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6 次 更新时间:2005-04-24 13: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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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期是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因此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都出现了的大型贫民窟。也不是绝对没有,北京朝阳区“河南村”、丰台区“温州村”之所以被拆迁,其实就类似于贫民窟。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说,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上发展中国家去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那就是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仅2003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1.4亿了。我们转移出了一个墨西哥人口,发生过墨西哥的政变、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中央强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如果仅仅几个学者出来一讨论,我们就把这个制度改了,必然天下大乱。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前不久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一共才两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已经是五千年农业文明,垦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拉美化”问题与南亚的启示

  

  江泽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如果继续放任社会差别拉大,“恐会酿成大祸”。

  

  近年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贫民窟、容易闹暴动的地方调查,跟老百姓交流,我在心里问:这么好的资源条件,这么富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还会闹革命?难道是受点苦受点压迫就反抗,就起义?中国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觉得能给你工资,让你吃饭就不错。这种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去国外调查后,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社会暴力冲突问题在中国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不断发生了。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社会动乱,有几个案例也许可资借鉴。

  

  一个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那是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运动。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源条件极好,却既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又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参与运动。20多年中,400多无地农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装打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社会冲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装控制的一千多个社区的游击区。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坐他们的独木舟,住在他们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资源条件那么好,农民却会走传统的武装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们人口接近,现在10亿多,估计再过10年,会跟中国齐平。但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60%,而且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资源条件也比我们强得多。但在水土资源最好的北方现在却是印度两极分化最严重、农民游击队武装反抗最剧烈的地方,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区政府管不着,是游击队控制的。

  

  我们计划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动乱?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转了刚第二圈,两辆警车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警车来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大体等值20万。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户口价值等而下之?因为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保障是越来越低的,到县以下基本没有了。再后来,县以下放开户口也没人愿意要了。了解了这些过程再看,城乡二元结构难道就是个户口问题吗?不是,是户口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城市体制问题。城市的体制没有深化改革,如果简单地取消户口,带来的问题往往大于解决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

  

  有人说,只要我们尊重农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农村调查,也长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可是不能绝对化。同理,也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认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达到,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的城市化目标,不妨以十五计划执行头三年为例。

  

  中央给国家十五计划提供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强调“以人为本”。后来的十五计划提出每年新增就业至少应该比新增人口多,那时新增人口大约1100万,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十五计划执行三年了,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达到9.4,国外的分析甚至认为是13点以上,但是,新增就业每年却是下降的。十五第一年大概1000万多一点,第二年降到900多万,2003年尽管GDP增长率最高,但就业不到900万。2004年GDP达到9.6,就业才略有增加。

  

  连经济高增长都并没有带动就业增加,那城市化率怎么提高?近年来所谓城市化加快的结果,却造成数以千万的农民失地和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问题,背后隐含了大量的城市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延续到了2005年,国内外的人们都很奇怪,既然中国劳动力过剩,怎么会出现民工荒呢?客观上,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总量并没下降,出现民工荒是因为有些企业过分压榨了民工的劳动剩余价值。尽管今天在理论上不再讲剩余价值。但是城市人的人均收入这十几年来提高了多少?至少是成倍增长了;可农民工的工资呢,据说广东做了调查:12年只增长了86块钱。而物价呢?此外,延长工时算不算,假日不给休息算不算,这些都没有算进去。不管理论界怎么说,最终还是导致民工得到的收入,连起码的住房、起码的生活开支都不够,由于收入低到维持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所以他不干了。

  

  农民工不干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广东这一带大量犯罪,拦劫大巴,抢人,街上杀人……警察即使不消极怠工,也难以控制局面。继续这样下去国无宁日。今天的很多问题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接着又出现长沙那个毫无道理的爆炸,无辜的人牺牲生命。人如果长期被歧视,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写的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就要搞反社会行动,类似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已经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因此才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化的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现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可以称为“均田免赋”,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但农业税一旦取消以后,基层治理将弱化,乡村债务问题也将爆发。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流氓或者黑恶势力,可能趁虚而入。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农民发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因此,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这个重大战略转变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稳住农村。只有把“三农”困境缓解了,中国才过得下去。(凤凰周刊2005年09期(总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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