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1 次 更新时间:2012-11-18 19:24:09

邹金灿  

  

   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1935年11月27日,苏州,钱基博为三子钱锺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锺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锺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年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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