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

————钱永祥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5 次 更新时间:2005-03-01 23:24:34

进入专题: 自由主义   钱永祥  

钱永祥|张文中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点近似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很大,一幢一幢的小楼排成一个小小的城区,草木掩映,像走进一个清静的大花园。它的斜对面,就是胡适公园,那里有胡适墓,胡适的铜像矗立在一个草木扶疏的小山坡上。我去那天,台北正好来了寒潮,在一片冷风凄雨里,我看到这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的神情格外冷峻,目光里透出一种无边的寂寞。

  

  钱永祥教授的工作室,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的三楼,堆满了书,却不显得逼仄,甚至还辟出一个小小的会客区,显出一份优雅的从容。他说话也是从容不迫,雍容大度,隐隐然有一种大气在。他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三十年前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并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慷慨激昂,痛斥特务学生,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警总"关押六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一个小小插曲。当年的壮怀激烈,沉淀为今日深沉的学术思考。他的研究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他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一文,获"长江读书奖"的文章奖。〕

  

  台湾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

  

  张文中:最近,看到钱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说台湾在国族主义的强势主导下,自由主义已经失落了自己的思想空间,发生了"我是谁?"的身份危机。如果说今天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我是谁?"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失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的话,那么在昨天,他们却曾经是很明白"我是谁?",而且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台湾的自由主义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

  

  钱永祥: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跟它一起来的,包括雷震、殷海光这批后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这批人在台湾谈自由主义时,最早只是针对中共的。整个中国被共产党拿走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命运已经断绝了,到了台湾再谈自由主义,首要的对象当然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毕竟隔了一个海峡。而台湾,由于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以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内部的情势稳下来了,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时首要的事就是巩固政权。他们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高压方式,让这个政权在台湾岛上稳定下来。这个情况之下,台湾第一批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批人,开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

  

  张文中:所以,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的议题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他们政治参与的角色是非常确定的?

  

  钱永祥:完全是政治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文化的议题。他们一开始是宣称自己作为国民党的"诤友"。像雷震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人,起先他们说帮助国民党反共。后来逐渐演变,国民党做事情的方式与他们发生冲突,形成困扰,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批人的批评矛头,就逐渐转向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这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成立和发展的背景。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基本上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的,胡适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名誉发行人,又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自由中国》继承了胡适思想的脉胳。

  

  《自由中国》奠定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基础

  

  张文中:所以,台湾的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精神"或"老北大传统"的一个延伸?

  

  钱永祥:对。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胡适思想的脉络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与中国其它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张东荪、《观察》的储安平等,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不属于中国四零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那批"民主人士"的那条路线,而是与国民党比较贴近、甚至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一些胡适的影响和关系。在一九五零年代,是由他们奠定了台湾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这当然是一个口号,可是,我自己觉得,新闻界、媒体界也有朋友认为,当时他们已经把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甚至都谈到底了。比如,你有一部宪法,你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你有一套司法体制,你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问题、反对党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司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台湾到了一九八零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自由中国》从一九五零年代就开始谈了。

  

  张文中:他们关注的重点,除了现实政治的层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议题,比如人权的诉求等等?

  

  钱永祥:相对而言,社会、文化议题不是重点,台湾那时没有那些东西。同时需要指出,当时的自由主义言论,基本上属于外省籍知识分子的专利。台湾原来的本土精英,到一九四零年代末期,已经结束了。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精英,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语言、文化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理念?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二二八"政治上的镇压,台籍的精英在那次镇压里损失得太严重了,所以,对本省籍的台湾人而言,五零年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时代",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只好由中国大陆移过来的外省籍的知识分子担当对国民党的批评,充当了延续自由主义论述的一个管道。

  

  雷震对国民党的最大挑战

  

  张文中:但是,台湾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从现实政治的层面切入,所以也使他们必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扼杀?

  

  钱永祥:对。他们当时对国民党的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是蒋介石的连任问题,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另外一个,当时蒋介石正在慢慢地准备将政权移转给蒋经国。国民党要控制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交给蒋经国主持;国民党想要控制军队,成立"总政治作战部",也由蒋经国主持。当党的势力开始抓学生、抓军队,这对《自由中国》那批知识分子是很大的冲击。当时最严重的两次冲击,都是因为蒋经国势力的扩张,和蒋介石的连任。蒋经国发动了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但还没有正式动手。正式动手,是一九六零年雷震的案子。雷震的案子,基本上是因为雷震准备跟本土的政治精英结合,准备要组党,那时他连络了高玉树、李万居……

  

  张文中:所以,雷震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有时言辞非常激烈。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雷震在国民党之外,要另组一个"不那么听话"的反对党?

  

  钱永祥:对。你看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十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动了很多次的舆论的攻击,但是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胡适之是《自由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自由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办到一九六零年,一共十一年,开启了台湾日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到今天,我个人主张的一个说法是,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代"。

  

  殷海光是学者和斗士

  

  张文中:在这个"《自由中国》的时代"里,雷震和殷海光的历史作用应该怎么去评估?

  

  钱永祥:他们是奠基者,启蒙者。雷震是一个政治老手,以前在中国大陆时,当过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他一向的工作是代表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去跟非国民党人士斡旋沟通的。即使到了台湾以后,他几次去香港,也是为了与香港的"第三势力"去沟通,去斡旋,政治背景很复杂。他能够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去负责党际的沟通,有点类似共产党的统战干部。有人说,他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一些问题,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比方有人说,陈诚是不是背后的什么力量?因为当时整个趋势是蒋经国的势力在膨胀,企图压倒陈诚的势力,而雷震直接冲击到的是蒋经国的势力。但是,殷海光就没有这种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夏道平,《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编委,老北大的,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另外加上张佛泉等几位,共同撑下了整个《自由中国》。到了六零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国》结束,殷海光基本上就退回书斋。从六零年代初期,他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的逻辑实证论、罗素的哲学、海耶克、卡尔.波普,等等,五零年代还翻译了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一九六五年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中国文化的展望》,六六年出版,立刻被禁掉了。如果说到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自由中国》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时代。

  

  "文化英雄"李敖

  

  张文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失败了,然后退回书斋,再来介绍和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

  

  钱永祥: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其实,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思潮走下坡的时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的时代。我觉得在冷战时代,西方的学术局面是相当停滞的,因为它本身内部没有什么冲击。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学生运动爆发,对原来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形成挑战了,然后新的东西才开始出来。台湾的情形是与国际大气候有关的,是国际大气候之下的一个"从变量"。《自由中国》结束,到六零年代再起来的,是《文星》杂志。它是五七年创刊的,到六五年停刊。它前面一半的生命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胡适去世的前后,李敖在上面写文章,我记得有几篇非常脍炙人口,一出来全台湾轰动,文化界轰动。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卖了三版,从那时起,《文星》就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当时,李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强调的是反传统和西化,那时,我正好刚开始念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象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不过,李敖基本上是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他是一个文化批评者,比较不谈当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当然这个现代化里面有不少自由主义成份,可是我觉得自由主义不一定要批判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也可以采取其它的态度。我觉得,就政治议题而言,《文星》对台湾自由主义的贡献,没有脱出《自由中国》的大的架构,只是重复其中的一个局部。这份杂志的意义,在文化领域。

  

  《大学杂志》和《中国论坛》的自由主义诉求

  

  张文中:《文星》停刊之后,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下一任发言人是谁?

  

  钱永祥:六五年十二月《文星》停刊了,到六八年一月出现了另一本比较重要的刊物,《大学杂志》,这是另外一批人了,像胡佛、杨国枢等等,他们刚从国外念完书,是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可是,我个人觉得,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是《自由中国》。另外,联合报系于七五年创办的《中国论坛》,可以说是《大学杂志》人马的再度组合重新出发。这是台湾历时最久的自由主义刊物,在此应该一提。它以《大学杂志》旧人为班底,集结了七零年代与八零年代学成回国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学者,产生过相当可观的影响力。后来,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的前后,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式影响。不过和《大学杂志》一样,就论述的基调、开启的议题、运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设定的价值几方面而言,我觉得《中国论坛》仍然没有超出《自由中国》的论述范围。

  

  张文中:《大学杂志》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诉求?

  

  钱永祥:在那个年代,从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到七零年代初期,那是蒋经国积极准备接班的时刻。当时在校园里、或知识界里,谈论宪政民主的诉求,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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