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联合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的发展路径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世行行长佐利克一向对中国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基于这份权威的报告，他也不得不表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将有可能面临毫无预警的经济崩溃。此论一出，立刻招致多方批评，不少人认为这是西方曾经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再次抬头。也有人分析说"毫无预警的经济崩溃"这样的论断毫无意义，因为这等于是说佐利克并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经济才会崩溃。这样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引发我深思的是佐利克所谓的"毫无预警"的问题。换言之，为什么佐利克不知道中国何时才会经济崩溃？又有谁能够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命运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中国经济崩溃的命定论者，我也认为西方的所谓中国崩溃论，常常低估了中国情势的复杂以及中国在处理自身事务方面的弹性与智慧。但是我的担心在于：如果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到底有多复杂，又如何保证中国采取的各项政策合适得当呢？在很大程度上，我的这一疑问来自于黄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所反复阐述的观点：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传统。

我认为宜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一方面数目字管理指的是法律应该取代抽象的道德伦理，或是政治逻辑而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管治原则，如此才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使得各种经济活动更具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另一方面，数目字管理指的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统计技术和制度安排而对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着细致、及时、客观和精确的把握。相比之下，数目字管理的第一个方面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统计技术和制度安排，总是受制于经济管治中所奉行的具体原则。

根据黄仁宇先生的理论，一国的数目字管理水平可以反映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故而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中西方的发展差距，主要还是由双方在数目字管理上的差距所致。

法治原则未成为经济生活的指挥棒

以此观之，当今中国仍旧缺乏数目字管理。从数目字管理的第一个方面来说，法治原则目前还未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指挥棒，道德伦理（如诚实守信）和政治逻辑（如GDP主义）依旧统御着中国经济的诸多方面，尤其当宣称的道德伦理和实际运行的政治逻辑有冲突时，会愈发使得中国的经济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理解和把握。

从数目字管理的第二个方面来说，中国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上：首先，从媒体的报道很容易得知，中国拥有未知规模的地下经济体系，包括地下钱庄、博彩业、色情业和毒品交易等产业，而官方的经济数据却无法对之进行有效和准确的统计，更加无从评估其对合法经济体系的影响；其次，官方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统计存在较大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高房价应该使得大多数城市居民无法在城市购房，但是现实中他们拥有房产的比率，显然超出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所能解释的范围。

的确，许多人在名义收入之外的各种隐形收入（并不限于腐败等灰色收入，也包括各种兼职收入）没有被统计；再次，中国的许多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而导致所得到的许多统计数据并不具备国际可比性。甚至因为有时不断调整自己所设定的统计口径，使得就某一统计项目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经常也很困难；最后，不少领导对于数字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各种政策指标常常采取层层摊派的方式来运作。而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任务，又常常根据上面的要求，反向计算各个具体的指标，然后根据这些计算得来的数据，再对实际的数据进行"包装"和"加工"，使得最后上报的数据，恰好符合上级所设定的目标或要求。结果自然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数目字管理水平，不足以支撑政府对于经济的精细管理与科学决策。而官方统计数据的偏差年年叠加起来，极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行动。的确，如果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数目字管理，那么任何人都很难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很难在危机来临之前发出预警，更谈不上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

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寓含在对问题的分析之中了。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是缓解，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因为谎言与谣言的盛行而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打击。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