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改革与危机赛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4 次 更新时间:2013-07-10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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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  

第五届中国(国际)资产管理大会7月6日在杭州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为“资产管理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由新华社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资产管理研究院和期货日报社共同主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文字实录。

魏加宁: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谭雅玲女士邀请我来跟大家交流,我很高兴,这是我今年以来,至少是第三次到杭州了。上个月,而且也就是在这个酒店参加了一次研讨会,我感觉江浙一代的经济最近一个时期可以看出它的活力所在、潜力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在北京有一个经验,30年的经验,根据我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活跃程度和它的发展潜力,我是屡试不爽,这一段时间江浙一代的研讨会也好,这种学术讲座也好,邀请函明显要比珠三角一带多。再从媒体的活跃程度也可以看出来,去年“十八大”之后,我记得咱们《人民日报党报》采访我,我当时正好出国,《人民日报》说可以等,后来我就说我的观点可能比较开放,思想比较活跃一些,《人民日报》的记者跟我讲,“你们要相信本报的容忍度”,这是去年“十八大”之后。但是今年的1月份,我为了给改革鼓劲,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但是《南方信报》(音译)却不敢报,我是从改革的大局开始着眼。很高兴,东方不亮西方亮,江浙一带的活跃程度在上升,我看好江浙一带。

我今天讲的观点和刚才杨总讲的刚好相反,我的题目是《改革与危机赛跑》,以此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走势。我做三点声明,一是以下所讲的内容都是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不代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意见;二是本人只是学者,并且不在股市上,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体制改革与政治无关;三是媒体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避免出错,以前出过这种问题,没有核实的一些数字发表出去了,引起了市场的振荡,所以我希望媒体最好跟我核实一下。

第一部分,宏观调控要“治未病”。我有一个小师弟最近写了报告,预警金融冲击,引起了领导重视。我还有一个大师弟最近很有名,两年前讲到2013年可能会遇到经济微机,他这个讲座说是内部讲座,他讲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个事情使我想起什么?在2009年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在人民银行(行情 专区)和银监会联合发文,鼓励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我们5月份就做了一个调研,后来跑了5个省,我就发现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很快,但是相当一部分实际上都跑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我们就提出来它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这个信贷风险有什么?有两个,第一,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平台短借长投(音译)。第二,从银行业来看,这个平台是地方政府注资,但是从地方政府这边来看认为我这是有限责任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2009年,大概6月份开始,我们内部报告公开文章就讲要警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为什么我想起来做这个调研?我们中心另外一个顾问也一个课题,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之所以要求我来,是因为我们在2003年就做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就主张给地方政府开一个正规的发债,2003年我们就提出这个事情,地方政府的债务在将来会有很大的风险,其实当时规模还不是很大。2003年还提了一个事情,当时成立银监会,当我听到这个决策的时候,我连夜赶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存款保险(行情 专区)制度(音译),这个必须和银监会必须考虑,这本来是央行、银监会、存款保险三个人的事情。为什么当时会想起这个事?是因为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写过防范金融危机的报表,这个报告里面就提出来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大家可能又会问了为什么会写这个报告,是因为1994年的时候是写报告,关于危机管理的报告,当时中心的一把手已经批了,但是只送上去两个,后面还有两个报告被压力下来,担心领导挨批。没有办法,我当时分管金融就说金融危机。为什么1994年研究危机管理?因为我们1988年写过一封信,研究中央政府研究危机管理,结果很不幸,大家知道1989年出了问题。后来有关国家行政学院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之前他们检索了国内所有的文献,后来发现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我的报告都是第一篇,我讲这个事情想表达什么?后来我跟我的老师一次聊天就说起了对危机管理所做的贡献,然后我的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如果不改革的话,那你天天都会遇到危机”,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刚才讲的这一圈,老师的话非常正确,随着我研究的时间越长,我发现这句话越有意义,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在研究改革,包括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

第二,去年我提出一个观点,如何判断经济走势,我提出了三个情景。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预期,最敏感的也是预期,这个预期是对改革的预期。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完全取决于这个预期,三个情景:

1、改革如果全面提速。我相信投资就会上来,消费也会上来,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现好转,历史经验为证。宏观调控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热钱的流入,要防通货膨胀。“十八大”前后有这个迹象,高层领导对改革纷纷表态,讲得非常好,刚才我讲了,甚至《人民日报》都要采访我,而且一再讲这个题目就是讲改革,还不讲别的,所以当时中国经济出现了好的迹象。

2、改革如果时隐时现。今天讲要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勇气推进改革,明天又有另外的说法,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真的要“空谈误国”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就会失去方向感,国内投资者敢消费,不敢投资,用原来跑项目的经历用来高消费,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敢投资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它有条件,它能够消费,又有经历和时间了,有去高消费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就很可能出现一种看着消费还可以,但是投资上不去,经济上不去,我长期担心的滞胀的局面,或者是中国式滞胀,经济增长速度往下快,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说今年年初以来这种迹象有所上升。

3、改革预期如果彻底崩溃。就会出现资本大量外套、移民快速增加、楼市泡沫破裂、股市彻底崩盘、汇率大幅度贬值等等。经济增速就绝对不是中苏增长,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金融危机、财政风险,乃至社会风险都会统统暴露出来,那么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危机了。

第三,金融市场最新动态。金融市场的波动,这场波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在扳手腕,有没有道理?央行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个人觉得市场上的资金并不算太少,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关于金融创新,我过去在《金融时报》上讲过一个观点,从结果来看,金融创新有两种,一种是正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有帮助,又不会带来大的系统性风险,这样的金融创新称之为正金融创新,还有一种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在金融领域自我循环,而且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金融创新是负的金融创新。后来,有人往上报,用了“好的”和“坏的”,这个我不做价值判断,我只能是“正负”,这个是从金融创新的结果来看。今年5月,在银行家杂志举办的金融创新评奖会上,我进一步从动因和原因上做了分类,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源于技术进步,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它带动了这种金融创新应该是积极的,针对这种创新,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把监管跟上来就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类金融创新是什么?它是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你比如说民间借贷,为什么会产生民间借贷的风波?前年温州出事的时候,我正好在温州调研,9月份。那么我就发现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允许民间借贷进入正规的银行体系,由于你不允许办,金融需求又大量存在,怎么办?只好民间资本在金融体系之外进行交易,所以民间借贷才会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你的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再比如刚才讲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3年我们就主张给地方政府发债,给它自主发债的权利,但是我们一直不允许它发债,那么它又有大量的现实需求,城市化也好,基础设施先行也好,需要投资,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先是成立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开始是到国开行,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融资的期限比较长,成本也比较低,没有问题,本来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国开行商业化了,结果就是什么?导致了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了政策性银行,都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关部门重视到了以后一刀切,把平台的贷款伐掉了,我说不要一刀切,国开行应该要回到政策性银行,他说不行,现在商业化了,就应该按商业银行管。这个一刀切了以后怎么办?需求还在,所以各种金融创新就出来了,所谓信托,所谓理财,包括城投债,各种所谓的创新,实际上你去看最终的投资走向还是给了地方政府,只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隐性化了,所以你认为它没有风险,所以有关部门讲到贷款并不是很高,你看不见了。对于这一类所谓的金融创新,你靠监管是监管不住的,所以风险更大。这一类所谓的金融创新靠什么来解决?必须靠改革,包括财政和金融体制。

中央银行如何突然手软了?如果现在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又有担心,如果我们现在的银行不是过夜的,而是民营的,它敢跟央行叫板了?我们的银行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领导都是可能走到政府的层面去的。如果我们当初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时候不是采取保守的方案,而是采取分拆上市,这些国有银行分拆了以后,大家各地的属地化,如果是分拆改制的话自然就要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四,与对金融改革的反思:为什么过去十年金融发展这么快?我做了几个反思:

1、第一个假设,当初我们如果不是大规模将信用社统统合并变成城市合作银行,然后有变成城市商业银行,当时不是这么说,而是踏踏实实把信用社改造好,现在回过头来要发展什么小贷公司?信用社干什么?

2、第二个假设,如果我们银行合并以后,有关部门不是鼓励这些银行去争什么跨区经营,从城市商业银行变化区域银行区域银行,区域银行又想做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家都想做大做强。据我了解,有一些城市银行在外地设的机构有九个是亏损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大连的银行到杭州来设银行,为什么杭州人要把钱存到它那儿?据说,国务院分管领导批评过这个事情。

3、第三个假设,如果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时候不是采取整体上市的方案,而是采取当时存在的另外一种方案进行夫差改制上市,把四大国有银行打散了重组,重新依靠竞争发展起来的话,情况又会是怎么样?为了防范风险,它的做法很自然地就选择了上手审批权。这几年房地产(行情 专区)泡沫,讲国进民退,有没有金融改革的路径在做支撑?这也是值得反思的。

4、第四个假设,我们如果当初化解金融风险的时候,不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注资,而是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来,用执照换不良资产,如果是这样,民间资本进来办银行的话,它会为谁服务?首先为中小企业服务。

5、第五个假设,如果政府的资金不是用来救助一个一个银行,化解一个一个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是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退出机制来,你中央银行也好,监管部门也好,有没有必要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来进行微观干预吗?如果你有存款保险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的事是你银行自己的事,我只管国家的系统性风险。

我这里不是鞭打快牛,而是技术性反思。和其他领域相比,明显的,金融领域的改革走得是最快的,但是反思的结果不是由于我们金融改革走快了,恰恰是由于我们金融思想还不够解放,步伐不够大,方案太保守了,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而所谓渐进式改革,即使这些渐进式改革也是有关领导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有些老同志是反对的,但是这种保守的方案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把金融领域的高层培养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使得你进一步利率市场化的阻力加大;另一方面,利益主体,前不久郎咸平在广东讲很多外资捞了一笔钱走了,他讲的现象是对的,但是原因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治理我们的结构,不再有行政级别了。可事实呢?这些年我们的金融管理整个在倒退,我们的高管是组织任命,这一套东西谁都明白是维持不下去的,人家看出来这套东西玩不下去,又是变成了国有,然后代管给地方政府,代管了国有企业,等于又是政府自己跟自己玩,所以这套体系肯定会出风险。第三个利益主体,由于我们的金融机构整体改制上市以后,它追求的都是高端客户,所以里去看现在的机场都是我们这些大银行VIP,他追求高端服务,结果就使得中下层的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服务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一般的老百姓不一定有这样的金融知识,所以他并不了解这里的真相,结果就把责任推到改革上,使得你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加大。我们在享受渐进式改革的好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它的风险。

第五,中央银行软下来的后果。后果非常严重,无论是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也好,还是广大存款人中,道德风险将会迅速扩大。没有哪一家银行敢以存款人当人质,但是我们的国有银行就敢。其实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主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们还担心这个标题领导能不能接受,现在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危机,如果再不抓紧推进改革,再在那里犹豫,可以说危机为时不远。我们所有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是在高速度下掩盖的,那么改什么?金融改革,我实际上都在讲三大基础性改革如果不做的话,其他是做不了的。那么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发展方式的改变。

1、利率市场化。理由很多,紧迫性有两个,一个是温州民间借贷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轮紧迫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利率又是负的,所以使得大量的资金从正规的银行体系当中流到民间借贷。再有一个,国际上的风险,你要想对外开放,你要想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如果利率不市场化的话,这些事情是做不了的。这两个理由说明利率市场化必须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的,它会怎么做?利率市场化以后,很自然地会出现“高息揽存”,所以为了保证金(行情 股吧 买卖点)融安全,为了实现金融发展,必须实行金融机构的民营化。民营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民进,就是放开市场准入,让民营资本进来,很高兴有了这个迹象,监管部门已经表了态;还有一种是国退,各级政府的基金应该从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中退出来,有专家保守一点,提出要降低国有出口比例,这个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不是降低几个百分比,就应该是彻底退出。我想政府的资金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并不是说政府无事可做,政府要办好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策性银行比如国开行,现在国开行又要搞国内业务,又要搞国际业务,国内业务、国际业务分开,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日本改了很多年,现在还有专门提供服务的两家,我们中国这么大,多搞几个怎么不可以吗?政府应该多办政策性银行。

2、加快金融安全网建设。

财税改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引进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必须要解决它要有全面的财政财税改革,要解决财税的改革,要改善转移支付制度,要缩小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袱。

改革最核心的,现在投资为什么上不来?民间投资上不来不是因为民间资本没有起来,而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限制太多,即使现在做了一些事情,民营企业现在也不相信了,过去讲了36条,光说不做,大家没有信心了,所以在这点上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事情都要让民营企业来做,只有民营企业做不好的事情才由国有企业来做,这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要倒过来,民营企业是补充市场,现在要倒过来,国有企业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做民营企业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要靠民间资本不是因为经济下滑了,发展民营经济是利国之本,你去看过去清朝倒台,很重要的原因是铁路的国有化,国民党为什么倒台,很重要的是国有化,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推行国有化,加上通货膨胀。

我最后想说一点,我仍然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危机时候比拼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比拼的是经济转型的速度、体制改革的速度、结构调整的速度。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三次大的高涨。70年代末,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来了改革开放的高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潮,而且80年出了两次经济过热。90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掉得很迷,我们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的讲话带来了好转。第三次,90年代末,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中国经济增速防范,中国经济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我1998年陪吴老师调研了浙江,就是如何发展民营企业,吴老师提出了把出口权下放给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加入WTO,如果没有住房制度的改革,怎么会有出口快速增长?怎么会有房地产的快速增长?怎么会有所谓的国进民退?看这张图非常简单,就是中国30年的GDP,每一次高涨前面都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面都有思想开放。根据历史经验,如果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能够展开新一轮的思想开放,推动新的改革开放高潮的话,如果真正能够实现全面的对内开放,我相信中国经济还会有一个高潮,而且这一轮高潮将以民间投资为主导,如果做不到这点,那就非常危险了。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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