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松: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7: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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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松  

  

  【内容提要】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一、“革命必剖清人种”

  

  邹容的《革命军》是晚清时期流行最广的革命宣传著作。作者运用在方兴未艾的近代中国国族符号(黄祸、睡狮)并赋予其特定意涵,进而形塑其心目中的国族共同体想象。

  在《革命军》的第四章中,邹容特别以“革命必剖清人种”为题,描述世界人种之异同和亲疏,并以此项人种论作为革命论述的重要基础。此种对于“先进科学知识”的人种分类架构之“崇拜着迷”,并不仅限于革命派阵营,其他维新派阵营者,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也均引用各类型的人种论述和分类架构,作为其改革论述的重要依据。

  近代西方的人种分类法,及以“黄皮肤”来界定中国人的方式,约是19世纪末的90年代,经由中国教会学校的教导宣扬,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流布。而由J. F. Blumenbach在18世纪后半所倡导的五色人种之说,根据日本学者坂元ひろ子和石川祯浩的研究,则是经由日本汉学家冈本监辅所著的《万国史记》为媒介,流传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此外由传教士所主编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也以《人分五类说》的图解,引介此种五色人种观[1]。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从现代观点而言,充满种族歧视且粗糙的人种分类法,尤其是以肤色界定人种的方式,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维论述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思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尽管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了解和接受五色人种的分类框架,许多思想家,包含梁启超、唐才常、康有为等人均醉心于所谓“黄白种战”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简言之,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西方白人优越意识中,对于其他有色人种(红、黑、褐)的歧视态度,认为这些有色人种被消灭淘汰的命理,乃是人种之间竞争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所致:另一方面却又宣扬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具有足以和白色人种分庭抗礼的能力[2]。这种势均力敌之“黄白种战”的世界观,不仅出现在晚清各类论说,也正是《革命军》关于人种论的开场白:“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为亘古角力较智之大市场,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3](P129)

  对邹容而言,其人种论的真正主要目的是要界定他所属和认同的所谓“皇汉人种”族群(亦即所谓汉族),和其他各种种族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界线,从而论证“我群”相结合而成的历程,以及与“他者”相排斥的必要性。也因为如此,他接着描述了亚细亚黄色人种的人种区分形态。

  首先,关于亚细亚黄种人内部族群的分类架构上,邹容界定其下有所谓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两大类别,而中国人种项下有三大族(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交趾支那族),并提出“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的新说法,将日本人转移纳入中国人种底下的汉族项下。

  如众所知,满汉之间的关系之界定论辩,是晚清改革派和革命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虽然当时有关满汉关系的论述,有反对强烈排满复仇主义者,例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再主张打破满汉之界。梁启超即以“大民族主义”主张(合当时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苗、藏等族组成一大民族),希望能超越仅以汉族而成的“小民族主义”①。然而这样的言论在反满人士眼中,不过是“保皇”、“保满”的保守思维的展现。章太炎即针对康梁的破满汉之界的想法,提出强烈的驳斥意见。章太炎在他于1901年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中,除了重申满人为“异种,非吾中夏神明之胄”的反满基调外,特别针对梁启超所言“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文同种之故,引而亲之,而在于满洲?”的说法加以驳斥:

  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而言,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4]

  章太炎的“日亲满疏”的论断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他力主汉族和满族划清界限的立场,则明显和上述邹容《革命军》所述的立场一致;更值得注意是,他在承认满、汉、日皆属黄种的前提下,却强调汉日为同族,而汉满非同族的说法,也和《革命军》中的相关人种论述的思维逻辑彼此相互印合。

  我们必须注意到,以邹容本身留学日本,以及他和章太炎交往相识的诸多背景而言,他不可能不知当时“中国人种/汉族西来说”的风行,因此,他有意识地排拒任何“汉族西来说”的做法显得相当独特。虽然邹容并未明言他何以采取此种立场,但是这或许和他本身排满的思维逻辑有关。而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又可能与邹容关于“黄帝”的论说有关。

  在《革命军》中,邹容对于黄帝定位的重要论述如下: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镶,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据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3](P123)

  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如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3](P127)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岛,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干斯,聚国族于斯之地平?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之名誉乎?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3](P132)

  呜呼!黄帝之子孙,忍令率其嫡亲之同胞,举其世袭之土地,为他族所奴隶者,何屡见而不一。[3](P134)

  从上述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族被界定为“黄帝之子孙”,彼此均为“嫡亲同胞”,是生长于先祖黄帝所遗传之世袭之土地(即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共同体。汉族和满洲人是泾渭分明,各有其居地的不同种族。满洲人的罪过正在于踰越了各个族群的原本居住生息界限,入侵汉族世代相袭之土地,亦如同侵占了汉族的共同家产,而这也正是汉族理应起来排满复仇的根本原因。

  从邹容的思维逻辑看来,满洲人在二百多年前的“征服行为”,破坏了汉族的“独立”发展并将汉人沦为奴隶的做法,是不可原谅或合理化的历史事件。他一再以家族成员保卫家产家园的自然感情,强调汉族理应保卫居于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权利,起而反抗剥夺此一正当权利的入侵异族:“夫人之于家庭,则莫不相亲、相爱,对异姓则不然,有感情故耳。”[3](P130)“又一家人,父子、夫妇、兄弟,相居无事也,忽焉来一强暴,入其室,据其财产,又奴其全家人,则其家人莫不奋力死斗,以争回原产而后已。夫语人有二父而不怒,夺人之家产而不争,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即僵尸残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举国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能忍受之事,举族忍受之,悲夫!”[3](P131-132)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邹容关于汉族排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述的一项根本立基点,很明显的是指控满洲人僭越其原生地而入侵“汉地”并征服汉族的行为,是不具有任何正当性的。若是由此角度出发,上述“汉族西来说”中将黄帝和汉族理解为从西方的外来者,其中所具有的“征服者”性质,恐怕正好抵触了邹容对于“异族征服者”不具任何正当性的基本立场。因为,如果“汉族”本身的始祖也是外来者,是以掠夺征服的方式,取得居住于中国的权利,则其所作所为和日后满族入侵中国并无不同。如此一来,邹容以汉族为“无辜受害者”遭受外来异族侵占的道德要求论述,不免有自我矛盾的现象。这或许正是邹容有意识地明确不采纳“汉族西来说”的主要缘由。

  行文分析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邹容真正的论述主旨在于严满汉界限,并且强化汉尊满贱的文明野蛮之分。他一再大力推崇推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3](P129)邹容“汉族中心主义”和汉族优越意识,正是其“人种论”的根本预设。

  

  二、“受害者故事”框架下的“皇汉人种”

  

  在《革命军》中,邹容以激动热情的语气,不断地以信心喊话的方式,强调汉族的各种强大潜能:

  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之茶供世界亿万众之饮料而有余,尔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无不足。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城,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风,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3](P140)

  不论阅读此段文句的读者,是否能充分理解其中所引用的“自由钟”、“自由神”、“黄祸”、“睡狮”等新颖符号之意涵,大概都很难不被其中所表露的热烈情绪所感染。然而,诚如吴玉章所指出,革命派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两点为:(1)反满;(2)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5](P16),《革命军》之所以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文宣,正在于将这两个主题交互搭配形成论述上的张力,引发读者的强烈认同情感:更有甚者,邹容除了在这两个主题下论述汉族和满族的不可共容性外(尔之世仇满洲人,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又安排了相对于汉族而言,可谓是一个暧昧身份的他者(西方列强/外来恶魔/文明国)。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可谓是邹容关于当代汉族/中国人的认同形塑中的“他者建构”之特色。以下将就此三角复杂关系一一分析讨论。

  首先,满汉之间的不可共容性和绝对的敌对关系,无疑是《革命军》中相当鲜明一致的立场。虽然邹容基于共和革命的立场,也对于清以前,秦以后的政治局面采取批判的立场,例如他也宣称“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或谓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3](P134)他认为汉人在遭受异族统治之前,实际上已饱受专制政体之害。但是他对于他所处处宣扬的优秀“皇汉人种”何以沦于今日他所谓“地球上数重之奴隶”的原因,则几乎完全归罪于汉人受满洲人异族统治之结果。他列举满洲人的重大罪行包含:清初之际的大规模屠杀(尤其以《扬州十日记》所载为代表)、大兴文字狱、强迫汉人薙发接受野蛮习俗、政治权力分配上独厚满人。在邹容的“理想”汉族历史发展过程中,若非“满洲”野蛮统治,中国早已成为如同西方列强般的强国: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千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倘使不受弩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进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吾恐印度也,波兰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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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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