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相濡无沫——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0 次 更新时间:2012-09-24 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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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祖佑  

  

  从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新闻报一直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父亲主持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新园林》三十余年,以“独鹤”为笔名,在他执笔的“谈话”专栏上,每天撰写一篇短文(时评)。所选取的题材,上至国家大事,下及市井琐闻,皆为平民所切切关心者。文字平易,雅俗共赏,每篇虽不过几百字,却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一

  

  (1964年9月26日,我是上海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这天我从校门跨入了上海第一看守所牢门。1966年我被处以劳动教养二年,同年底解除教养,1967年3月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终于首次获准探亲。

  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一切都变了。

  坐了一夜火车。走近熟悉的门口,正是天色微明时分。

  后门紧闭着,我举手敲了几下,声音并不响,但我的心别别跳着。开门的是惠英表姐。虽然小马路上寂无人迹,但惠英表姐还是惊恐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即将我一把拉进室内。

  我走入二楼父母的卧室。听得是我敲门,年近八旬的父亲,已披衣坐在床上等候。母亲则在房中张罗着什么。

  我轻轻唤了一声父母。父亲无言点点头,然后伸手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拉我在床头坐下。

  我觫然警觉,眼前的情景,和我几年前的一场梦境,何其相似。

  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中的我,因故被迫离家流亡,多年后匆匆回家省视。也是这样昏暗的床前,父亲握住我的手,希望我不要再离开了。可是我对父亲说,身不由己,马上就要走的。梦醒之时,泪痕犹在。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然而,冥冥之中,莫非真有一种预兆和感应存在。

  父亲老了。

  父亲长我五十四岁。从我记事起,眼中的父亲,一直就是很老的。然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衰老。

  精神、心灵上的极度衰老、衰退、衰竭。

  多年来,在我的面前,父亲一直是不苟言笑、居高临下的长者。此时,他的眼中,流露出那么深的依恋和亲情。

  他絮絮地告诉我,这几年的种种经历。

  他说,自我离家后,他身体一直不好。一九六六年春,发现患了早期肺癌,不久,住入上海级别最高的干部医院——华东医院。主刀医生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石美馨教授。手术十分成功。父亲撩起衣服,让我看他的刀口。不愧是名医,从前胸绕到后背,那么长的刀口,就象是一条细细的,熨得服服贴贴的褶痕。

  遵照医嘱,父亲戒掉抽了半个多世纪,每天多达二包的香烟。

  仅仅戒了半年。

  “文革”开始了,他成了“反动文人”,被列入“牛鬼蛇神”。

  说到被抄家、被批斗,父亲居然露出了怯生生的笑容。他说,上海图书馆的造反派毕竟是文人,抄家时,家具、衣服都保存了下来,没有像有些学校的红卫兵那样,实行毁灭性抄家,全部抄光、砸光、烧光。父亲还说,在上海图书馆的几位馆长中,他受到的批判、斗争的烈度还算是比较轻的。挨斗最凶的是顾廷龙馆长。顾廷龙先生是主管上海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权重、事烦,吃的苦头也最多。在上海文化系统中,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同属于一个口子。文博口每次召开批判大会,上海图书馆主斗对象都是顾廷龙先生,上海博物馆的主斗对象,则往往是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父亲大多处于陪斗地位。

  父亲说,有几次,他在母亲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接受“批判”。上楼时,大理石楼梯既宽又高,他身虚体弱、腿脚打颤,上不去。母亲要扶他,造反派不准。于是,他只能手足并用,一级一级爬上去。他爬的时候,那些不及他一半年龄的“造反派战士”就站在楼上,看着他笑。

  他们并不太凶,也没有打我。父亲依然怯生生地笑着。

  批判的时候,他们本来要我弯腰九十度的,顾馆长他们都是这个姿式。我年纪大了,弯不下来,就让我跪着。后来,就半跪半坐在台上。父亲告诉我。

  八十岁的人,半跪半坐,动辄几个小时……我叹了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几次,徐森(玉)老就跪在我旁边,他比我还大好几岁。听说麒麟童(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长)眼睛瞎了,批判时不肯弯九十度,也是这样半跪半坐的。父亲又笑了,还是那么怯生生的。

  

  二

  

  在这里,我多少化一些笔墨,说一说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一八八九年重阳日。一九一四年,他二十六岁时,进入新闻报社,此后几十年,一直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的主编,及新闻报的副总编辑。

  新闻报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同申报合称“申新二报”。旧时,《报童歌》中“三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即指这两张报纸。

  从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新闻报的《快活林》、《新园林》和申报的《自由谈》,一直是国内拥有读者群最大的报纸副刊。父亲主持新闻报副刊三十余年,以“独鹤”为笔名,在他执笔的“谈话”专栏上,每天撰写一篇短文(时评)。父亲的短文所选取的题材,上至国家大事,下及市井琐闻,皆为平民所切切关心者。文字平易,雅俗共赏,每篇虽不过几百字,却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父亲当年主编的新闻报副刊,有三大亮点。其一是他自己撰写的专栏;其二是张恨水先生的连载小说;其三则是丁悚先生(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之父)的漫画。其中,张恨水先生的成名,可以说是同父亲的推介分不开的。张先生原籍安徽,久居北平,南方读者原来对他并不熟悉。一九二九年,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宣布易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中央政令,中国名义上归于统一。同年,以父亲为团长的南方新闻代表团访问东北。往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北平同行向父亲介绍,有一位名叫张恨水的小说家,其作品甚佳。父亲遂和张先生相识,成为至交。此后,张恨水先生每有作品完稿,必在新闻报副刊连载,首部即为《啼笑因缘》。新闻报因张恨水的小说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张恨水也因新闻报而声誉鹊起,名满大江南北。

  作为当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主笔,父亲的结交遍及社会各界。诸如演艺界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郑正秋、张善琨,工商界的吴蕴初、唐君远、胡悌维,左派的田汉、夏衍、洪琛,国民党方面的陈布雷、潘公展,以及袁世凯的公子袁寒云等,都和他有不错的交情。

  一九四八年重阳,父亲六十虚度,我时年仅六岁,尚依稀记得家中热闹了好几天。其中,蒋介石先生送来一块由他亲笔所写“进德懿令”四字的寿匾。送来寿匾寿幛的还有于右任、吴国桢等诸公。然而未及一年,国民党兵败南迁,父亲惧祸,其中属于“反动头子”赠送的匾额对联大都付之一炬。迨至一九七八年,我获释回家整理旧物时,居然还发现一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先生(也就是争得大画家徐悲鸿先生前妻蒋碧薇女士为妇的,那位国民党著名才子。)的一幅寿幛,以及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将军送的一幅寿联等。真是斯人已去,斯物尚在。

  父亲一生办报。在民国年间,除了抗战后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报社被日伪接管,他因拒绝附逆而辞职闲居外,从来没有离开过报社。一九五九年以后,父亲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中代表的界别,也是新闻出版界。但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全市新闻媒体实行统一管理,进驻新闻报的是恽逸群先生。他一上任,就对新闻报内的老报人着手清理。父亲和一些同仁被安置到新成立的新闻图书馆,由父亲任主任,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嗣后,上海的图书馆系统经数次合并,新闻图书馆最终并入上海图书馆,父亲是五、六位副馆长之一。

  大约一九五三年前后,父亲还在规模同现时街道图书馆差不多的新闻图书馆担任主任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也许是父亲在报刊上久未露面的缘故,也许是旅居港澳的读者对父亲存有一份眷念,当时不少港澳以及东南亚的华文报纸,忽然传出父亲因抑郁而身亡的消息,还刊登了不少悼词和挽联。一时间,家中接到不少来自海外的电话或信函,大都是询问父亲起居安康的。父亲起先还懵然不知,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外甥杨公器表兄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来沪,见面就问,你舅太爷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公器表兄责其出言唐突,这才得知原委。后由父亲亲自撰文至海外报纸澄清真相,闹了好一阵子,才告平息。

  不久,全国首届人民代表普选开始。某日,家中突然接到当时上海市提篮桥区政府的一个电话,称有要事同父亲商量。父亲惊咤莫名,自忖与该区素无往来,后方知自己已被推举为该区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候选人。对于凭空当上上海市人民代表,父亲是颇为高兴的,但又不免自嘲:哪能弄到提篮桥区当代表,好像有点不吉利。

  不料一语成谶。十年后,我果然进了提篮桥监狱,当了一名犯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成立起,父亲就列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但他已很少写文章,是一个不事创作的作家协会会员。偶尔动笔,也是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报刊写些歌颂公私合营、歌颂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歌颂社会主义新气象的文章。我曾问他,老是写这样的文章,有否感觉乏味。他摇摇头说,你年纪小,还不懂事。话才出口,旋即又警觉起来,瞠目道:你怎么能说些这些文章乏味,不知天高地厚,要吃苦头的!

  由此,父亲始终反对我读文科。直至我进了大学中文系,他还一直担心我要“吃苦头”。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父亲收集了不少有关《西厢记》的资料,而且很用心地做着笔记。这可是少有的事。我问父亲,何以对《西厢记》这么感兴趣。他说,文艺出版社让秦瘦鸥先生(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父亲的老友,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来约稿,他们打算出一套由传统古典戏曲名著改变的通俗小说,约父亲写《西厢记》,张恨水写《梁祝》。

  他又说,这恐怕不仅是约一本书稿的事。看来,有关领导部门认为,我和张恨水这样的人,还是有必要再度出山的。

  我高兴地说,那好呀!您已经多年没有像像样样地写过东西了。这次一定要写得精彩。

  父亲欣然点头:那当然。

  由于力求完美,父亲的准备工作比较缓慢。张恨水的《梁祝》先出版,很快招来各方挑剔和非议。父亲闻知后,马上辍笔。他以后曾好几次对我说,幸亏我落笔慢,要不然为一本书,几千元稿费,找上这么大的麻烦,实在不上算。

  一九五七年,当局鼓励“大鸣大放”,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上海市一级的右派分子,大都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中被“引蛇出洞”的。父亲是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同时还出席了许多次市里召开的“鸣放会”,总算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事后不仅没有被带上帽子,也没有受到任何批判。而且在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换届时,由于上一届代表和委员中,不少人因戴上右派帽子,在新的名单中被刷了下来。而父亲和他多年至交周瘦鹃先生,都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好多年后,父亲对于一九五七年那几个月的风云幻变,始终记忆犹新。我曾几次听父亲说起一件事:交通大学锺兆琳教授,是我家亲戚(父亲早年去世的前夫人,锺氏母亲的侄子),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与父亲往来甚密。兆琳表兄为人鲠直,在当时的人代会及其他各次会议上,言辞颇为激烈。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同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负责人连瑞琦先生,曾私下向我父亲说过几次:你这位令亲,说话这么冲,我在旁边听了有点吓佬佬的。每次说到这里,父亲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缩到一起,摇头说,实在想不到,后来的结果居然是兆琳安然无恙,连瑞琦却一顶右派帽子落到头上,而且还是上海民主党派系统几个响铛铛的大右派之一。

  我曾经问父亲,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父亲沉思着说:现在看来,这一次运动,根据上面的安排,民盟是重点。连瑞琦是民盟上海市的负责人,身份决定,即使再小心谨慎,都难逃此劫。

  我又问,那你和兆琳兄,都是属于‘劫外’的人物了?

  父亲说:不错。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这些年的历次运动,就在于尚有自知之明。建国之初,文化部门就对当时的文人分了类,我和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一批朋友,都属于政治上落伍的旧派文人,无论在人大政协,还是在作家协会,都只是点缀品而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就如药中甘草,可有可无,并无大用,也无大害,不会特意费心费神找你的大麻烦。这就是当年号称鲁迅掌门弟子的胡风、冯雪峰都跌了大跟斗,而同鲁迅水火不容的章士钊,却始终不倒的原因。我自知人老言轻,十分识相。每逢开会,信守一条原则:只添花,不栽刺。一定要提几条意见,也是鸡毛蒜皮,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言不及义。就这样,以不变应万变,每一步都不留下脚印,总算跌跌撞撞地走过了这些年。

  父亲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十几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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