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寻找改革抓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 次 更新时间:2013-06-26 21: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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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仍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问题,诸如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银行金融改革不到位、二元经济结构、国企垄断等,必须要进一步改革。改革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

  

  经济结构扭曲,非改革不可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前几年出口太多,消费明显不足。近年来,中央政府不断采取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但尽管如此,从2003年到2011年,居民消费率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42%、41%、39%、38%,一路降到2011年的33.83%。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居民收入严重不足,政府收入增长太快。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第二产业增长过快,第三产业增长很慢,不仅远逊于发达经济体,甚至不如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

  从国际收支法角度分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还表现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竟达到9%~10%的水平,现在慢慢在调整,已回落至高于2%,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减缓。

  中国有着高储蓄,总储蓄减投资等于出口,因此,消费上不去,就会表现为出口增长和高投资,但高投资也无法持续。

  上述国民经济的四大结构都既是相互独立,又是因果循环。比如,消费不足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居民劳动收入太低;第二,居民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压力下不敢消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80多个月中,居民又遭受了达1500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损失。

  要解决消费问题,就要提高收入。

  那么让我们在探究居民收入低的原因:

  在农村,在城镇化、工业化、追求GDP、做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冲动之下,地方政府收入大踏步提高,大量是靠土地收入,而土地收入中,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等才占到37%,有地方甚至更低,像浙江省是19%,亦即大量的土地出售后,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农民所得无几。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大项目越来越多,大项目中资本比例越来越高,劳动比例越来越低。生产要素和结构决定了分配要素,亦即在GDP总量中,资本投入多,自然利润就拿得多,劳动投入少,自然工资就拿得少,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谓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是生产结构问题。

  为什么居民收入低是生产结构的问题?为什么第二产业发展那么快,劳动收入却那么少?很简单,这是因为:

  第一,政府收入增长太快了。

  第二,国企不断扩张,撬动了杠杆。土地出让金中,政府自掏腰包的只有20%左右,其余全部是银行撬动的资金。

  国企大量投资又不分红,利润用于再投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政府垄断土地市场交易,农民利益受损;利率、汇率扭曲,低成本融资促动政府、央企的大量投资;水、电、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要素价格,有些尚在改革中,有些在试点改革,有些在酝酿改革,已改革的也不到位,对民间资金投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支出角度、收入角度、生产角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融合在一起,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想要简单抓一件事就将中国经济问题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尽快从工作方法论角度抓突破口,找寻抓手。

  

  城镇化不是改革抓手

  

  近来有专家提出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要进城,这其中有诸多障碍。

  第一,农民要进城变为市民,要享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有政府人士估算,每新增一人,政府财政需拿出8万元人民币。则1亿农民进城,财政要拿出多少钱?近来媒体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异地户口儿童教育问题的争论纷纷扬扬,市民意见很大,其实背后都是钱的问题。除此之外,还要涉及城市建设的容量问题、交通问题等,都需要大笔财政支出。

  第二,假设农民工进城了,那么进城后,还需要住房,特别是保障房;建好房后,居住社区还需要水、电、燃气、交通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钱。这些建设靠中央企业,可能完全靠不住。靠民营资本,则现在准入又是个问题。这又是一道改革,即非公经济资金如何投入?政府如何在管理上往后退,放给市场?

  第三,假设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农民要长期出下来,就要将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接过来;要供养这些人口,农民需要有长期收入,有长期收入就要有就业,有就业有要有创业。那么谁去创业?有些城镇可以搞大项目,但更多城镇没有矿藏之类理想的条件,只能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餐饮、物流等服务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这类企业中央企业是不会干的,而且有些门槛又很高,尽管国务院的细则出台了,就是落实不了,民营企业意见很大。所以这又是一道改革。

  归根结底,首先,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问题,而是资金问题。其次,城镇化不是搞房地产投资,如果全是房地产投资,会出现像某些城市建“死城”的现象。最后,扩大城镇化是为了推动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要扩大消费,当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是农村人口的三倍,由此可见,要扩大消费,主力军应是城市人口。

  综上所述,推动城镇化过程涉及整体提升消费层次、以及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不是改革的抓手。

  

  抓住两大核心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政府在一直向后退,市场一直在向前走。各种问题抽象概括起来,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顶层设计从政府高层开始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让一些没有当过“猫”、没有当过“老鼠”的来设计,肯定设计不出来,因为如果能设计早就设计好了,不必拖到现在还在强调改革。

  形象地讲,让一个看守酒窖的酒鬼,主动将酒窖的守护权交出来,可能吗?同理,让政府自行削权,可能吗?个别会有,但大多数不会。

  政府与市场的改革是一系列政策自动调整的结果,如果抓手找不到,我们可以转而专注于具体落实。

  下一步的改革要抓住两个核心,考虑两个结构的循环和脉络。

  两个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要素价格。

  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今天探讨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而是收入分配不公。此前十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为11.2%。吊诡的是,过去10年,与全国城乡居民年均增长11.2%同步的,也正是国民经济矛盾不停积累的过程,是社会负面情绪越来越大的过程。如果以后收入增长没那么快(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折算下来年均增长只要略高于7%即可),又会怎么样?因此,要解决收入分配,不是关注收入分配的总体提高。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让低收入人群尽快提高收入的问题。

  要素价格改革,必须制定出利于市场化的、更加富有弹性的方案,倒逼银行向前走,倒逼资金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

  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是财产收入的差距,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政府要改革土地制度。按照十七届中央全会提出的两个原则,农民的土地可以进入市场,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这关于土地补偿,有人提出要“公平补偿”。但应该强调的是“依法补偿”: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增值应属于农民,应该打破给农民补偿原地价若干倍封顶的规定。

  在城市,要让城市居民包括弱势群体敢消费,就要将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解决,而这些问题当中矛盾很大,非常复杂。

  在此背景之下,要推进收入分配和要素价格改革,就必须有土地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相配套。

  但要推进上述后两项改革,再加上当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和社保基金缺口等问题犬牙差互,则中央财政将面临的不是简单提高一两个百分点的赤字这么简单,而是肯定会出现巨大缺口,那么财税制度也必须改革。

  改革继续前进,就会倒逼国退民进,出售国有资产。现在国资委掌管着价值20多万亿人民币的净资产,完全没有必要,政府也无需绝对控股。政府可针对若干关键企业和重要行业,提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对的控股权,多余的股份出售,所得用以修补财政缺口。

  这样的改革,最终目的是真正还富于民,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

  改革坚决不能倒退,不能停止,要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起来,必然要有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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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金融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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