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宇:为什么要救欧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12-11-18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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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宇  

中国应该救助欧洲:欧盟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如果它出问题,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欧盟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如果没有它,世界将更不平衡;中欧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在欧盟首先自救的情况下,中国可采取积极的措施。

关键词:欧债危机 全球战略 救助欧洲

欧债危机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挑战

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欧债危机,很多国际组织都在不断地下调对世界经济前景的预测,最近,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都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OECD预期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3.4%,2013年是4.2%,其中发达国家2012年只能增长1.6%,2013年增长2.2%,欧元区国家2012年将增长-0.1%,2013 年只增长0.9%,这是很可怜的,德国2012年增长1.2%,2013年可望达到2%。OECD和世界银行也下调了对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都从8.4%调到了8.2%,当然还不算太坏,因为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中国2012年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在有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但也在准备采取适度刺激经济的措施加以应对。

欧债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明显下降。实际上,从2011年6月开始就已经有下降的趋势。2012年广交会上中国的成交额也不太好,虽然参会的外商达到20万人,但是成交额却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8%,而且多数合同都是近期交货的短单。此外,欧盟频频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是一大挑战。随着欧盟债务危机的不断发酵,它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越来越大。从历史上来说,欧盟就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最多的地区之一。截至2012年,欧盟对中国一共发起了173起贸易救济,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贸易保障措施。2009年欧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共8起,2010年就达到11起,是2009年的1.6倍,涉及金额48亿美元。2011年相对平稳一些,但也还是有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是最近对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及海尔、中兴都发难了,中国的主管部门和国家领导也加大了同欧盟交涉与协调的力度。

中国是否应该伸出援手?

面对欧盟的债务危机,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是4000多美元,欧盟人均GDP是25000多美元,而且他们老给我们在贸易上制造麻烦,经常对我们的企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他们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对我们还有种种限制,我们干嘛还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呢?当然,这些问题的确都存在,但是如果从全球的经济角度、从全球的战略角度、从全球的政治角度权衡利弊,我们还是有必要做出一些努力,帮助欧盟尽快走出现在的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说,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人口5亿多,2010 年GDP 达到16.3 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4,进出口贸易额3.8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占全球的50%。如果它在经济上出了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有专家说如果欧盟的GDP降低1个百分点,对中国GDP的影响有1.2个百分点,当然专家们的研究结果是否那么准确还可以再讨论,但总体来说对中国的影响确实还是比较大的。2011年,中欧的贸易额5600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额的16%,欧盟当年对中国的投资为56亿美元,累积的投资是785亿美元,所以它对中国的贸易和吸引外资影响还是很大的。中国2011年对欧盟投资43亿美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95%,累计投资也有125亿美元,建立了1600个企业。中国跟欧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帮助欧盟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

再从全球战略来考虑,欧盟现在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如果没有欧盟,世界将会更加不平衡。美国现在是正在走向衰落的超级大国,他不会甘心失去自己的世界老大、世界警察的地位,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不会轻易放弃。只有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都充分发挥作用,才会对美国的一国独大、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造成一定的牵制,使它不能为所欲为。有了这些力量的牵制,美国所谓“重返亚太”的战略才不会那么顺畅。例如法国2012年要从伊拉克撤军,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因为这是奥朗德的竞选承诺;他的另一个承诺要适当刺激经济也许不一定能做到,但撤军的承诺他不能不兑现,否则他在法国就失去信誉了。这对美国将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盟友的行动。欧盟对美国提出的G2中美共治很反感、很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对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也不太舒服,因为这也会使欧盟边缘化,这些都让欧盟感到很不爽。中国从中都有很多可以借助的。

从政治层面说,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是马克思的故乡,有多元的文化,有等级制,世俗社会的传统,这跟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国内受宗教的影响保守势力很大,一部分人从骨子里对社会主义抱有偏见。中国现在有20万留学生在欧洲,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在法国留过学。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交,这在西方等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1964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困难的一年,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又急剧恶化,可以说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而法国就在这时与中国建交,然后一系列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从根本上打开了中国外交的局面,这其中法国功不可没。中国在1975年与欧共体建交,是第一个与欧共体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实际上是很长久的。当时主持建交谈判的是中国外经贸部的李强部长和欧共体的贸易委员克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爵士。索姆斯是丘吉尔的女婿,我很有幸作为谈判的翻译见证了中国和欧共体建交的重要时刻。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与欧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立场,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都需要我们通力合作,这方面中国跟欧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都反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国际价值观,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中国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

中国政府帮助欧盟的立场也非常清楚:欧盟首先要自救。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得不推出相应的政策,比如实行财政紧缩,适当地勒紧裤腰带等。希腊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协议接受1300亿欧元救援贷款,条件是希腊要实行新一轮的财政紧缩政策,包括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下降22%,要裁减1.5万名政府公务员,这也引起了希腊老百姓的不满,48%的民众认为宁可违约,也不同意紧缩财政。当然希腊政府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的,甚至还准备卖掉一些国家固定资产用来还债。当时的计划到2015年累计出售500亿欧元的资产,第一年出售不到100亿欧元,以后逐年增加。这就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了机遇。

对中国来说,欧债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更重要的是机遇。中国国家政府和企业可以做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多渠道购买一些欧债。当然要买其成员国的债券风险比较大,实际上我们以前已经购买了部分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券,像意大利政府的债券我们已经占有4%,现在不宜再买新的债券,应该通过向IMF注资,或者通过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或者购买由欧洲中央银行担保的债券,这样保证我们的投资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第二,扩大从欧洲的进口。中国从年初就宣布主动地大规模降税,对730种商品实行降税,这样中国的平均实施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了4.4%,比中国平均的约束关税税率低了50%。中国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来吸纳更多的欧洲商品,帮助它们恢复经济。

第三,在货币国际化方面中欧可以有很好的合作。中国在购买欧债的时候可以推动欧元和人民币之间的特殊安排,就像中国同日本在东京和上海进行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那样,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和欧盟也达成同样的安排,就可以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也可以让欧盟支持中国,使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现在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只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将来把人民币加进去,就会使人民币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中国需要欧盟更多的支持。

第四,加强和欧盟的多边合作,包括在联合国、G20峰会、亚欧峰会、气候变化谈判、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等等。最近欧委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提出在2012年6月中在墨西哥举行的G20峰会上探讨的议题建议,包括将增长和就业作为主要的议题,加强国际金融秩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和促进发展问题,在贸易方面G20要求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其中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共同关注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治理多边平台上的合作。

第五,积极鼓励中国的企业继续扩大在欧洲的投资,开展国际化的经营以提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一方面要在传统的地区扩大投资,包括亚非拉地区;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确实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机遇,最好能抓住欧洲许多国家寻求出卖资产的机遇。2011年中国企业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欧洲企业并购共有207项大宗交易,金额是429亿美元,其中房地产项目是216亿美元。中国企业并购从能源行业向消费品、工业品、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这也是中国走出去企业很好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欧洲开展合作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并购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扩大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例如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名牌的机械制造业,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案例。二是企业可以把科研机构设到欧洲,充分利用当地的研发专业人才、条件优越的设施。比如华为就在瑞典设立了研发中心,对产品的研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是企业可以直接聘用一些外国企业解聘的高端人才,比如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股票市值从60

美元跌到5美元,不得不在全球大规模地裁减人员,包括高级专业人才3500多名,我们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就可以考虑聘用他们。四是收购有成长潜力的企业。风险投资在西方很流行的,例如在美国的硅谷,一些很小的公司,几个博士后、几个硕士,成立个公司就上市了,当时的发行价很便宜,早点把它收购过来是很好的。当然风险也是很大的,收购10个可能有8个都是破产的,但是有两个成长起来就不得了,像苹果、微软都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在欧洲这样的风险投资也很多。有远见的企业应当可以考虑这种方式,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可能灵活性更大一点。

第六,加强和欧盟在文化领域的合作,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互信。我们确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而且由于欧盟现在面临危机,它在追求一种理性上的反思:为什么中国、巴西、印度可以发展得那么好,我们怎么就不行?哪儿出问题了?应当怎么改?可以从这些新兴经济体中得到什么启示和借鉴?它们都在思索这些。通过文化上的交流加强互信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当然中国跟欧盟的合作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二者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中国一般讲天人合一、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欧盟认为它的价值观是超过其他国家文化的,像人权、民主、自由。当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像北欧国家就更强调平等自由这些价值观,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欧国家因为脱离苏联时间不长,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反感,所以它经济上靠欧盟,政治上靠美国,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中有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区别,但中东欧比较理解中国现在的处境,中国做出的努力同他们比较好沟通。南欧国家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欣赏,特别是意大利、希腊,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特别崇拜,但是贸易保护比较严重,因为他们面临比较现实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波兰,一直跟美国走得很近,最近奥巴马说错话把“纳粹集中营”说成“波兰死亡营”,波兰人不干了,又提抗议又要求美国政府道歉,影响了波兰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奥巴马说错话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他很能讲演,不像小布什那样经常说错话。所以对欧盟内部做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各有各的侧重,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

总之,中国要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和欧盟贸易的问题,对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该交涉的要交涉,但要避免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在世贸组织规则下妥善地应对贸易摩擦,努力扩大进出口业务,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欧洲抓住时机开展并购业务,使欧盟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这是中国的长远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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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经济评论》2012.4,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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