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2012—2013 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关注社会情绪 促进社会认同 凝聚社会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3 次 更新时间:2013-06-08 22: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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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秀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为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为相当的复杂性。

  社会心态包含的内容纷繁复杂,我们把焦点放在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上,着眼于社会心态的核心内容,重点关注构成社会心态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观中的社会共识、社会主导情绪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念这些核心内容。

  

  一、当前社会心态特点

  

  (一)心理健康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民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尽管居民自测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总体健康量表平均分分别为 85.56、80.88、78.87和 82.14,但有 20.3%的北京居民在自测测验中表现为心理健康不良倾向,22.5%的北京居民表现为社会健康不良倾向,7.0%的居民表现为生理健康不良倾向,自测心理和自测社会健康水平欠佳的人数比例,大于自测生理健康水平欠佳的居民比例,12.0%的北京居民在总体自测健康中表现出健康不良倾向。

  (二)生活满意度

  新近的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显示,2012 年居民生活满意度比 2011 年略有下降,在 2011 年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生指数课题调查结果中居民生活满意度为 3.46,2012 年居民生活满意度为 3.41。

  (三)社会安全感

  我们在 2012 年的调查中对交通、食品、医疗、劳动、财产、隐私、人身和环境的安全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食品安全、隐私安全低于 2006 年和2008 年外,其余各项均高于前两年的结果,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食品安全的不满意度始终居于前列,人身、财产安全感相对较高,而隐私安全逐年大幅下降。

  (四)社会公平感

  调查发现,北京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不高,在回答“您觉得目前的社会公平吗?”这个题目时,平均得分为 7 点量表的 3.87,低于量表的中间值 4,处于较低水平。

  (五)社会支持感

  北京市居民社会支持调查结果显示,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依然是居民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这和 2011 年《社会心态蓝皮书》中的“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压力及社会支持”中的结果一致,2006 年和2008 年的全国调查中均发现,非正式支持是支持的主要来源,其中亲属关系是主导的支持来源,由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党群组织等提供的正式支持的数量较少,覆盖面有所提高。

  (六)社会尊重与认同

  调查发现,农民工自尊总体平均分数与同龄的大学生相比偏低,自我否定程度偏高,自我肯定程度偏低。

  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不再满足于农民工这样候鸟迁徙的生存状态,他们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这种城市人的认同倾向越来越明显。

  (七)社会信任

  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总体信任水平进一步降低。2010 年 10 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对1171 名居民进行了社会信任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百分制的 62.9 分,刚过 60 分的及格线。2011 年 12 月中下旬这一调查的城市扩展到七个,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1943 名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 59.7 分,低于及格线。

  本次调查还发现,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由近及远分别是亲属关系、亲密朋友、熟人和陌生人。

  (八)社会情绪

  情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内心状态的反应,而社会群体的情绪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

  总的看来,怀有希望高于中值的比例占大半;满意的选择比较平均接近三分,高于中值的略多,低于中值的略少;平和一项高于中值的比例较大,近五成;负向情绪分布上低于中值的比例更高,分别在四成和五成左右。概括起来就是正向情绪分布在高处聚集,中性情绪分布比较平均,负向情绪在低处聚集。

  

  二、 社会心态发展态势和社会心态反映出的问题

  

  (一)多层次、高标准的民众需求挑战民生工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提出把民众幸福作为政府执政的理念,纷纷提出打造“幸福 XX”的口号,各级政府编制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许多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体系中经常把百姓生活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但是,令许多政府官员苦恼的是,政府的民生工程的推进很难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努力,多数民众的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或部分得到满足,但满足了温饱问题的民众对生理需求满足的标准提高了,洁净空气、无污染的水、改善的住房条件、保障健康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等,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这些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时出现,每一项都不容迟缓。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的需求成为民众反应最激烈的需求,同样,安全需求也需要更高标准的满足。安全感调查中,人身、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安全基本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如这些年来,社会性的安全食品焦虑、环境污染焦虑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情绪,同时,民众对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由环境污染为事件引发点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加之,经过几十年发展,社会已经差异化,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差别化,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已经成为新的必须满足的需求,这些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虽然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不同表现,但这些更高层级的需求与那些提高了标准的低阶需求会同时出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矛盾就会不断爆发。多层次、更高标准的社会性需求将给未来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二) 社会不信任的扩大化、固化,成为群际冲突、社会矛盾的温床

  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

  社会信任的一个特点是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不需要小心提防,但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信任的比例更少到只有 2 到 3 成。对于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不安的相互提防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正逐渐固化为我们社会的性格,长久下去将成为一种被不幸言中的不信任文化。过去一年中“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 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的是否真是周克华的质疑,等等,这些事件都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社会信任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近年来的社会信任调查中,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一些司法机关执法者不严格执法或违法乱纪,一些不法商人和医生见利忘义等等。根据对发生的舆情事件的分析,地方政府粗暴的强征、强拆成为网络排在第一位的维权事件,涉警涉法事件紧随其后。仅近期出现的在全国范围造成相当消极影响的事件就有,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湖北武汉老妇阻拆迁遭活埋案、浙江乐清钱云会案、辽宁盘锦拆迁枪案等等;刘志军、薄熙来、广州城管中队长王宝林、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等腐败案件;广州越秀区委常委方大国殴打空姐等事件;律师李庄案、王立军案件,湖南永州唐慧为被迫卖淫、惨遭轮奸的女儿上访申冤被判劳教事件等;以及“7.23”动车追尾事故,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故宫失窃案,双汇瘦肉精事件,“毒胶囊”事件等。这许许多多的事件使得本已陷入困境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信任也扩展到跨越这些关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贫富之间的不信任。药家鑫案件发生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信任,药家鑫在撞人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穷人难缠,害怕被讹,作为一个没出校门的学生拥有这样观念说明这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认识。

  社会信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普遍的社会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培养基。公共权力机构往往担心信息公开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掩饰他们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掩盖一些事实或不惜以公权力的失信为代价,编造事实,常常编制出一些可笑的,强词夺理的证据和解释,如司法机关对采用非法手段对待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致死的多起案件的解释死亡原因就有五花八门的令人啼笑皆非的 “躲猫猫”、“喝凉水”、“俯卧撑”、“做噩梦”和“发烧”等。这些虽然是某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别行为,但已经损害了整个司法从业群体的信誉,使得民众对司法机关信任降低。2012 年,经过长时间跨省追捕的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周克华被击毙,但许多人怀疑这一事实,由于得不到公安机关明确的证据展示,这种怀疑较长时间依然存在。2012 年 3 月 23 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的患者家属刺死一名医生、刺伤三名医生的血案也是由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引起的。更严重的是持这样看法的人并非少数,天涯社区对这一事件的网络调查中,有近半数人认为“医生不值得同情”。例如,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这个“蝴蝶”翅膀扇起的微风却掀起了巨澜,给中国红十字会这艘巨轮以重重的一击,杀伤力有多大,元气什么时候能回复,谁也无法预料,这完全是由于组织的社会信任根基不稳。

  社会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社会冲突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中。

  (三)阶层意识成为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心

  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个阶层,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愿望。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个人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每个人属于哪个阶层却并非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归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阶层的自我认同,他自己感觉到的在社会中的位置。近年来,我们发现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也就是阶层认同向下层移动,这其中包括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

  对不同阶层认同居民的社会心态特点对比发现,底层认同成为影响其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

  自认为底层的民众感到不安全感、不公平感更高,社会信任程度更低,感到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而这一较高比例的底层认同和弱势认同群体就可能是一个社会隐患。

  (四)社会群体更加分化,群体行动、群体冲突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也就是阶层的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以及本属中层的群体倾向于更低阶层的自我认同,从而使得中国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异常庞大的底层。而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社会心理学把群体决策更容易冒险激进称为群体极化,而这种底层认同也导致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化。

  近年来,在这种占主导的群体极端化下,又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大多是由利益凝聚的,多数是短暂的、松散的、无组织的,无目标或有暂时目标的群体。从近两年的一些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这种共同利益聚合的群体又分为累积型和事件诱发型两种形式,累积型聚合利益群体如乌坎村村民为了土地的抗争团结在一起,贵州安顺、杭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的行动集体,以及多地发生的工厂工人停工的集体。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他们的利益,通过松散程度不同的组织,希望达成他们的暂时的目标。事件诱发型聚合利益群体如温州动车事故受难家属,一些杀人案件、城管打人事件等引发的既无组织也无目标的群体性事件行为群体,以及像厦门和大连 PX 事件所导致的松散但有明确目标的“散步市民”群体。

  虽然这些事件体现为群体行动,但不属于群体冲突,而是群体向政府管理者诉求的表达。群体冲突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引发是因为利益冲突、观念态度冲突、身份认同等引起的。如湖州织里镇发生的抗税事件是发生在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富士康一线工人与保安人员暴力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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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主与科学》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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