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峰:盛世的历史密钥:施政包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13-03-21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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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峰  

如所周知,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封建治世的典范——“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为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形成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思想和原则,取得了卓越的政治成就,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不仅为有唐一代的施政创立了规制,有力推动了大唐帝国的强盛,而且为后世诸封建王朝留下了丰厚的施政遗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天,贞观之治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其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概要而言,贞观之治的施政包容性,可举出如下数端。

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是大智慧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关键是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显然是政治上的一种包容和成熟、一种豁达和开放,是大度量,也是大智慧。与其相反,不了解掌握全面情况,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甚至刚愎自用,历来是施政之大忌。

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学界公认,《唐律》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

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教和道教皆可益于教化,利于施政,说:“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与汉代自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比,显然具有兼容性。由于各有自己的宗旨和理论体系,三教之间的冲突辩难时有发生。

唐高祖、唐太宗等皇帝都曾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即所谓由皇帝主持的“廷争”,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而且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促成了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促成了唐代文化宏大开阔的多元发展格局。三教之间经过唐代长期的相互吸收融通,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成为宋明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其中儒教着重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佛教讲求人的身心的内外协调,侧重人的自身矛盾的调节;道教讲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可以说,三教各有价值,功能各有侧重,渗透互补,汇通融合,保障了唐宋以后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研究这一绵延发展过程,明显可见唐太宗确立的“三教并用”政策发挥了奠基与开创作用。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

唐太宗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高度重视官员尤其是朝廷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同时,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唐太宗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

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气概非凡。唐太宗很欣赏魏徵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改容礼之”,捐弃前嫌,擢拜魏徵谏议大夫,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突出反映了唐太宗在选官用人上求贤若渴、大度容人的宏博度量,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这种多元性反映了群臣所代表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能够更加广泛地关照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障了施政的更多合理性。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名额,更多地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任用官员,进一步扩大了政权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力保证了贞观政治的先进性。

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发展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度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场景,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大唐天子。大唐帝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昌盛和开放,“怀柔荒远”、“协和万邦”,引领着世界潮流。同时,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唐代文化的多元繁荣。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高度发展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也为大唐帝国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唐代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国家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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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9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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