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军: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参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0 次 更新时间:2012-08-18 09: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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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令海外中国研究者瞩目,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其中,利益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参与动机和欲望是否被有效地吸收,海外学者如何看待该问题,如何认识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是进步,还是踏步不前,亦或倒退?本文主要以美、日及欧洲有关国家的学者(包括少数华人学者)和机构的研究为基础,对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参与研究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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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释理论?

  

  首先,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参与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政治研究视角的影响。因为,政治参与属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范畴,而这两者的研究都建立在对中国政治整体审视和思考的基础之上。?

  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解释视角,40年前奥森伯格(MichelOksenberg)把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整理为6种研究视角或方法,即:(1)革命社会视角。认为现代中国是仍然处在革命社会之中的一个例子。暴力、对旧制度的破坏性变更、新兴精英的崛起等处于革命时期的社会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也能看到。中国就是1789年以后的法国、1959年以后的古巴。显然,这一视角应用于研究毛泽东时代是有效的。(2)历史学视角。出发点是中国就是中国,不是中国以外的任何存在。它把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继承与断裂作为分析的坐标轴,认为在传统中国的官僚机构、皇帝的权力、乡绅等传统知识分子的支配作用与现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干部的作用之间能够找出很多共同点。(3)现代化论视角。出发点是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正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印度、尼日利亚)。政治化的军队、城市化、为了国家或国民整合而神化领导人等,这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现象在中国也经常可见。(4)官僚机构模式。出发点是中国统治机构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官僚制度,认为中国的权力斗争和政府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与其他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官僚制度是共通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方法运用官僚机构模式对信息的传播、围绕预算和人事的权力斗争、机构内部的上下关系、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等问题进行组织分析。(5)整体主义视角。认为中国最明显的特征是政治体系渗透到几乎整个社会,与斯大林的苏联以及其他威权国家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之处,政党的权力垄断、思想统制、警察组织、最高层的权力斗争等是较受关注的领域。(6)比较共产主义视角。认为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就是苏联,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和同样的发展模式这一假说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学者的中国政治研究视角也越来越丰富,至少可以指出下面两种新视角。(1)政治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视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协商主义、草根民主主义等是其研究重点。(2)比较体制论、走向民主制度的体制过渡论视角。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拉丁美洲和东亚的许多国家从各种威权主义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苏东紧随其后。在威权主义的比较研究、民主化及巩固民主主义的研究中,将中国作为普通的国家,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AndrewWalder)在观察了1979年以来的现代中国研究后得出结论:“学者们不是从中国的固有性、特殊性出发,而是用亚洲各国、前苏联、东欧等‘过渡型社会’所共通的范畴和框架来分析中国。”他强调指出:“中国政治研究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做贡献的时代已经到来。”[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本身成为了一个“普通国家”[2]。上述8种研究视角,不仅是在美国,在日本、欧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国政治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不管是否意识到,都被使用过。?

  其次,关于政治参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等人的观点对其他学者影响较大。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进而进行了解释:“(1)政治参与包括活动而不包括态度;(2)政治参与是指平民的政治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充当平民角色的那些人的活动;(3)政治参与只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4)政治参与包括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3]海外有关学者对中国政治参与内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主体、客体、途径和行为的主动性与否等4个方面。?

  1.主体。关于政治参与的主体,存在“狭义论”和“广义论”之分。“狭义论”认为主体是指“普通公民”,强调主体的“普通性、平民性”,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由个体组成的团体,但不包括政府官员、职业政治家和政党人士等。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蔡晓莉坚持该观点,在分析中国政治参与的现状时,强调政治参与主体的普通公民性,将工会、妇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的具有政府背景的活动排除在外。这也是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参与时强调的一点。“广义论”认为的主体是“全体公民”,认为任何人都是参与的主体。?

  2.客体。关于政治参与的客体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1)政治参与仅是一种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并不涉及其他方面。换而言之,涉及政府决策的执行和反馈等方面的参与被排除在外。(2)政治参与的客体涉及国家中所有与政府活动有关的政治生活。不考虑这些活动是否产生了实际效果。政治参与既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参与者力量可能强大,也可能弱小。不只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生活。较前者而言,海外学者多强调后者的重要性。?

  3.途径。公民以个体或者团体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其手段合法与否?其途径是一种行为,还是一种态度?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1)关于途径的合法性与否,一种认识主张“合法论”,或“制度内参与”,认为只有依照法定程序参与政治的行为,才属于政治参与。另一种是“非法论”,或“制度外参与”,认为“各种抗议活动,包括请愿、示威游行、抵制行动、抗税,甚至还有政治暴力,均可看作是政治参与的形式”。[4]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学者加茂具树、美国学者约翰·伯恩斯将体制内外的各种试图影响政府行为的方式都视为参与的范畴。(2)关于途径的性质仅仅是政治行为,还是包括政治态度,可区分为“行为论”和“态度论”。前者认为,有关的政治兴趣、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等观念态度,虽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有重大影响,但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并不直接与政治生活发生联系,客观的政治行为和主观的政治态度是两个分离的变量。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在研究北京市的参与时,将参与的概念定义为“市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实际后果的行为”[5]。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认为:“参与是某一群体的成员参加或介入共同事务,而不是观点。”[6]他强调参与是一种行为,而不是态度观念。“态度论”不仅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行为,而且将对政治的态度、情感、认知、价值观等可能间接对参与产生影响的主观成分也纳入政治参与的范畴。?

  4.行为的“自愿论”与“动员论”。一些学者将政治参与的行为分为自愿性的和动员性的,可称为“自愿论”和“动员论”。“自愿论”将后者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认为被动员起来的行为不属于参与行为。另有一些学者主张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员,都应属于参与的范畴,属于“动员论”。《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一书认为:“动员和自主都属于政治参与,动员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关系,动员性参与可以逐渐转化为自主性参与。”[7]?

  

  二、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后,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中国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的发展。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是不可否认,仍有相当的学者以西方的政治参与标准衡量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认为中国的政治参与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现在中国的政治参与和20世纪80、90年代没有什么差异。?

  1.中国的政治参与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维持至今,扩大政治参与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作为威权体制国家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改革,然而这种改革以维护执政为目的,因而,必然具有局限性。?

  苏东剧变后,海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预言,中国共产党也将在不久后崩溃。在此,不妨回顾一下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前景的种种预测。199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问题专家施乐伯(RobertScalapino)提出了4种看似合理的可能性,并按照概率对它们进行了排序。(1)维持现状;(2)通过政治—军事冲突或者以“进化”的方式分裂成几个国家,政治将会跟上经济的自然进程;(3)相对快速地形成一个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新国家,但这不必然会采取西方的道路,而是会效仿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4)中国最有可能实现“威权主义—多元主义的前景”,但“这是一种灵活的、非永久的、实验性的秩序”。?

  199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鲍瑞嘉(RichardBaum)教授提出了中国政治的7种前景:(1)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2)新保守主义;(3)新威权主义;(4)政治分裂(因为制度僵化、地方分裂或混乱);(5)军人干政;(6)民主化(要么产生于上层的革命,要么产生于底层的革命);(7)新毛主义的复兴。?

  2004年,斯坦福大学魏昂德教授提出了中国政治变化的3种前景:(1)政权自身内部将会产生解决治理难题的创造性办法,从而带来组织和宪政的变革;(2)采取类似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领域中的渐进方式,先于其他方面进行政治组织改革的实验;(3)政治危机或者出现来自党外某个社会群体的政治挑战。魏昂德认为,最有可能的政治前景是香港模式的出现,这意味着按照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原则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这在逻辑上始于党内选举,或者始于香港模式的不同领域(如劳工、教育、公务员)之间的竞争。这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竞争相对激烈的多党制(如韩国),但是更有可能演变成一党主导的稳定体制(如日本和新加坡)。?

  2005年,哈佛大学托尼·塞奇教授提出了中国政治变化的6种前景:(1)国家四分五裂;(2)中央政权崩溃,军队接管政权;(3)政治制度崩溃;(4)在政治制度崩溃后出现法西斯统治(军队支持的新威权主义);(5)在民主突破后出现“软威权主义”;(6)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是技术官僚政治,领导层尽力维持一种与经济逐渐自由化相结合的威权主义政治结构)。塞奇排除了(1)、(2)、(3)和(5)选项,认为(4)选项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最终断定(6)选项是最有可能的进程。?

  2006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布鲁斯·狄克逊教授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4种前景:(1)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延续;(2)不稳固的或非自由主义的民主;(3)成功的民主化;(4)军人政权。狄克逊估计了每一种前景的可能性,发现(2)和(4)是最不可能的选项,尽管他认为(3)仍然有可能。但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由于内部衰败或外部压力而即将崩溃的危险。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它一再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从而能够生存下去。?

  2006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提出2020年至2025年中国政治的3种前景:(1)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社会稳定,渐进实现民主;(2)经济增长受挫,因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导致政治混乱;(3)维持现状。[8]?

  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提出了2020年中国政治的3种前景:(1)民主中国的诞生;(2)长期的混乱无序状态;(3)弹性的威权主义中国。[9]

  上述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具有以下共同点:(1)普遍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持有强烈的不稳定认识;(2)中国政治体制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变动,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为新威权主义、弹性威权主义或者称之为软威权主义的可能性较大,上述7人中有4人持该观点。(3)认为中国政治变化的终极目标仍是民主化,7位学者中有6人预测中国会出现民主化,均没有对中国自身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表任何评论或表示某种程度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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