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昂:梁启超身后沉浮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1 次 更新时间:2012-10-18 21: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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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  

  

  “我觉得一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这人太冤了,所以我要给他打抱不平。”在《梁启超传》新书发布会上,解玺璋说道。

  2012年9月,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撰写的新书《梁启超传》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宣传语写道,这是“(梁启超去世后)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

  长期以来,大陆历史课本里的梁启超拥有两副面孔: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他是慷慨激昂的维新志士,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走上“保皇”、“反革命”的道路,终究被扫入了历史的尘埃。

  解玺璋一席话背后,是过去八十余年间,梁启超形象的沉浮枯荣。

  

  革命,还是改良?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6岁。2月17日,北平、上海两地同时举行公祭活动,北平各界前来出席的有冯玉祥、熊希龄、胡适、钱玄同等共500余人,上海一地出席的也有蔡元培、孙宝琦在内的100多人,“白马素车,一时称盛”,追悼规格不可谓不高。然而,梁启超的门生张其昀却产生了一些隐忧。他观察到:“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记载。”

  对于梁启超的离去,国民政府态度的确非常冷淡,两场追悼会,有名望的大员无一出席,只有“南京指导部某君”参加了上海公祭,但还特别声明他与梁“绝无交谊”。另据梁启超门生、史学家张荫麟的记载,曾经有人建议政府对梁启超加以褒扬,但是,“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这位“巨公”,正是国民党党魁胡汉民。

  同样出自广东,胡汉民为什么阻碍政府褒扬梁启超?这还要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恶谈起。

  梁启超早年一度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试图营救光绪帝,以恢复变法维新。但当梁启超东渡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识后,两人很快打得火热。这一时期可谓梁启超人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个时期,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亲身经历此事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后来也回忆,当时梁启超甚至曾和孙中山商议保皇党与革命党合流之事。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梁启超对改良之路又不能完全放下,“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这种惶惑、复杂的心理,恐怕只有梁启超自己才能明白。

  1899年,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美国檀香山发展保皇党。由于有孙中山的支持,加上梁启超在当地的宣传是“借名保皇,实则革命”,也就是宣称保皇与革命是殊途同归的,短时间内竟然把当地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挖到保皇会去了。孙中山对此当然大为光火,认为梁启超背信弃义。

  而从1902年到1903年之间,由于老师康有为的施压以及访问美国后的思考,梁启超心中的天平也开始重新向改良倾斜,他认为,暴力革命带来的很可能是灾难,“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

  这样一来,双方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这相当于宣布了与梁启超的断交。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从1905年开始,关于改良和革命孰是孰非,保皇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这次论战被视为革命思想的一次启蒙,入选了后来大陆中学的历史课本。

  1912年10月回国后,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渐趋成熟,他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行“开明专制”的渐进主张,另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在梁启超任党魁的进步党看来,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两股势力,一股“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股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而因宋教仁遇刺执意发动“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就属于后者。直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梁启超还在《孙文的价值》一文中写道,他对孙中山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疑,这些对暴力革命的批评,为梁启超身后形象的沉浮埋下了伏笔。

  

  不受欢迎的梁启超

  

  事实上,梁启超的判断,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极富远见。历史学家李剑农曾指出:“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

  当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这位昔日政敌显然不会有好评价。“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丑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一书中写道。以此观之,胡汉民阻挠国民政府褒扬梁启超一事,可谓典型的例子。

  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今年88岁的梁思礼也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青年时代在国内读书时,周围人几乎没有什么人主动向他提起父亲,反倒是四十年代他留学美国时,常常听到侨居海外的新会人称颂这位乡贤。

  至于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从梁启超病逝后便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曾经准备撰写一部《梁启超传》,可惜只完成了半部就病逝了。地质学家丁文江1936年编成了一部《梁启超年谱长编》,但正式出版也是1950年代的事了。

  直到梁启超去世十三年后的1942年,国民政府才下达了褒扬梁启超的命令,当时,吴其昌读过命令,“泫然流涕”。

  国民党不认可梁启超,共产党亦复如是。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1921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对于梁启超所提出的“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等观点,针锋相对反驳,他主张采用“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

  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年一度是梁启超的拥趸,他在1936年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自己上学时曾读过表兄送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但是,随着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这种感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据原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回忆,1958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另一番评价是,“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

  当“革命”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梁启超的思想便显得不合时宜。他一生中政治理念的多次调整,被时人指责为“善变”;而他从戊戌维新的“激进派”蜕变为“保皇派”,走上“改良”道路的经历,则渐渐沦为“反动”。

  “反动”的帽子戴得如此之牢固,1948年,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已加入共产党)和丈夫被定为叛徒,罪名竟然是梁思宁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因此被开除党籍,直到1983年才平反。

  

  “改良主义”黑线

  

  1951年5月,大陆掀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高潮,在这场旨在批判“改良主义”的风波中,已经去世22年的梁启超也被揪了出来。这一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的错误》一文,其中写道:“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张謇都很热心地给武训写过传,这不是偶然的。”

  6月7日一篇题为《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一转眼间,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这批贵族知识分子就以君主立宪派的身份起来反对革命了。”

  这种批判在1958年又高了一个调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年周年的时候,大会上就主要批判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就是不革命啊,就是反革命啊。为什么那时候批判改良主义、爬行主义?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搞‘大跃进’,说在落后的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一步到位,梁启超主张是社会必须一步一步走,这种思想在50年代以前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非常有威望的。要在解放以后推行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批判谁作为靶子呢,就批判梁启超。”长期研究梁启超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董方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形象继续走向脸谱化。如果说他前期尚有“进步意义”,那么后期他则在政治上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且还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决斗争的对象。

  1961年4月,《文汇报》组织了上海史学界部分人士进行了座谈,集中讨论了梁启超后期思想体系问题,会上有人指出:梁启超思想体系的阶级性确实很复杂,前后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改良主义的黑线。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有牛仰山撰写的《梁启超》,这本只有20多页的小册子,是改革开放前唯一一部传记性质的梁启超生平介绍,但书中的观点依然完全来自革命话语体系。“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起过好的作用;但是他后来没有能跟着时代前进,所以又成为了一个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人物。”

  十年动乱期间,梁启超的儿女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其夫人王桂荃也被赶出手帕胡同的旧宅。梁启超的小儿子梁思礼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从事国防科研,因为^造**派要批判聂荣臻的“资产阶级路线”,梁思礼在大会上公开保了聂荣臻,“说完以后,^造**派就贴我的大字报,‘打倒保皇党的孝子贤孙梁思礼’”,梁思礼回忆说。1968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中,因政治风浪四散飘零的子女们,终究没有能够赶来与母亲告别。梁思礼请示军管会让自己回来收骨灰,也未能获得批准。

  

  八十三年后的回归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大陆对梁启超的研究开始悄然繁荣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价值的重新发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

  1978年,解玺璋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二年级方汉奇老师教授的新闻史课程上,他对梁启超当年兴办《时务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有一种理想,我们主要是羡慕他们能够自由办报,又是鼓动变法的。”

  解玺璋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我们也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凡是讲改革,讲开放,讲变法的都能刺激我们,你读那个东西,感觉心情澎湃感觉。”

  解玺璋专门到北京图书馆报库去找《时务报》旧报纸,“当时我看到借书卡上没有任何人借,我是第一个。后来给我搬出来一摞都是带尘土的”。用了一学期时间,他把《时务报》68期全部翻了一遍,随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这篇文章后来得了学校“青年论文征文”的奖。方汉奇老师很高兴,把解玺璋找来,说,“我给你做指导,你毕业论文就做这个”。

  但是,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师徒二人各有理解,解玺璋觉得,“梁启超不像社会评价的那么落后,他应该还是很进步的一个思想。”但方汉奇则认为,解玺璋对梁启超的评价太高了。因此,这篇文章最终的成绩是“5-”。

  对梁启超的评价是高还是低,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对改革的判断。

  1980年,董方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中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同时,便已经开始结合梁启超政治观点,讲明历史渐进的必要性及优越性。

  在“梁启超立宪政治”选修课上,他曾经给学生们留一道思考题:中国当初是走革命共和的道路好,还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好,70%以上的学生居然会把票投给后者。

  进入1990年代后,梁启超研究继续升温。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的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梁启超传记多达20多种;单是1999年,梁启超去世70周年,一年之内最少便出版了5部梁启超传记。而1984年她撰写硕士论文时,可用来参考的传记只有由孟祥才撰写的一部。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认为,人们对梁启超关注度的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十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点。在同名书籍中,李泽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要告别革命,提倡改良,让社会走上一条平稳的发展轨道。

  “特别是这几年,大家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需要一种使老百姓更能减少痛苦的,但又能使中国进步的方式。”解玺璋说。他记得,自己2008年动手写《梁启超传》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有一天我跟马立诚去看电影,看完出来,路上他问我现在干吗,我说写梁启超。我们俩聊到夜里一点多钟,就在马路边,后来打车回家。”

  梁启超,这样一个烙上改革印记的历史人物,已经成了研究当下的一个热门参照物。“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解玺璋在总结《梁启超传》写作时说道。

  梁启超之子梁思礼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现在,他到很多大学去讲课,只一介绍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下面就“轰”地一下炸开了。2012年9月17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在会上指出,中国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这是现在研究梁启超的意义之一。在他看来,梁启超是现代中国的开始。

  来源: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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