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晚清中国政论界的美国观再检讨——以梁启超先生的美国宪法与政制观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2 次 更新时间:2013-06-18 21: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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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是中国政治大变革的“过渡时代” ,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 的急剧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为了救亡图存,那一代的仁人志士以域外(主要是英、美、法、德、日)的思想资源、政治体制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改革之道 。

  在这一过程中,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属于顽固派、立宪派、革命党的政治家,都注意到了与中国体制截然不同的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既是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 的进一步深化,也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中国人企图以美国为鉴镜、变法图强的时代之强音。

  对于包括梁启超(1873-1929)先生在内的晚清政论界人士的美国观,笔者曾经有所探讨 。这里试图以梁先生的美国宪法与政制观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反思。

  

  二、美国宪法在晚清的传播

    

  对于美国宪法的零星介绍,自魏源(1794-1857)《海国图志》(1842年)和梁廷枬(1796-1861)《合省国说》(1844年)起,即已进入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视野 。

  据李文杰先生的新近研究,中国人第一次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文本由英文译成中文——时称《美国合邦盟约》,“最有可能出现于光绪七年三月至八月之间(1881年4至9月),且至少在六月,即已翻译出部分内容,并形成‘合邦盟约’这一对译‘Constitution’的汉译名”,译者系时任清驻美公使馆翻译兼办参赞事务的蔡锡勇(1847-1898)。不过,该译本并未刊印。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国内变法思潮风靡的背景下,《时务报》连载《美国合邦盟约》,这是该译本在问世16年后,首次公开刊印。遗憾的是,从现有材料看来,该译本似未引起思想界特别的兴趣” 。

  据笔者考索,关于美国宪法的全文汉译单行本,最早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留美学人章宗元(1877-?)翻译、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美国宪法》。据译者介绍,他“确依原文,逐句详译之。附以案辞,则采诸他书,录诸讲义者”,即章氏以按语的方式,对宪法文本加以解释或评论 。

  上述关于美国宪法文本的汉译本,无论是《时务报》的蔡锡勇译《美国合邦盟约》还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章宗元译《美国宪法》,其译本质量上乘,在当时立宪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应该会对当时的政论界产生影响。比如,1903年,革命党人的旗手邹容(1885-1905)在《革命军》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中主张:革命成功后,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还说,“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凡交涉之事,凡设官分职及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孙中山(1866-1925)先生之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也都是以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的 。他认为,“美国之抵于法治,赖宪法之力”;美国共和政体应“为他日我国新政府之师范”。待“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现共和” 。

  作为维新派的主将和“宪政运动的灵魂” ,当时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先生是否读过上述《美国合邦盟约》和《美国宪法》,尚无材料确证。但这两个关于美国宪法的译本,均早于《新大陆游记》(1904年)和《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1906年),而梁先生关于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制的看法,主要集中体现在此《游记》和《报告》之中。

  

  三、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先生的美国宪法与政制观

  

  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曾称美国为“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梁先生则把美国誉之曰“自由祖国之祖”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先生自谓“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并谦称“观察文明复杂之社会,最难得其要领”,但本着“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亦国民遗物之一端也。于吾幼稚之社会,或亦不无小补”,故作此《游记》。实际上,放眼晚清迄今这一个半世纪还多的长时段,在出自国人逾百种的旅美游记中,《新大陆游记》无疑是最为优秀者之一 ;从文化气质上比较,倘把梁先生比作“中国的托克维尔”的话,那么,《新大陆游记》可视作出自中国人手笔的“《论美国的民主》”。

  在《游记》中,梁先生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设计、运作的美国政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给出了其独到的见解。

  (一)对于美国宪法制定的议论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先生以历史学家的敏感,精确地对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历史定位做了有历史深度的归纳,即把“开宪法会议于费城”视为各邦“联合之第三着”。

  梁先生对1787年制宪会议、宪法作了夹叙夹议的评介,并把“开宪法会议于费城”视为各邦“联合之第三着”,“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矣”:1775年大陆会议之召开,“是为联合之第一着”;1781年《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之被批准,“是为联合之第二着,始略带法律上之性格”;1787年费城会议之制定宪法,“是为联合之第三着” 。

  值得指出的是,任公对于邦联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制的分析,在汉语学界相当有超前性 :

  彼时之公会(按:即邦联),谓之各政府之同盟体则可,谓之为一政府则不可。何也?彼各省(按:即邦)者(即各殖民地),无大无小,皆有一之投票权,不相统属,纯为群龙无首之气象。而此中央公会(按:即邦联政府)者,对于一市民,曾无有裁判权,曾无有征税权。中央之行政机关无有也,中央之司法机关无有也,仅恃各省之捐款以充国用。而各省所捐,又皆缓怠,时或无有;至各省及其所属之市民有不奉中央公会之命令者,公会无如之何也。

  “群龙无首之气象”,可谓对1781-1789年邦联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史的经典之解。其所以出现此乱象,乃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历史各种因素使然 。一直到1787年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且经各邦批准而于1789年生效、由邦联而转变为联邦即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的美国才算正式完成其建国的历史:“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家矣。呜呼!破坏固不易,建设良亦难。以美国之本来有无数小房者,从而加一大楼于其上,而其层累曲折也尚若此。苟非有群哲之灵,与诸国民之肃,则彼美者将不亡于战败之时,而亡于战胜之后也。嘻,亦危矣!”

  (二)对于美国总统制提纲挈领的评介

  梁先生注意到,“美国大统领”即总统 “其权力职掌,与他国之首长有所异”,并依据宪法规定,对总统之职权及其运行,从九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权、缔约权、任命高级文官权、签署法案权以及向国会提交咨文等义务 :

  一、大统领有总督联邦海陆军及各省民兵之权;

  二、大统领有缔结条约之权,惟须得上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之协赞。

  三、大统领有任命外交官、司法官及联邦政府各官吏(其宪法中特别规定之官吏不在此限)之权,惟亦须得上议院之协赞。

  四、有赦减刑罚之权(惟议院所弹劾之案不在此数)。

  五、遇大事故,有临时召集议院之权。

  六、国会决议之法律案,大统领有权拒之,或饬令再议(惟再议之后,若两院皆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前案,则大统领不得不画诺)。

  七、大统领有将美国国情禀告于国会,以政策呈荐于国会之义务。

  八、有效忠于法律之义务。

  九、有监督联邦官吏之义务。

  文中所谓“省”,即今约定俗成之美国的“州”,因晚清时最早介绍美国的史书,如出自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的《合省国说》、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部美国史即梁廷枬撰《合省国说》,往往以耳熟能详的中国行省体制下的“省”比附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故《新大陆游记》亦沿用“省”的说法。此说虽不符合美国的制度实际,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无大碍。文中的“上议院”,即我们统称的“参议院”。

  比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规定,可知梁先生上述之归纳,言简意赅,大致不差。

  在介绍了美国宪法之规定的总统的权力、义务后,梁先生还特地强调了总统平时“权力甚小”、战时“权力甚大”这一现象:“美国大统领之性质,其最与他国首长相径庭者有一焉,则在平时其权力甚小,在战时其权力甚大是也”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梁先生将之归纳为“盖在平时,国内行政大部分之权,在各省政府”;联邦诸政务“亦大率由立法部(即上下议院)”之法律所规定,故行政部(即大统领所属)无自由行动之余地。”倘遇到战事,即“若一旦与外国宣战,或国中内乱起,则大统领据其总督海陆军之权,且实行其效忠法律之义务,可以将一切权力悉入掌握中” 。梁先生随即以美国内战(1861-1865)时期的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宣言》为例,说明“大统领战时之大权,可见一斑”。

  最让梁先生不解的是,“美国大统领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其位者甚希焉。此实我辈异邦人所最不可解之问题也” 。在梁先生看来,美国立国之后的24为总统中,“除华盛顿、遮化臣(按:即杰斐逊)、林肯、格兰德(按:即格兰特)、麦坚尼(按:即麦金莱)五人,此外碌碌余子,其不借大统领之地位而能传其名于历史上,殆无一人也” 。在例举了威廉、皮特、格兰斯顿等“皆可称世界历史上第一流人物”的十位“英国大宰相”之后,梁先生感慨道:“求诸美国,足与颉顽者惟彼五人(遮化臣、格兰德)尚稍有逊色。嘻!咄咄怪事,孰有过此?” 对于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新大陆游记》结合英国政治学家的分析,从六个方面做了说明 。

  

  从乔治•华盛顿(1732-1799)1789年就任首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到1904年梁先生撰写《新大陆游记》时刚刚当选为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作为政治家的梁先生,仅把华盛顿、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格兰特(1822-1885)、麦金莱(1843-1901)视为“非常之人物”,且杰斐逊、格兰特二人“尚稍有逊色”。从历史评价的视角看,似嫌有失公允,因为在此期间出让美国总统的,如约翰•亚当斯(1735-1826)、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亦确乎美国总统中的佼佼者,向素为美国史家和美国人民所敬重,故梁先生所谓“碌碌余子,其不借大统领之地位而能传其名于历史上,殆无一人也”的论断,当系梁公因谙于美国史事而失之于武断之见。

  在分析美国总统“多庸材”的原因时,梁先生还有一些独出心裁的洞见:

  第一,梁先生正确地认识到美国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形若“寻常一公司之总办”:“大统领之在平时,不过一奉行成法之长吏而已,与寻常一公司之总办,其职务正相等” 。

  第二,谈到美国的政治文化,梁先生归之曰“美国自建国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职政体也” 。此一分析,亦相当暗合“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久远流长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

  第三,“庸材”总统“非有所大害于国”,所谓“忍小害以防大害” 。求诸1789年以来之美国历史,按中国人“雄才大略”之英雄史观,大概惟有1933-1945年在任、集狮子与狐狸双重特性于一身、身残志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既挽经济大危机于狂澜,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领袖,可谓名副其实 。

  (三)对于美国分权体制的重视

  梁先生已经在上面注意到了平时总统对于州事务无权干预的事实,还注意到作为“行政部”首脑的总统平时受制于国会(“立法部”)的牵制。梁先生在比较了英国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后指出:美国总统“非立法部一员也,故其宪法不许大统领及其阁臣提出法律议案于议会”。对于其原因,梁先生准确地将其归诸美国的分权体制 :

  何以故?彼等无列于国会之权利故。此亦政法上一有趣味之问题也。盖美国者,实行孟德斯鸠三权鼎立之义,而界限极分明者也。美国何以能如此?则以英国之宪法由天然发达,而美国则全以人力也。

  任公还注意到美国政治中心与社会中心“常不相合并”这一“美国之特色”:作为首都的华盛顿,并非全国的中心;各州所在的首府,亦非各州的中心。比照英国的首都伦敦、法国的首都巴黎、德国的首都柏林、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俄罗斯的首都彼得堡、日本的首都东京之类“全国中各种权力之集中点”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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