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江:资本、政党与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6 次 更新时间:2013-01-2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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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江  

摘要:政党最初形成的动力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因而是促进民主制度形成的动力。如果资本成为政党形成的主导力量,政党就可能成为资本获取利益的工具。意大利力量党即是一个资本主导而形成的政党,党与企业在组织上形成共生关系。该党将企业营销方式运用于政治活动,连续竞选获胜;利用执政地位,为企业获得众多利益,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利益冲突与政治腐败。意大利力量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符合程序性选举民主,它的连续当选及其引发的持续的利益冲突正是代议制民主陷入困境的标志。

关键词: 资本; 政党; 政治收益; 利益冲突; 民主困境

在政治学理论中,政党与民主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沙 特 斯 奈 德 看 来: “政 党 创 造 了 民主……取消了政党,民主是不可想象的。”[1]( P1)布奈斯亦写道: “政党是不可避免地,无人曾经说明,如果没有政党,代议制政府可以怎样运行。”[2](P119)这里涉及到的政党,基本上属于从各种社会运动转变而来的政党。对于这些政党来说,金钱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其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阶级、宗教信徒等)为争取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斗争,正是这些具有相同或者不同需要的社会群体的斗争才形成了民主的动力。这些政党是典型的外部动员型政党。所谓外部动员型政党,即“由未在国家政权担任职务的领袖建立的政党”,“它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选民进入政治体制”,[3](P5)其形成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冷战结束后,意大利老式政党日益衰落,新式政党形成并连续竞选获胜。当资本主导的新式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政党对于民主的作用也许就改变了,以政党竞争为特点的代议制民主因此陷入困境。

资本主导型政党的形成

意大利与西欧各国一样,在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基督教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不同类型的政党,但真正的政党政治在 1945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经历,战后意大利宪法将政党制度化为国家的补充,政党的存在既为民主化提供了机会,也是民主化的保障。因此,在战后最初的20多年里,意大利政治实际上是由政党决定的。意大利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在西欧国家中独一无二,而且其政党政治事实上是非竞争性的,在将近半个世纪里,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控制并占据着中央政府。“基督教民主党特别是党的机构掌握了太多的权力,选举出来的代表则权力有限。”[4]( P1)所以,到了 1970年代后期,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在使用一个新的词汇“par-tyocracy”来描述意大利政治。[5]( P36)此后,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逐渐陷入了危机。

真正填补政治真空的不是那些为意大利人所熟悉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左翼民主党,而是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传媒大亨、AC米兰足球俱乐部主席贝卢斯科尼及其在仓促之间组建的意大利力量党。

贝卢斯科尼在 1980 年转行到电视行业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商。在 1981年建立了第五频道之后的不到十年里内,他所有的菲林韦斯特公司已经垄断了意大利的私人广播电视市场。菲林韦斯特商业战略的关键要素是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除了提供资金,菲林韦斯特还以自己的电视频道为这个党提供舆论支持。作为回报,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几个关键的决策帮助菲林韦斯特公司在意大利传播网络中形成垄断地位。

由于同基督教民主党存在长期紧密的庇护与依附关系,当基督教民主党等瓦解时,贝卢斯科尼面临巨大威胁,同时也面临重大机遇。威胁来自于可能竞选获胜的左翼党对菲林韦斯特怀有敌意,而公司正陷入债务困境并面临对其不利的电视广播法案的改革,这些都将损害公司的金融地位;正在进行的针对贝卢斯科尼庇护人的反腐败调查也可能导致对菲林韦斯特及其所有人的调查。但是,右翼政党的瓦解,又使得菲林韦斯特可以借助自己遍布全国的媒体和组织资源,直接干预意大利政治,重组中右翼力量,防止左翼政党获胜。所以,贝卢斯科尼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这既是为了消除威胁,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雄心。[6]( P1)

在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参加 1994 年选举后,贝卢斯科尼指令菲林韦斯特下属的广告公司 Pubitalia80 暂停正常的商业活动,转而专门督促新政党的建立。Pubitalia80 的职员在力量党的建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借助于 Pubi-talia80遍布全国的分公司,一个意大利历史上甚至可以说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该党准备参加 1994 年选举的候选人也被挑选出来。力量党根据三种情况推举候选人: 菲林韦斯特公司的能干的雇员、贝卢斯科尼的亲密朋友及其生意上信得过的合伙人。“最引人注目的,是菲林韦斯特的所有者成为党的领导人与总理候选人。”[7]贝卢斯科尼建立的意大利力量党是政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型的政党,它实际上是政党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依靠个人资本,将政党组织与公司结构一体化而建立的完全按照商业化原则运行的政党。“力量党建立十年后,党仍然牢牢掌握在菲林韦斯特所有者手中,党的主要政治与战略决策仍然由贝卢斯科尼及其私人小圈子在非正式的会议上决定,这些会议往往在贝卢斯科尼的某个私人住宅中进行。”[7]

根据力量党的运行方式,一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为商业企业型政党。实际上,意大利力量党是一个依靠资本的力量建立并依靠资本的支持运行的政党,党需要的所有资本都来自贝卢斯科尼个人所有的公司。在政党的历史上,获得过资本支持的政党不少,却没有一个政党完全由某个资本家所拥有并依靠其资本投入生存与运行。主导意大利力量党形成的是资本,如果没有来自贝卢斯科尼的资本投入,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建一个具有全国性组织体系的政党并在竞选中获胜是不可能的,因此,称其为资本主导性政党或者资本化政党更恰当。

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政党在贝卢斯科尼的一手打造下迅速形成并一跃成为意大利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政党,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意大利的政党政治。力量党建立不到三个月,就赢得了1994 年选举。虽然因为各种原因,贝卢斯科尼在担任总理七个月后即被迫下台,成为战后意大利任期最短的总理,但2001 年他卷土重来,再次带领力量党赢得选举,紧接着在 2008 年又第三次赢得选举。意大利力量党成为意大利第二共和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党,意大利的政治版图因为力量党的出现而被改变。

力量党的活动方式与政治业绩

力量党之所以能够三次竞选获胜,原因恰恰在于其没有历史传统,缺乏政治经验。因为具有历史传统,富有政治经验的政党往往已经丧失了创新的能力,即使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创新。力量党表面上的劣势实际上成为其优势,即没有历史负担,可以进行其他政党无法想象的创新。“贝卢斯科尼在政治的许多领域引入了根本性的创新,新的竞选方法、新的领导风格和领导语言、新的意识形态内容。”[8]所有这些创新都对意大利的政党和政治体制、政治传播以及意大利民主的品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感受到力量党竞选方法创新的可能是外国记者。在 1994 年大选前,一位美国记者写道:“给位于罗马的力量党总部打电话,在等候时,你可以听到党歌,然后是一句口号: ‘ForzaItalia!'这是意大利球迷为国家队欢呼时喊的口号。”[9]这句口号也成为力量党的党名,力量党的所有标示都是蓝色,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蓝色球衣。与此同时,贝卢斯科尼与力量党的其他候选人将足球术语广泛用于竞选活动,被使用最多的是“上场”和“开始比赛”两个术语。作为AC 米兰足球俱乐部主席的贝卢斯科尼,显然是有意识地针对意大利人对足球的无比喜爱,成功地将足球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意大利特色又能产生令人难以想象效果的足球政治学。

在 2001 年大选来临前,一本 128 页装饰精美的图解本书名为《一个意大利故事》的贝卢斯科尼传记被送到每一个意大利家庭。这本传记赞颂贝卢斯科尼作为企业家的超凡能力,对体育运动的无比热爱,作为政治家的果断与勇气,还有他那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责任心。该传记告诉意大利人: “友善、诚实、忠诚、喜爱冒险、快乐和求知欲,就是贝卢斯科尼的特点。”贝卢斯科尼被描绘为意大利版的美国梦典范,但比他的美国同行更尊重朋友和家庭,更时尚,更有审美眼光也更具吸引力。力量党的竞选策划班子策划的这样一个行动显然是将市场营销方式大规模运用于意大利选举中,这样的方式在意大利是第一次。

每当选举来临或者遇到麻烦,Pubitalia80都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专门对贝卢斯科尼以及力量党的所有候选人进行形象设计。形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姿态、手势、面部表情、小道具、话题设计、背景的格调、视觉元素和语言元素的关系,都可以表达丰富的含义。一位意大利学者在研究了贝卢斯科尼的各种肖像后确信: “贝卢斯科尼的正式肖像被仔细设计以细致地传递精确的思想。”[10]

1994 年的选举,力量党是第一次参加,此前,贝卢斯科尼已经是一个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媒体大亨。为了表明与所有老式政党的区别,贝卢斯科尼的肖像专门设计带有一个明显的微笑,“这个微笑后来就成为贝卢斯科尼的特征,为他独有的成功的企业家、娱乐界明星与散发出生活乐趣的特性。这个灿烂的微笑在意大利政治语境中是非同寻常的,它反映出一种美国式的、因而是现代的表达风格。”力量党的所有候选人也以贝卢斯科尼的肖像为模特儿,目的是展现力量党的“企业形象”。[10]

身为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深知媒体对公众意识形成的影响力,更知道如何制造媒体事件以吸引社会注意力。在 1994 年选举前,菲林韦斯特所掌握的电视频道就在节目中选择性地播放可以帮助贝卢斯科尼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节目。一些政治和社会评论家被动员起来参加菲林韦斯特三个频道的节目,以传递贝卢斯科尼的主张、思想和理念。

力量党所使用的这些方法,在意大利历史上前所未见,其效果自不待言。正是意大利力量党在世界上实现了“体育、大众媒体与政治的史无前例的结合”。[11]这种结合一经出现即震动了意大利。贝卢斯科尼作为媒体大亨与足球俱乐部主席,可以有效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而且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当他使用这些方法时,其他竞争对手是难以模仿也难以对抗的,因为他控制了意大利的几乎全部私人广播电视,还掌握着几家报纸和杂志。由于拥有大众媒体资源的压倒优势,贝卢斯科尼不仅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运用他及其助手熟悉的市场营销方法将力量党的所有候选人以富有吸引力的形象推向选举市场,还可以有效地通过控制资源使用,压缩竞争对手的传播空间。在 1994 年的选举中,贝卢斯科尼在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媒体资源的同时,操纵媒体,挤压竞争对手对媒体的使用。在媒体时代,对媒体使用的差别必然对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

由于获得了成功,也由于为了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性,还由于力量党本质上是一个家族式政党,因此,贝卢斯科尼坚持将力量党看作是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政党。力量党的组织与菲林韦斯特同构,不仅党的成员,而且还有党的活动程序、组织设计以及活动经费的使用方式都直接由企业方式转变而来。菲林韦斯特的商业理念也被转变为力量党的理念。所以,力量党非常类似于菲林韦斯特这个企业伸入到政党体制的一个突出部,商业企业的本色在力量党的结构和行动方式中无处不见。因为力量党基本上是菲林韦斯特在政治领域的移植,所以集中制成为其根本的组织特性,围绕贝卢斯科尼形成高度集中的党内权力体系,党的决策由党的所有者在管理者的支持下形成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党贯彻。同时,企业的运行原则也被移植到党的活动之中,诸如企业的能力管理原则都进入了声誉扫地的政治领域。这样一个政党出现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反衬出老式政党的运行方式是一种多么的不合时宜,并显示出企业精神已是一种针对“partyoc-racy”的可行的抉择。

由商界巨头踏入政坛,将企业转变为政党,贝卢斯科尼和力量党的政治活动处处显示出商业企业的特点,却与选民、老式政党与政客熟悉的政治行为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反政治”的新奇事物给长期死气沉沉的意大利政坛注入了新鲜空气,也成为力量党制胜的独门法宝。依靠独特的活动方式,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政党三次赢得全国性选举,在政党历史上已经属于奇迹。贝卢斯科尼由商界巨头进入政坛,三次出任意大利总理,时间将近九年,这在战后意大利历史上也属罕见。除了在全国性的选举中获得出人意料的业绩,力量党在地方政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在2001 年选举后,力量党获得 8136 个市议员席位,530 个省议员席位和 243 个地区议员席位,在这些议员中有869 个市长,17 个省政府首脑和 8个地区政府首脑。在欧洲议会中,力量党占据了 22 个议席。[12]

即便是一个老牌政党能获得如此的政治业绩都可以称为政治上的胜利,对于一个为选举而在仓促之间建立的政党来说,获得这样的政治业绩,即使不能称为奇迹,也可以称之为惊人的成功。由一个成功的商界巨头摇身一变为改变意大利政治版图的政治家,将一个企业转变为业绩不俗的政党,这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显然是很多的。

政治收益、利益冲突与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如前所述,贝卢斯科尼决定建立力量党的动机是为了阻挡左翼民主党执政,隐藏在这个动机背后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公司利益免受因政治腐败案调查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基于这样的动机,贝卢斯科尼在选举获胜之后,就不可能不运用已经为力量党掌握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来获取政治收益,以有效保护乃至进一步扩大公司即他本人和家族的经济利益。而且,贝卢斯科尼一经赢得政治胜利,便立刻开始利用权力来获得政治的、经济的收益。

在 1994年选举前,米兰地方检察官已经在进行针对菲林韦斯特集团的反腐败调查。调查既针对集团的商业活动也针对公司职员的个人行动,贝卢斯科尼本人和集团的律师、一些关键岗位的管理人员以及前国防部长都是调查对象。贝卢斯科尼在当选为总理后,立刻动用其所拥有的否决权,成功地阻断了调查。

在直接使用行政权为自己获取收益的同时,贝卢斯科尼不断地通过力量党在议会中修订原有法案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2001年,贝卢斯科尼第二次当选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正在进行的对其不利的司法程序。2001年夏天,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修正案以改革意大利的公司法,修正后的法案取消了对假账罪的处罚,从而使贝卢斯科尼摆脱了正在遭受的对菲林韦斯特集体做假账的指控。2002年,一个新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律被通过,根据这个新法律的内容,被告一旦声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有偏见,该案件必须移交其他法院审理。该法案是在几个被选入议会的力量党的党员同时是菲林韦斯特集团法律团队的成员介入后通过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妨碍针对菲林韦斯特和力量党的重要成员的司法程序而设计的。”[7]

针对贝卢斯科尼与力量党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强烈的利益冲突,意大利议会在 2004年通过了一个专门的法案,对何谓利益冲突进行了界定。按照该法案的界定,利益冲突发生于公务人员因为个人私利影响到或者表现出将要影响到公正、客观地履行公共职责。公务人员的私人利益包括一切对他或她、对他或她的家庭、近亲属、朋友或者他或她有商业关系或政治关系的个人和组织有利的行为。这个法案并不能制约贝卢斯科尼,因为法案明确规定,公务人员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而不是公司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也不能影响菲林韦斯特公司的利益,因为该公司是一个家族式公司。利益冲突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包括贝卢斯科尼政府废除遗产税的措施也被认为更有利于贝卢斯科尼家族。一位意大利学者指出,贝卢斯科尼对力量党和自己巨大商业利益的强势掌控,意味着许多政治决策将直接对其个人私利产生影响,无论这些决策是否是专门为其利益设计的。[7]

意大利政党政治出现这种情况,是将一个政党组织与一个商业企业及其富有的领导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虽然力量党与贝卢斯科尼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风格与政治版图,但也恶化了意大利的政治生态。力量党与菲林韦斯特之间的共生关系产生了规模上史无前例的利益冲突,当这种利益冲突无法得到制止时,政治腐败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所以,在贝卢斯科尼和力量党执政期间,“意大利的帮派政治、腐败与犯罪政治达到了顶峰。民主博弈的规则被金钱、黑社会和媒体系统所扭曲。”[13]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变化中,贝卢斯科尼也由第一共和国时期统治阶级利益的依附者转变为第二共和国的集庇护和依附于一身的角色。作为总理他是庇护人,作为梅迪亚塞特这个意大利媒体帝国的所有者他是依附者,他庇护自己的公司使其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上也是自己获益。这样的情况,在欧洲政党与民主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需要指出的,是贝卢斯科尼和力量党的一切行为都完全符合民主的程序,尽管其可能是在扭曲地运用民主博弈的规则,但却绝对没有破坏这些规则。于是,真正的问题出现了,被认为可以防止滥用权力谋求私利、可以预防并遏制腐败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为什么合法地造就了贝卢斯科尼现象,而且,贝卢斯科尼和力量党的一切行为绝对符合程序正义?这恰如金斯伯格所指出的: “贝卢斯科尼所代表的仅仅是程序性选举民主对实质性‘自由’民主的胜利。”[13]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选举程序不但具有实质性内容,而且还会产生实质性结果,它是宪政设计最主要的组成部分。”[13]于是,有学者将贝卢斯科尼现象作为特殊的意大利现象来处理。贝拉米却认为,将贝卢斯科尼现象看作是意大利文化特性、制度虚弱的产物是错误的,将其看作是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民主制正在出现的令人不安的普遍趋势的意大利变种,也许更为准确。[13]

所以,贝卢斯科尼与力量党现象所反映的正是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现代体现的代议制民主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说明,目前的代议制民主虽然具有实质性内容,但其离真正的实质性“自由”民主仍然距离遥远。应当说,所有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都无法摆脱金钱的作用,其制度设计上的问题,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与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经济竞争的加剧,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在今天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普遍面临资本深刻影响乃至直接主导政治过程特别是选举的现象,贝卢斯科尼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与五十年前相比,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阶级政治让位于媒体政治,作为阶级利益代表的老牌政党全面衰落,传统的群众与选举动员方式被政治营销方式所取代,这就创造了资本直接进入政治过程深刻影响乃至直接主导政治过程的条件。

代议制民主以公民的理性选择为基础,正如市场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基础一样。但市场营销策略和广告轰炸的效果说明,市场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消费者,营销策略和广告针对的并非理性的消费者,而是市场中那些非理性的消费者。当市场营销策略和广告轰炸被用于政治过程特别是选举动员时,针对的恰恰也是那些非理性的选民以及动摇不定的选民。生活在广告无处不在的消费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于用消费主义的观念来理解一切,包括政治事务。对于这些人来说,代议制民主无非就是他们能够买一个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而不是创造并参与到政治事务中,至于他们所喜欢的则常是由媒体、政治营销术和政治广告设定的。在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自由现在意味着放纵我们冲动的机会,而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能力,而公民参与不过是在预先包装好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14](P41)

选举程序虽然没有改变,选举动员方式却已经彻底改变,左右翼的分野等等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起更重要作用的是政治广告的设计和候选人推销自己形象的能力。所以,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中的民主选择过程已经转变为消费市场,竞选活动也变得更像营销活动。

政治营销与政治广告的作用日益巨大,催生了政治公共关系这样一个全新的产业。煽动性宣传是人类历史上的古老现象,政治媒体化特别是政治电视化,则产生了许多新的操纵公众的煽动性技巧。艾瑞克·洛认为,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舞台上有四个角色:作为演员的政客、公关产业、媒体工作者和电视受众,真正的决策者隐藏于幕后。公关专家和决策者决定剧本,政客进行演出,记者进行报道,而电视观众所看到的并非政客的真实形象,而是由公关专家和媒体共同制造的形象。艾瑞克·洛由此认定,所有这四个角色都是“有罪的”,在他看来:“由于实质性的大众参与决策是不可能的,也难以找到其他的满足大众民主要求的途径,除了用恰当的手段‘操纵’或者‘驯化’大众之外,别无选择。”[15]( P144)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根源。

政治公共关系专家及其幕后指挥者的作用,被批评为是在进行政治欺骗与政治操纵并被认为正在破坏民主,而艾瑞克·洛却指出: 实际情况是,记者与选民同样是制造假象的共谋者,公共关系专家只不过是服务于西方式民主机制的需要。“还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欺骗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 1625年,格劳修斯的经典的西方法学文本即认为,有计划的故意的散布谎言与秘密行动,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在 20 世纪,当美国的公共关系产业不断发展,以满足美国的权力精英竭力控制和操纵赋有选举权的大众时,我们目睹的是,‘欺骗艺术’已经更为精巧化也更为制度化。”[15](P144)当然,公共关系化与媒体化的政治在今天绝不限于美国,它实际上已经是实行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而将其充分运用并将其全面革新的,正是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及其创建的力量党。

从阶级政治到媒体化与公共关系化政治的转变,使得资本可以比以前更加强有力的介入政治过程直至主导政治过程。在阶级政治中,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自己的动员方式使工人及其盟友摆脱资本的直接政治影响,资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因此受到限制。在政治媒体化时代,“媒体这个巨大的、非民主的、有组织的力量,具有对政治、公共话语和文化的强大权力。”[16]( P3)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运用媒体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一旦政党选择运用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就必然面临如何筹集巨额经费的问题。在老牌政党衰落与党员人数锐减导致党费收入已经微不足道的背景下,如何筹集足够的资金成为政党竞争的头等大事。一位美国学者曾经就此指出:“近年来,竞选中的政党一直在扮演筹款者的角色。”[17]( P154)政党筹集到的金钱大量地流向各种媒体和公共关系产业,于是资本通过对政党的政治捐款和对媒体的控制,就可以间接影响或者直接主导政治过程。代议制民主的选举过程不能说完全没有反映民意,但操纵民意的是日益强大的政治广告与政治营销,而隐藏在政党相互展开的媒体战争背后的,则是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无处不在并且似乎无所不能的资本。

面对资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乃至直接主导,现行代议制民主制度却毫无办法,因为这一切都符合选举程序,体现了程序正义。贝卢斯科尼恰恰是利用了选举程序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的。这样分析问题,就可以发现,在媒体政治时代,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不可能阻止资本利用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是为资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合法的低成本的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然后再利用国家政权的机会。在目前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而是在进一步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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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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