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发展史上，政治和解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英国第三等级会议是政治和解成功的一种方式，美国建国者构建宪政秩序是政治和解成功的一种方式，宗教宽容也是政治和解成功的一种方式。政治和解失败意味着革命的来临，革命是政治和解彻底失败的根本标志，诸如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都是政治和解失败的版本。
目前，似乎上上下下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很重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很多，政治和解失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国的上层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政治和解的准备，统治者们他们根本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看到人民麻木不仁，就认为"人民是聋子"，看到人民关心自己的命运，就当人民的面大谈特谈其命运，但又"仿佛认为人民不在场"。他们认为只要经济大发展，经济大繁荣，就没有政治和解的必要。甚至认为经济繁荣可以包治百命，经济发展产生了无所不能的魔力，它无所不能。经济繁荣不但是政治和解的根本措施，而且经济繁荣就是政治和解本身。人民只要吃好了，喝好了，生活好了，就不会提出政治要求。但统治阶级没有料到，法国大革命恰恰就是在经济大发展中爆发了。
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统治阶级再寻求政治和解的努力失败了。人民已经不需要和解，人民可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但是没有政治和解的制度，一个贫民的制度，不论高喊多么崇高的口号，最终仍然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统治阶级不是一切，被统治阶级也不是一切，政治和解才能使双方共赢，政治和解才是一切，所有的阶级的和解才会共同建立一个互相制约的稳定和谐社会。但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没有政治和解的选项，他们在发财的过程中互不相认，互相火拚。托克维尔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国革命废除一切传统和习俗，法国革命想建立一个新世界。法国革命没有自己的边界，它使同胞成为仇敌、使兄弟成为路人、使具体公民变成抽象公民、使社会各个阶级互相敌视、使穷人和富人互相隔绝。一个互相仇视和对立的社会使政治和解失去了基本的空间和位置。
政治和解需要妥协，妥协是专制长治久安的重要机制，妥协是民主社会的灵魂。没有妥协的社会，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专制的失败是因为政治和解的机制遭到破坏，因为在专制社会政治和解只是妥协的权宜之计。只有民主社会，才会有不断的政治和解，才会把权宜之计上升为民主政治灵魂的高度，才会使政治和解稳定化、常态化、长久化。
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曾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后来就没有了下文。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就是政治和解的一种方式，如果把社会协商对话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那么政治和解的可能性的机会就会增多。但是由于对政治和解没有充分的准备，革命性政党思维、革命性政治家思维再一次把社会推向两极对立。在政治和解无果的情况下，在政治之外建立市场，通过市场繁荣经济，通过经济繁荣带动化解政治问题，淡化政治问题，这似乎是取得成功了，实质却是经济繁荣带来的仍是难以化解的"托克维尔问题"。
法国大革命是特权者引火烧身的革命，以革命取代政治和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政府的主要官员、政府的特权者自揭其短、自暴其丑。"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他们想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与法国大革命相比不同的是，中国的特权者没有这个勇气，他们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或者移民或者对既得利益加以掩盖。特权者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全民化，在互联网时代，特权者的利益是透明化的，玻璃化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权者是难以让其既得利益长期隐蔽化的。特权者的对利益的辩护和维护、特权者的自我繁殖、特权者的自我扩张激怒了所有在特权者之外的人，从而使政治和解困难重重。
政治和解困难，并不等于问题无解，为了实现政治和解，人们提出了诸多设想。增量民主、善治、服务型政府、顶层设计、社会管理创新、宪政民主、驾驭权力、制约资本、社会民主等都是寻求政治和解的重要思路。
于建嵘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他在《时代周报》说：我研判的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政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政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这是一个政治和解的路线图，完成这个路线图，就为政治和解打下的良好的基础。
实行政治和解，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包括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等诸方面都要进行政治和解的努力，构建政治和解的平台。经济必须达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使每一个人不致于因受经济影响而失去尊严。公共权力是每一个政治群体合法竞取的对象，而不是也不能成为某一阶级的私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有一部人人遵守的宪法，宪法确定整个社会秩序，每一个人都知道宪法的规则，都遵守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每一个人都对宪法正义感式的忠诚和捍卫，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解就有了强大的背景支持。政治文化必须有参与型文化，而不是臣服型文化。政治和解还包括社会力量的均衡，如果一方弱，一方强大，则政治和解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双方处于均势，则有和解的可能性。政治和解取决于网络式的互相牵制性的社会结构，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处于绝对性的优势，而且其中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稳定性使得社会处在橄榄球型社会状态。如果政治和解没有这些构建，那么政治和解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是政治和解的根本保障。由宪法而达宪政，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稳定的国家，文明的国家，都是通过宪法确定秩序的国家，进而由宪法达致宪政。不稳定的国家，都是破坏宪法秩序的国家。毛泽东时代，运动一个接一个，本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乱，其原因就是弃宪法而行人治。人治的社会是人人对立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是你死我活的社会，是政治和解难以达成的社会。
实行政治和解，需要操作谋略。公平正义原则必须坚持，必须给制度注入公平正义原则。在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前提下，政治谋略的提出和使用就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政治和解的政策出台要及时，要顺应民意，在民意呼声最高的地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诸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公平制度、建立真正的司法独立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取消上访制度、废除劳教制度等。政治和解的智慧源头要多方位寻找，比如从传统文化、从西方文化、从成功的政治经验中去寻找，重新强调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群众智慧要充分尊重，比如国人在维权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比如乌坎事件及其经验应成为解决相似问题的模式之一或案例之一。对官员要建立政治和解的重要指标，把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作为升迁考核的重要内容。政治和解的权宜之计不能忽略，在西方，宗教宽容就是从权宜之计开始的，最终成为西方政治民主、政治和解的背景文化，在中国，官员偶然的一次政治对话、政治操作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和解的标志，比如广东汪洋支持了农民工通过游行的方式要回拖欠的工资。
政治和解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没有政治和解，就有政治革命。避免政治革命，实行政治和解，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