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文人们的“学大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3-05-07 10: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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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  

  

  1977年时我24岁,正是满脑子青春幻想的时侯,加上又迷上了文学,是单位里小有名气的“秀才,”便被主管部门--当时的金华地区文化局看中,抽调去当了一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

  那时侯“四人帮”刚刚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之余,都憋足了一股劲,要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十年功夫再夺回来,可怎么夺呢?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上上下下奉行的大都还是老一套,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领导们又习以为常祭出了“农业学大寨”的看家法宝,这回不但声势更大前所未有,还变了点新花样,就是城里的机关部门一个不留,全部都搬到农村里去现场办公。

  命令一下,当时的金华地委、行署机关几乎是连锅端,全部搬迁到以农业为主的龙游县农村去办公,一个部委包一个公社(乡镇),一个局包一个生产大队(村),还要自带铺盖自办伙食,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天换地。城里偌大个机关只剩下几个看门的,连单位印章也按规定带到了乡下,城里有事要签字盖章,一律要坐火车到乡下去办理。

  命令下来的时侯正是三九隆冬,那些如火如荼的动员会却开得我热血沸腾,立刻打起铺盖随着文化局来到临近铁路的龙游寺后公社柳村大队。到了那里才发现,村里的百姓们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面并不欢迎我们。农民最讲实际,他们欢迎的,是手里掌握着钢材化肥的物资局,或者是拥有良种农技的农业局,甚至是开山劈路的交通局,教书育人的教育局,而我们却是个只会演戏唱歌耍笔杆的“锣鼓班,”因此前来迎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和群众,脸上的笑容似乎都有点儿勉强。

  由于我当过兵,所以除了包一个生产小队以外,还要负责大队民兵连的工作,这实在让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自小生长在城市,除了在中学时学过几天“农,”还从来没有干过农村工作,如今却突然要面对一个生产小队与民兵连,心里着实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好在有局里领导和老同志在,我暗下决心向他们学习,力争早日打开工作局面。

  局里的老同志果然很有经验,其中不少人是老机关,从“反右”到“文革,”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闯荡?全都成了些久经风浪的“老泥鳅”,所以我们“锣鼓班”不敲则已,一敲起来就出手不凡,奏响的,全是些“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我虽然没有经验,当时硕果仅存的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却是看过一遍又一遍,有句话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也就用书里的人物与故事铨释眼前遭遇的人和事。进村不久,就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进驻的,可是又一个东山坞,这村里的支部书记,可是又一个马之悦?”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把村里的老支书隔离起来一审查,果然发现了很多多吃多占欺男霸女的劣迹污行。于是立刻将其撤职罢官,组织批斗,然后由我们主持选出新的支部书记。新支书根基未稳,自然要紧紧依靠我们,于是工作组便一呼百应,局面似乎很快就打开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锣鼓班”还是很有些办法的,村里被我们整治得有声有色,焕然一新。譬如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时,队伍前面总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还有人恭恭敬敬捧着伟人像。中间休息时,安排点政治学习唱唱革命歌曲什么的,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们这批人还有一绝,就是个个都能写会画,许多人后来不是教授就是名家。我和另一位后来的著名画家尤其繁忙,我负责写标语口号,他负责画壁画,我记得当时标语的内容都是些“实现农业机械化”之类的豪言壮语,那些壁画也都是想象中的新农村美景。我们还在墙上写下了许多自已创作的诗歌,虽然只是些“渠水哗哗红旗飘,农业生产掀高潮”之类的顺口溜,读起来倒也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别人有没有被感动不知道,反正那些日子我自已是先被感动得豪情激荡。

  等到村里边被我们画得红红绿绿,诗意盎然,地里边也己是花红草绿,春耕的时间到了,这回真得要种田了,我们这些什么农活也不会干的人,似乎只有向农民学习,听他们指挥的份了。其实不然,几天以后我就惊讶地发现,自已竟然又掌握了春耕生产的“指挥权”,竟然能神气地指导老农民怎样种田了。原来那年上级规定插秧必须密植,秧苗间矩一律要在“6x6”之内,可农民们习惯了以前的间矩,插秧插着就不知不觉变宽了。于是我那些天的任务,就是背着把尺子在田间巡视,负责尺量农民插秧的间矩,凡是宽了的一律要返工,不然就扣工分。说来好笑,我们这些什么农活也不懂的外行,竟然煞有介事地指挥起农民种田来了。

  说话间又迎来了“双抢,”(即抢收抢种),这是南方农村中一年最忙碌,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正值暑夏,天气炎热异常,紧张生产的气氛却更加热烈,我们天天忙得象打仗一样,天不亮就吹响哨子吆喝大家下田,又和农民一起割稻插秧,晚上还要和队干部一起计算进度,安排第二天的农活。干着干着,我心里却又出现了一个疑问:按理说农民应该比我们更加关心生产,热爱土地,可这里的许多人怎么竟然显得有些不关痛痒,对当前的劳动生产无动于衷呢?一些农民表现得很懒,大清早竟然要我们工作队员一而再再二三地上门催促,才肯下地干活。这样的情景,象极了我们所崇敬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村,他就曾痛心疾首地发出过俄罗斯农民不再热爱土地的惊呼,鞭挞当时现实对农民们的蹂躏盘剥。可那毕竟是在百年前的沙皇俄国呀?怎么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天堂”人民公社,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在队里呆得时间长了,我又有了个惊人的“发现,”队里最老实肯干的,往往并不是那些贫下中农,反倒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些人默默干活,任劳任怨,付出的最多,得到的却最少。而一些在我看来纯属偷奸耍滑,油腔滑调的落后分子,反倒是出身于三代贫农,苗正根红。这样的现实和教科书上描写得截然相反,与文学作品中表现得也大相径庭,不由让我一次次陷入到深深的困惑与思虑之中。

  不久我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告别乡村去浙江师大读书,很快又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浩荡的春风,从那依然牵挂着的村子里开始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再不要任何人催促,自已就把田种得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而那些地富反坏子弟也都和父母一起摘了帽,重新拥有了尊严与权利……我的那些疑感,也渐渐消逝在了越来越浓烈的春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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