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提升认识,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2-12-16 2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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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提升理论认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同一文明发展时期);现代文明的基础制度只能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在市场竞争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断强大,全民所有资产不断增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三种公平竞争的机制和三支引领队伍,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需要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要高屋建瓴,顶层设计,落实“四个分开”, 完善国土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

  

  一、提升理论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同一文明发展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文明类型研究继续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工作,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1]

  

  文明类型研究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把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有相互影响和推动的历史。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形态是多样的,但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样就使理论与实际更加一致,更符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包括劳动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到了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代替资本主义并比它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还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资本主义必然要被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代替的预言),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社会)中,用来代替专制制度的社会制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它与经济主导型文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处于大体相同的阶段,要在这一历史阶段完成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任务;在其他文明的发展方面也是一样。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意味着我们还处于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要低、文明程度还要低的阶段,所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是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像高一的学生文化水平比初三的学生高一样,我们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就应当比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水平高。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我国与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沿着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发展道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沿着经济主导型文明的道路搞资本主义,方向相同,道路各异,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问题。

  

  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定义时,也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可以看成是马恩所设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则是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商品经济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后来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2]这个提法也符合邓小平的思想。

  

  (二)现代文明的基础制度只能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

  

  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分散、政权集中、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经济单位(家庭)各自独立,相互之间联系很少。要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解决各个家庭和村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就需要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将分散的家庭和村落联结起来,由此形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在经济力量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经常性的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要防止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败变质,只能依靠伦理教育及舆论监督对掌权者起到约束作用,于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正统教育的思想。这样的约束作用有限,于是形成了治乱兴衰、王朝更替的“周期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再毁坏、进步迟缓、在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

  

  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集中、制约政权、科技引导。现代社会的经济是商品、服务、信息等相互交换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的机制把整个国家、地区甚至全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现代经济与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同,它本身就起到对经济单位(企业、家庭)的联结作用,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政治权力参与其中了;相反,经济组织和个人,为了防止拥有“潜暴力”的政治组织危害自己,设立了必要的机构和制度,来制约政治权力,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富的安全,防止政治权力“越位”使用。现代社会对政治权力不再是作用有限的伦理约束了,而变成了更有效的分权制衡。社会意识对人们行为的作用已经由伦理的“围堵”为主变成了科技的“引导”为主。

  

  我国社会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才能跳出“周期律”,避免“发展——毁坏”的恶性循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趋势对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其基本制度都实现了这四条;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跃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完成了制度的变革,最终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这四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进行了革命或改革,但至今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就是因为在传统势力、各种旧观念、空想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没有全面做到这四条;也有一些整体收入很高的国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原因也是因为其高收入是依靠自然资源而不是制度优势,在制度方面没有做到这四条。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很早就进行了改革,但始终没有走到这四条上来,所以归于失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在摸索、确立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继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的建设,并最终形成完善的体制和机制。

  

  西方文明及其长期形成、发展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私有制;议会制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个人主义和平等自由的价值观;社会福利制度,等等。这些特色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相结合,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特征,这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文化;公民化/福利化的个人主义自由社会。

  

  在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哪些自己的特色现在还必须保留下去呢?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执政;政治/伦理文化;集体主义、和谐与仁爱的价值观;劳动和基本生活的保障制度。这其中既有几千年的老传统,也有解放后形成的新传统。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特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国现代文明制度应有的基本框架和特征,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治;科学/政治/伦理型文化;公民化/保障化的集体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个体制中,公有制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不能改变和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共产党执政以民主政治、以法治国、宪政为基础;在科技、教育、文化体制中,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处于主导地位,要形成“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机制,使科学(特别是不能依靠引进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不断适应实践、超前实践而发展和创新,带动技术、教育、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引领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在社会体制中,要从根本上改变专制社会中、人民处于“臣民”或“草民”地位的状况,改变在传统体制中,民间组织没有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人民的权益表达和获得被移位的状况,使人民真正成为权益得到保护的“公民”。鉴于中国人均资源占有少、经济发展水平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又即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的状况,再加上西方的福利制度已经暴露出难以为继的弊端,我国相应的社会目标宜确定为“保障化”——保障劳动和保障基本生活。这样既符合实际,也为了不减少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在市场竞争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断强大,全民所有资产不断增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占据人们思想的是公有制越纯越好、实现形式越高越好的“左”的理论,认为公有制在各个方面都比私有制优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西方经济学理论乘虚而入,实际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这样,占据人们思想的理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私有制在各方面都比公有制优越,在私有制条件下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越少越好。大家不再关心怎么样把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经济搞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私有经济的发展上。这种“私有制幻觉”如果得不到纠正,会形成对深化改革的偏向性认识。当前必须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并结合世情和国情,明确发展方向和道路,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要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方针,千方百计把公有制经济搞好,真正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认为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这就是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采用私有资本社会使用的实现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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