术本位而论,将别人论述托尔斯泰、梁启超的文字原样套到鲁迅身上,不是比单纯的抄袭更恶劣吗?至于朱学勤,问题似仅限于转引材料层面,而且考虑到《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整本书的主题单一,在材料上对CarolBlum《卢梭与德性共和国》之类论著的依赖本来就很明显,我以为情节较轻,可不必深责。

简单说,我对目前汪、朱事件的意见是:监督抄袭行径当然是必要的,但应当将此作为一种长期的、日常的工作,而不必像“扫黄”、“打黑”那样造成一场运动;同时,对于剽窃的定义与举证,也不宜过严过泛,而流于另一种极端。

近时翻检影印新版的《制言》月刊,第四十一期《蕲春黄先生雅言札记》记录了近人黄侃的一则治学心得:“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这里的“不窃”,也即不剽窃;但黄侃对于剽窃的定义,还有几条但书:“偶与之同,实由心得,非窃;习所见闻,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此外,第五十一期有黄侃《答章先生论治学书》一篇,也提到不宜认定为剽窃的四种情形:一曰师承所自,无待称扬;二曰众所共知,不疑剿袭;三曰习熟见闻,忘其所自;四曰虽与人同,实由心得。应当说,黄侃对剽窃的定义相当审慎,值得我们汲取。

可是,下定义时如此审慎的黄侃,在同一篇《答章先生论治学书》里,却轻率地指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暗袭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很可显示门户之见多么容易对学术理性形成干扰。而这一点,对于今日之域中,对于在思想立场上对峙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于在网络上形成骂阵的倒汪派与挺汪派,就更值得引以为鉴了。

我个人感觉,当前学界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弊端:一方面是“规范”不足,天下文章一大抄;另一方面是“规范”过度,似乎只有写满脚注的论著才算学问,以学院化的繁琐掩盖着创造力的贫乏。而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反剽窃运动,在另一个层面上,会不会对学术创新形成更大的约束呢?这确实是一种两难。

近日购得张汝伦的《政治世界的思想者》,他在自序里说到:“我觉得阿伦特和欧克肖特那种散文随笔风格的论文比流行的学术论文更有活力,更自由,更能在表达思想的同时也表达意志和感情。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论文就比学院八股风格的论文更‘浅’或更‘不专业’。相反,那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论文。”张曾因其论著《历史与实践》涉嫌抄袭,但就事论事,我很赞同他这些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更高境界的论文”——不论它有没有详尽的脚注。

最后说明,正文中陈奇猷例承初稿的匿名审阅者提示,谢无量例承高山杉告知,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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