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亦非:当自由偷梁换柱为幸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3: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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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亦非  

  

  “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代,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在这两根柱子上……”

  这是18世纪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段话,其人推崇的是暴力、黑暗、极权。在18到19世纪——再造价值源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像迈斯特一样反对自由的思想家可不是一个两个,按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看法,大致的代表人物包括这些: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些都是纵横一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物,为何偏偏要站到自由的对立面去?并不是他们不爱自由,除了迈斯特这样的例外之外,绝大部分思想家都疯热地拥护自由,但是,正是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他们对自由的背叛。

  这里面有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热爱自由不过是历史意志的方法论,目的是败坏自由。原因何在?

  在爱尔维修那里,人类总是逃避痛苦追求幸福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理解“利益”,也就是说人类是由利益支配的,为了恰当地进行这种利益交流,人要有知,有知了就会认识到只有社会规训才能产生幸福。在当时,社会的观念是自然而和谐的,但之所以出现冲突与痛苦,那是因为过失,普通大众只会带来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的种种非理性与庸俗的后果,所以不能让民众治理国家,要让科学家(精通各种知识的人)精英集团来实行专制主义。这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与对精英、知识的盲崇,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另一种暴政、理性暴力、技术暴政。

  所以伯林说:“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幸福取代自由,政治允诺的不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越俎代庖地允诺了幸福。自由与幸福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政治应该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价值与状态,而幸福则是在自由的前提之下个体所创造的生活与内心状态,自由关于主体外部,幸福关于主体精神。政治之鞭只能停留在自由这个界限,不应该侵略到个体的私人世界。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明显的自由被偷梁换柱为幸福,表现在卢梭那里。斯达尔夫人说卢梭:“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燃了火焰。”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道,这位软弱的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深谙乌合之众民理,然后在行文中表现领袖气质的人,最擅长“煽阴风点鬼火”。

  在卢梭眼里,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类似于宗教概念,一种先验性的教旨。自由,被他偷换成“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自由是同一回事。但是卢梭并不推崇幸福,他认为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标,人类追求的是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正确”在我们理解他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这个词会涉及到“权威”。权威与自由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卢梭必然要整合两者,怎么办呢?伯林说:“他的答案具有疯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简单和精神错乱。”与将人等同于自由一样,卢梭再次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你拥有的自由越多,你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多,你服从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自由越多控制也就越多。什么概念都被他炖成了八宝粥,只不过这八宝粥不能吃饱肚子,反而要命。对自由的推重,让卢梭发明了“自由人”,他眼中的自由人是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这也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追根寻源时要找到他的原因所在)。经过莫名其妙逻辑不通的推理,卢梭得出的结论是自我控制就是自由,所以人们想要达到目的,就要以国家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在这里,自由终于被偷换成了“幸福”,自由与幸福是同一回事。当卢梭在说“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由的定义指的是幸福。因为自由无法与强迫联系在一起,只有幸福才可以这样。伯林总结道:“这就是卢梭核心的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沿着这条路径,从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我们逐渐看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我们说过,卢梭喜欢将相对的概念合为一体,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一个人在失去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而对此,只有最高权才能理解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当卢梭还有论述人的时候,那讲的的确是自由,但当他涉及国家、政治、社会的时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然的。所以19世纪以来所有负面运动的创立都可以溯源到卢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除了自由主义。就像伯林所说的:“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最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而这种“阴险”,正表现在自由被偷换成幸福的允诺。

  那么,什么才是自由?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真正的自由,指的是选择的自由,主体可以自由去选择,而不是“被迫”去选择唯一的选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自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发展天性的环境。他说出了自由的真谛,这也是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禀信的自由。而伯林将这种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积极自由还是现代生活中的消极自由,都是我们所向往与捍卫的。而自由,必须被严格地保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

  但德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不管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自由是内在的心灵活动,指的是不受宇宙铁定的规律的必然性的束缚,而不是不受邪恶或愚蠢的束缚。在费希特那里,自我是达到自由的必经之途,什么是自我?就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这是一个超级的自我,庞大而神圣的自我,简直就是自然、上帝、历史与民族。在这种群体观念之下,个体被取消,人本不能算作单个人的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种族、国家与人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一点影子存在。就像佛徒在这种无所不在的“佛性”中却需要一个佛祖一样,费希特也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因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的存在,费希特便认为自由即服从,按此推定,一个自由的民族就是一个胜利的民族,自由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征服——自由终于站到了它原意的对立面上去了。

  费希特推进一步是黑格尔。如果说费希特这里自由被取代为内心的幸福,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则被替代为服从宇宙理性或历史目的的消极幸福。黑尔格把宇宙看成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个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与洞察力,就会知道宇宙或历史的意图何在,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在顺从于宇宙理性与目的前提之下,处于自己不得不处在的环境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自由,我们将自己等同于世界的理性原则就是自由。在黑格尔眼中,自由与理性是同一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成为强权(规律、某人)的自身存在。而不自由就是受到障碍的抵制,当你攻下障碍之后它就成你的东西,你就是自由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黑格尔与佛教的类似之处。佛教也要承认佛法(几乎等同于黑格尔的理性或历史),佛教也讲顺应时势与强力,不讲反抗,有趣的是在佛教史上,它几乎都是在对强权与成功者的依赖与顺应。也就是从成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黑格尔亦如是,他是通过胜利者而非失败者的眼光来看历史,凡是胜利的都是自由与正确的,因为失败者不理解宇宙,所以他们失败,也就不值得同情与可怜他们。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你看不到悲悯,看不到反抗,你需要做的是服从强权与胜利、成为强权的帮凶、成为国家渺小的一颗螺丝钉——这就是自由。如果你失败,你就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就是不自由。

  伯林如是总结黑格尔:“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所以黑格尔式的自由就是做一个奴隶,并且做一个热爱主人与压迫的并且成为帮凶的奴隶。在此,黑格尔也误读了自由,它所言的自由本质不是自由,而是幸福,做一个奴隶可以是幸福的,但一定不是自由的。当他在讲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时,其实讲的是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幸福。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轴心时代”里,几乎所有思想家都以为自己是那个新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救世,这种救世主心态在绝大多数思想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前面所言的这几位是这样,圣西门也是这样。圣西门与爱尔维修一样,是精英专制的鼓吹者,尤其是科技精英,这些精英可以在管理社会时对自己实行一套标准,对乌合之群采取另一套标准,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精英。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圣西门自然地攻击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他发明了世俗宗教,马克思正是他的衣钵传人。这位脑子里永远乱成一团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认为武器的发明创造了所谓的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创造出阶级,因为拥有武器的人能够支配那些没有武器的人。除了崇拜科技之外,圣西门还崇拜天才的大人物,以及工商巨头,他认为正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将继续创造着更好的历史。在此,圣西门也将自由替代成了幸福,他所设计的反民的科技专家治国方案,目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由。在他看来民主做不成任何事,而自由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可笑口号,因此他也反对平等。伯林认为认为:“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伯林在此说出了一个真相:所有左翼的政党,直接代替人们进行选择了——也就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幸福,并且幸福只是在物质富足国家强大的意义上被理解,或者在精神生活“正确”的意义上被理解。本应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幸福,被政党与国家规划好,并强制性地让你去幸福,私人领域因此被侵占。这就是对自由的强暴与剥夺。在剥夺自由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你不幸福我强迫你幸福”的暴力、积极、奴役,最后会导致独裁。而本来的状态是:政治只保证自由,幸福让个体去创造。没有公众的自由就不会有幸福,但有了“幸福”,绝对不会有自由。幸福是自由的私人化与结果,而自由却不是幸福的结果。

  而在18到19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谁像迈斯特一样倒退、一样反对自由。他完全站在了当时流行价值的对立面,为了取代自由,他鼓吹的是过去与屈从;为了反对科学,他热衷于迷信与偏见。为了打败乐观主义,他赞同悲观主义;为了取代和平,他拥护战争与流血;为了驱走光明,他呼唤黑暗。这位恶魔思想家认为,人只有受到权威的恐怖才能获救,要让人们通过不断的受难来赎罪,处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无助。在这些观念之上,迈斯特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最早鼓吹者,而他的继承人则是索雷尔之流。当时的思想家中,对他好评的极少,爱弥尔·法盖公爵对他的评价最为公正:“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这是因为,在迈斯特这里,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甚至不是正面的价值,要维持这人世间的更高的国家的幸福,必须采取剑与火的恐怖方式去统治。

  “第二轴心时代”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在今天并没有消散,如果说西方主要继续了自由这种普世价值,那么从部分的法国到德国到苏联到中国到朝鲜,一路北线东来,继续的则是“幸福”这种可怕的政治允诺。所以才会有法西斯主义、极权、独裁、奴役、屠杀。这北线东来的政法传统,出发点是善良地为人们设计了幸福,并以国家与政党来促使人们获得幸福。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自由被取缔,奴役与屠杀也就成了必然的现世状况。我们一再重复:自由是政治与公众的价值,而幸福则是个体的价值。自由的宝贵就宝贵在于,它是政治与个人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带。基于两百年来可怕的因政治允诺幸福而带来的灾难,我们还是让幸福呆在人体的价值中,这比较安全。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用伯林的话来说,“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自由的本质从来就是,如你所愿地去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它,仅仅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而不是因为有人强逼你这么选、胁迫你这么选,也不是因为你身陷某个庞大的组织中而不得不选;自由的本质,就是毫不屈服的权利,就是力排众议的权利,就是仅仅因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卫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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