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轲 王磬:“社会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13-07-04 2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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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轲   王磬  

  

  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了吗?

  这一质疑之声,自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社会后便在海内外不绝于耳。2009年,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家彭轲(Frank Pieke)《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一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这被认为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他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

  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主要学术方向包括:现代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

  日前,彭轲在荷兰莱顿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

  

  一、党校:看得见的“共产党”

  

  政见CNPolitics《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主要基于2004-2008年间在云南地区党校的调研,为什么会选择党校作为研究对象?

  彭轲实话说,党校本身并不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但它是我开展共产党研究的起步点。我对共产党的兴趣由来已久——要研究当代中国,你不可能绕过共产党。但是,这个研究课题非常困难:“谁是共产党?”“共产党在哪里?”尽管共产党是无所不在的,但“共产党”本身并不是一个可视的、可触摸的客体存在。

  在我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党校”:在这里,一群跟共产党有关的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培训、甚至喝酒,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共产党”。这些精英干部包括公务员、教授、国企高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党校学员,而不是其他。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然后我决定,好,我要来研究党校。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了研究之后发现,党校并不是开展干部培训的唯一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司的入职培训,甚至是出国游学等都是干部培训的方式。

  政见CNPolitics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校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它现在的职能跟那个时候有变化吗?

  彭轲在历史上,党校其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系统化和规范化。它在80年代至90年代时才逐渐变成一个正规完善的培训系统,而那之前它的定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清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共产党规定每个县、每个省都得有相应规格的党校,但是它们做了什么呢?我在共产党的年鉴中看到,它们那个时候是非常随机的。比如说,中央决定发起一个政治运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它们就培训很多人来学习这个运动相关的知识、然后参与运动。这种培训基本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运动,比较随机。

  那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比如干部每隔五年需要培训一次,或者干部在升职之前必须接受培训——这些都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时党校才开始变成一个行政机构。这让我有点惊讶,此前我一直以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党校应该处在政党和权力的中心。

  政见CNPolitics这本书格外关注1992年以后的中国变革,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哪里?

  彭轲90年代以后的中国很特殊:整个社会开始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实现了迅速增长。但又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国家建设和党政建设迅速变革的时期。1992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这些关于党校的研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不为人知的:人们隐隐感觉到,政府从人们手中征收的税,被部分地用于党政建设,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每一块钱是怎么样被花出去的。

  那个时候,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结论。这两者也是非常符号化的概念:它们看起来是对峙着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对峙要多得多。现在人们会说,哦,当然。但是当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说,哦,共产党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嗯?共产党看起来竟然发展得还不错,怎么回事呢这是?……哈,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研究共产党吧!于是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共产党的书,来将共产党概念化。

  但是,它们并没有研究真正地揭示,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共产党是怎么花钱的;它在组织内部建设着些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建设的?将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来研究,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共产党并不能完全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包含了很多的内部复杂性。共产党内部有着怎样的发展动态?共产党不喜欢什么?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加入了共产党后,他们被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拥有自由?

  很多中国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他们会说,共产党很强大,很富有,但是也很没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公民社会、互联网、现代艺术、文学——所有这些与“自由”“现代”相关的东西。而“党”似乎只存在于过去,谈论“党”的人仿佛来自“石器时代”,他们可能将被历史的潮流淘汰。很多人也许想要利用共产党,但很少有人想要去真正了解共产党。

  政见CNPolitics你曾经提到,相比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责任感较弱、集体感淡薄。而中共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倾向,你怎么看?这是否有所矛盾?

  彭轲共产党并不是只培训已经存在的干部,它也采用了新的方法招纳年轻人。在招纳新成员的时候,招收初级党员和招收干部职位,是完全两回事。招收干部职位的体制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可以通过招聘考试系统来选拔:首先发布招聘广告,人们可以报考,优秀的申请人会被纳入共产党的人才库,日后当党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直接选拔人才。这也是从体制内部更新共产党血液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跟人才库中的一些人进行交谈,非常的有意思。比如有一个人,他的阶级成分非常“不好”: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官员,文革期间整个家族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但是现在,他作为当地博物馆的馆长,通过了考试后,被招进了人才库。这表示,他不仅可以担任文职,也可以担任更为重要的政治职务。这提醒了我,共产党的人才库之中其实包含了背景完全不同背景的人。那些过去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人,现在通过常规的方式也可以进入体制。这实际上体现了共产党在有意识地进行自由的管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会在今后的仕途中一帆风顺,也许到达政治巅峰对他们来说会有些困难。但不可争辩的是,他们现在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以及,如果现在你走到县里乡里去跟人们聊天,会发现这些基层干部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我不觉得这种改变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它们是被共产党有意识地训练出来的。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干部培训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原来互不认识的干部,形成一个新的网络”,这对行政体制起到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但是,这同时也滋生了裙带关系增大了腐败的风险。从你的研究来看,共产党是否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平衡这两者?

  彭轲“不要腐败”——党校学员几乎每天、每节课都会听到这句话。这几乎是所有干部培训的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腐败会让自己受伤,让党受伤,让国家和社会都受伤。但是如果你真的跟干部们面对面聊天,他们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课上学到的东西——包括关于反腐败的训诫、礼仪的培训、理论知识的习得——而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这本身就有一个矛盾存在:共产党开办党校的结果,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让干部们彼此变得更熟悉,也意味着更高的腐败风险;但同时,它也在强调,你们得遵纪守法不要腐败。

  政见CNPolitics2011年开始,培训官员道德被写进党校,中组部也提出要把“道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你认为官员道德是可以进行培训习得的吗?这是否真的有助于防治腐败?

  彭轲这种培训没有意义。一个常识性的误解是,尽管党试图在课堂上教授道德,但人们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培训而变得更有道德。人们可以精心准备通过党的考试,或者写很多关于道德的文章,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得更有道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党在不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时,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党的内部,不道德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党不只教授人们技能,也培训人们的道德,这个事实让我有点惊讶。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毛左的遗留物。如果在毛时代,人们也许会相信,通过培训教化可以把人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但这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很少了。在党校中,这一理念仍然存在,但是呢,除了“存在”这个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了。要怎样让学员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实没有好的办法,于是共产党不得不相信,它们就是存在着的。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信念,整个系统都会失去合法性。

  跟这些干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

  但我也在问一个问题:这有关系吗?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证明他们是在将理念付诸实践、并且真正有效地,这也许已经就足够了。

  政见CNPolitics你的调查过程中,是否曾经遇到过现实中和理念上都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彭轲有一些。但很快我就发现,相比于那些只在现实中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往往更具有批判性。一旦他们相信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但又同时看到了现实里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会很快失望,批判,变得愤世嫉俗。这里面的逻辑是:他们批判,是因为他们还相信着。而那些仅仅在现实中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很少批判,他们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践行着他们被告知去做的事情,并且在实践上尽可能地完善。

  如果我处在统治阶级的位置上,我也愿意拥有更多的“现实中的信仰者”,而不是那些由于对社会主义抱有过度幻想而心碎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点麻烦。这类人不只是指左派,可以变成任何派。只要人们真正地相信着什么,要掌控管理他们总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总是遵照着领导的吩咐去做事,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处在掌控位置上的人不是领导,而是他们自己。

  

  二、“新社会主义”: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中共关于干部领袖气质的培训不只针对知识储备和意识形态,也包括说话的礼仪、写作、吃饭、喝酒,等等。近年来,在国外也出现了为中国服务的干部培训项目,中共的干部培训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党培训,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彭轲就我的了解来看,西方的政治体制跟中国是不可比较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在西方的体制中,也有类似的干部培训,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它也灌输意识形态,只不过会以更加含蓄的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课程之中。但是政党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以各自的意识形态,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并提供这个群体特定的归属感。群体里的人们因为某些共同利益而感到彼此联结。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西方政党也许更加地自持:因为在西方的系统中,政党并不是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组织,而更多是一个用于争权的工具,帮助特定的群体去赢得竞选。它本身不去统治,而是培养那些可以统治国家的政治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参与到了统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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