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一个初步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09: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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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美国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也是迄今历时最久的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1987年是美国宪法制订200周年。我国对美国宪法的介绍始于清道光年间,这之后出现过许多相关的著译作品,大约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一

  

  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人用血与火“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在知识界,也引人注目地兴起了一种以介绍外国史地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比较准确地说,中国人对美国宪法的了解大体上是由此肇其端的。

  当时对美国宪法的介绍主要局限于一般的外国史地著作,有代表性的是魏源1842年的《海国图志》,它据林则徐所译《四洲志》及高理文所著《美理哥合省志略》, 对美国宪法作了较早的粗线条的介绍。在50卷本《海国图志》卷39及100卷本中的卷59分别介绍的“国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宪法。他介绍美国总统制和议会制道:“公举一大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在《海国图志•后叙》中,魏源发表感慨说,美国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

  与魏源同时代的梁廷枏1844年在广东刊印了《合省国说》,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门介绍美国的著作。在该书卷2,梁廷枏详叙美国“新定‘条例’十有七款”,“凡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另涉及宪法鼓励贸易、鼓励发明诸项。梁氏感叹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凡此等等,皆“创开辟一未有之局”。1873年,李善兰为《米利坚志》作“序”称:美国总统系“定例四年一易,传贤不传子”,自华盛顿始,至今百余年,国家“长享太平,日盛日强”,此乃“非常之功也”。李圭1876年游历美国、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之后,于翌年撰成《环游地球新录》,其中介绍了与美国宪法有关的议会、总统制等。概括说来,上述叙论仍是相当粗糙的,但终究是开风气之先,意味深长。

  

  二

  

  清末民初,亦即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宪法对中国政论界开始产生影响。

  1901年5月出版的《国民报》曾载《20世纪之中国》一文,它写道:“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者,踵相接,背相望;是故我今日即不会亡国为奴之惨,亦当外鉴当世,而蹶然兴起矣”。 陈天华在《民报》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赞叹说:“共和善,共和善”。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第6章《革命独立之大义》中主张:革命成功后,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还说,“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凡交涉之事,凡设官分职及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考察这一时期革命派的美国宪法观,当不能不特别论及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灵魂,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孙中山都是以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的。他认为,“美国之抵于法治,赖宪法之力”。 美国共和政体应“为他日我国新政府之师范”, 待“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现共和”。 不过到后来,孙中山为创立“20世纪之完全宪法”,在借鉴美国宪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五权宪法”。这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之一。

  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的改良派,对美国宪法又是持什么态度呢?这里不妨拿它的领袖之一梁启超的有关论述略作介绍。梁启超曾称誉美国是“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中,他对1787年制宪会议、宪法作了夹叙夹议的评介,并把“开宪法会议于费城”视为各邦“联合之第三着”,“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矣”。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同年秋冬间,梁启超撰写《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建立设上议院时,他说,“考美国之制,其下议院代表人数,其上议院代表省份,……不问省之大小,人之多寡,而每省总以两议员为额。夫苟有代表省份者,而无代表人数者,则大省之权利必为小省所压,而势不均;苟有代表人数者而无代表省份者,则小省之权利又为大省所压,而势亦不均。故美国以两院各代表其一,诚斟酌调停之妙用,法至良,意至美也。中国政体虽与美国殊,幅员则与美国等,以大国而行立宪政治,欲求餍举国之望,舍此末由”。 论司法权以独立为宜时,梁氏也以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三节为据 。论及地方自治时,他也主张除日本外,“势不可不兼采美国”。 这表明,不仅革命派的孙中山,而且包括改良派的梁启超,也深深感到美国宪法很有值得注意的优点。

  

  三

  

  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在中国,美国宪法的全文汉译单行本最早是光绪28年即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译者章宗元在其“提要”中高度评价美国宪法,称它为“各国成文宪法之祖也”。据章氏说,他是“确依原文,逐句详译之。附以案辞,则采诸他书,录诸讲义者”。在宪法文本翻译的同时,章宗元还以按语的形式,或作解释,或发议论。例如,在谈到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关于选举议员时,译者按语说,“[此处]所云此外人民者,专指黑奴而言,此为迁就当日有奴之主而设,非至公之法,此由蓄奴者享合众国参政之权独多,致蓄奴之弊,久而不能革,卒召南北分裂之祸。南北战后,始改正宪法”。 这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2年(1913年)出版的美国人卜布尔著《美国宪法释义》一书,性质同上。除宪法文本及第一至十五条修正案译文外,还有解释性说明文字,译者沈允昌最后总结说,“此为世界最古之成文宪法,而宪法于今日之强有力,更为历史上所未有,因此宪法遂建立一世界所未曾见之共和政体,且不能背近世各国一世纪前所发生之自由精义”。

  江南制造局刻印的海丽生著、舒高第口译、由郑昌琰笔述、经陈洙润色的《美国宪法纂释》,出版于1907年,是我们所读到的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较为完整的一部专著。凡21卷[章],涉及宪法渊流、国会、总统、内阁、度支部、陆军部、邮政部、水师部、内务部、农部、大理院,并附有美国宪法及其续增修正案的中译文。1929年10月,上海启智书局还出版过日本学者藤井新一著《美国宪法政治之民主主义论》(丘仰飞译)。1933年5月,上海华通书局出版《美国宪法总纲》,这是第一部篇幅较大的专门论著(303页),由美国学者基托(William B.Guitteau)和伟勃斯脱(Hanson H.Webster)合著,陈任生翻译。据译者说,这本书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在仅仅10万字的篇幅[中],著者能够把美国宪法各条的正义及其史的背景,解释无遗;第二,关于美国宪法的运用及其政治制度,又有一贯的系统的说明”。 稍后,北平印行了孟罗(William B.Munro)著、郎依山译述的《美国宪法通论》(1937年),较之前书,它更具史的特色。“译者的话”说:美国宪法“确开自由主义未有之先例,为各共和政体之模范”。1787年宪法及其后来的修正案使美国“自脱离英国独立走入宪政后,是越发伟大起来,这虽不能说是宪法的功劳,其中也大部分不能不说是宪法的力量”。据译者自述,“我所以要译这本书的动机,因为这本书不但是一本佳作,且其内容又极为精洁扼要,实例尤多,为研究宪法者所必读”,况且,“在我国这次将要走入宪政时期、行将公布宪法伊始,为完成我国宪法未来之伟大使命,供我国宪法将来之修正参考计,感到这本书有介绍于国人之必要”,“译者之主要目的即在于此。”

  1948年6月,严欣淇译述的《美国宪法原理》问世。这是一部文献资料集,实即今天所说的《联邦党人文集》在我国最早的选译本。据译者介绍,中文版是依照麦克林公司1788年所刊“原文之正本”,并参照1886年之洛淇版本,“以补初版之不足”而译成的。为“便利于行文及使人易于起见”,以“去繁就简”为原则而加以编译,“重复处多加以删节,其有不切目前情势者,则加以删去,但竭力保持原书之精华”。何以翻译此书呢?这是因为“译者鉴于美国今日之富强繁荣,实皆当初开国元勋制定宪法之功,兹复值吾中华民国推行宪政之际,爰有是书之译述,以供国人之参考”。翌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比尔德的垂世名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观》,这是中国学者在介绍美国宪法方面的重大收获,该书由何希文翻译,系该馆“人文述作会从书”之一。

  

  四

  

  与译著出版的同时,也陆续有中国学者开始尝试着对美国宪法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是应予专门叙及的。

  时间较早、学术性较强的当推佩弦生的《欧美各国立宪史话》,这一连载长文称美国为“民主政体之鼻祖”,“其宪法之完备,政体之善良,能使欧美诸邦以忭食歌泣,以随其后”。 史国纲的《美国宪法之背景及特点》 ,可以认为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专门学术论文。该文开篇即说:“许多关于美国宪法的书籍,给人看了以后所得的形象,好像美国的宪法,是几个大人物手创和拟定的。实际上呢,却并不如此。不知道历史上的背景,再不能明了美国如何有这个宪法的产生”。他认为,“美国宪法乃是大规模联邦制度的首创,同时也成了以后这种制度的模范”,“这是美国宪法最大的特点和最有贡献于世界的”;“法制精神,也是这个宪法的特点”。其三权分立和制衡制,“合于那时政治思潮的潮流,免了有大权独揽的弊病”;同时,“美国各州相处甚安,并无内战,也要归于这个宪法”。该文的结论说,“美国的宪法正是理想的宪法,就是在我们这一世时,也难有理想上的东西,不要说那时候了”。

  再就期刊而言,《法学杂志》1933年连载的《美宪新论》 是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篇幅最长的文章。它按成文宪法、联邦制、权力[利]宣言、总统制、制衡政策、代议制、司法管理、结论等分作8章,详加阐述。其结语写道:“美国宪法,……其行文也,既非易于显露之法律,又无最后标准之规定,不过一种人类之工具耳。其所规定政策之制度,于彼简易句章中洋洋大文间,诚不易窥见之;特其广量之南针,即于此而裁定其智敏之妙笔焉。自美国创世后,历数十百年,此种事实,完全盘旋于吾人心理思想中而实验之。虽云不安全,不确定,但其为用也,诚善且甚善焉”。1936年2月,储玉坤曾著文分析美国宪法在1787年制定时的背景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并考察了美国宪法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它修改的方向与途径。关于其时代背景,储认为,它“一方面受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又受了法国政治思想的洗礼;再加美国由13个自由独立的州结成为邦联,进而团结为国家制定宪法的,无疑的,它的特质为时代背景所熔铸,即联邦主义、三权分立、刚性宪法。美国宪法在150年间,曾发生了不少的演变,但都是缓和的”。作者作出了如下有意思的结论:“由美国社会的实情看来,1787年的宪法决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且部分的修正,也不能解决美国现时的急难。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干脆地撕掉那部过时的宪法,取消联邦主义,打破三权分立的观念,而随着时代的演变,为了适应现代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 作者似乎黯于美国国情、且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遂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

  除上述文章外,大体上与美国宪法有关的文章还有《美国宪法与女子参政权》(《妇女评论》,1902年,2卷10期)、甘永龙译《论美宪法中之宗教及美政府之待遇传教士》(《东方杂志》,1913年,10卷1号)、卢蔚乾的《美国宪法之精神》(《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5年4月1日;《社会科学特刊》第9期,1925年4月15日,同上,第10期)、马润痒译《美国宪法的修正问题》(《时事类编》,1935年,3卷15号)以及钱乃信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6年,7卷1号)等,兹不详志。

  

  五

  

  新中国成立迄今的美国宪法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5年

  在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是以对美国宪法进行批判为主,缺乏客观生。最早出版的介绍美国宪法的文字,见诸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1950年4月修订再版)和潘非的《美国简史》(1951年4月版),都相当简单,且在史实上有不少讹误。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1953年)是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通史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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