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良:个人信息保护与民法典的制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 次 更新时间:2012-07-16 10: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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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良  

  

  内容提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个人信息保护与民法典的制定”学术报告会于5月31日晚在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具有较为深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教授作为主讲人,并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姚欢庆副教授、姚海放副教授、朱虎讲师,以及安徽大学法学院尤佳讲师担任评议人。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张尧主持。刘德良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对个人信息分类的见解。刘德良教授认为个人信息就是直接或间接识别出自然人身份的一条或一组信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与人格利益都有直接关联。因此,按照个人信息与人格利益是否有直接关系,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另一类是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其中第一类可以进一步分为阴私和其他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可以纳入人格权法保护,而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放入人格权法之中则没有太大意义,可以放入财产法之中。对于第一类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刘德良教授认为,我国在立法的时候应当醇化隐私的概念,不应当盲目跟着外国立法模式走,将“隐私”限定为与公共利益没有关系、同时攸关人格尊严的信息,从而明确“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联”的外延与内涵。而对于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刘德良教授则认为,这一类的个人信息一般人可以正常使用,但不得滥用,法律规制的也就是滥用的行为,而不是使用本身。随后,刘德良教授从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的区分角度,对个人信息的价值进行了价值分析。刘教授指出,区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基础规则,就是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的区分。权利客体指向利益,权利对象指向利益的载体。如果我们区分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对某些兼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权利的解释可能就更加顺畅,同时也坚守了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区分的基础。例如,肖像就不是肖像权的权利客体,而是权利对象。肖像上既有人格利益、又有财产利益。当我们提到肖像权的时候,应当是肖像人格权和肖像财产权的统称。这就坚守了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区分的基础,还能解释肖像财产权的继承、转让问题。此外,刘德良教授还提到了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刘教授认为,应当承认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是个人财产。个人信息是一个载体,可以承载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信息存储空间的独立法律地位。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对受害人的保护更加周延。最后,关于民法典的制定问题。刘德良教授谈了三点思路:秉承传统、打造特色、尊重规律。秉承传统,即区分人格权与财产权;打造特色,即避免既有立法和理论的缺陷,承认个人信息商业价值的独立性;尊重规律,即不应妄自菲薄,要坚持自己的特色阴私观。刘德良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四位评议老师对刘德良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姚欢庆副教授认为,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界限以何种标准来划分?这个模式看上去很美好,但实际上还是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界定的问题,而且比传统模式更加的模糊。姚海放副教授认为,把人格和财产权益区分开来,又没有统一到一个概念中,这就导致传统的概念被打散。这套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关键依然是执法问题。朱虎老师则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疑问:第一,何为直接、间接以及应如何解释;第二,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方式以及侵权的保护方式到底有何区别;第三,为何承担财产赔偿的前提一定是侵犯财产权而不是侵犯人格权。对于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的区分,朱虎老师针对采用“利益”这种过于抽象的概念的意义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尤佳老师认为现代立法的特征就是追求形式理性,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困境,普通人的个人信息很难说有什么价值,但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说明其仍然有其自身的价值。最后,刘德良教授就四位老师的点评和在座学生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文/杜立)

  

  主讲人:刘德良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评议人:姚欢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姚海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朱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尤佳

  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持人:张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时间:5月31日(周四)晚18:3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教室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协办:德恒律师事务所

  

  刘德良教授:

  很荣幸再次来到人大。这个问题我两年前讲过,但是切入点不一样。这次从民法典制定切入。本来想讲人格权,但是其实不仅仅是人格权,还涉及到物权、债权、继承等问题。于是我决定把它放大一下。

  首先讲下个人信息的概念。个人信息的概念现在学术上叫法比较多,个人资料、个人数据等等。我比较倾向于叫个人信息。信息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资料、技术的叫法,可能从立法技术上讲不够中立。资料一般翻译成data,数据也是这个词。这个词往往又和计算机技术有些关系。但是信息的范围可能更宽一些,不仅限于计算机化或文本化的信息,还有与载体没有太大关系的信息。所以我基本上是用信息,而不是资料、数据或是其他概念。个人信息目前来看,学术界的争议不是太大。一般认为个人信息就是能直接或间接识别出自然人身份的一条或一组信息。学术界目前没有太大的争议。当然,说没争议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我们国家,比如在《民法通则》里面,有的人认为姓名、肖像不是信息,按照我的理解还是属于信息的。在美国,个人信息叫法与我们不同,叫informationprivacy,但他们的privacy和我们理解的隐私还是不一样的,姓名、肖像都放在这里面,相当于我们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我认为包括姓名、肖像、声音、还有所谓的隐私,以及虹膜等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出自然人身份的信息。

  第二个我想讲讲个人信息的分类。我的分类比较独特,与学术界一般的分类有很大不同。我们国家学术界倾向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里的分类方法,把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一般个人信息、琐碎个人信息等。但是,我认为,敏感不敏感其实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他们讲的敏感个人信息,比如宗教信仰、是否加入工会组织等,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敏感。那么,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我们国家的意义是不是很大?所以后来我提出了个人信息的分类,其中直接个人信息和间接个人信息的分类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比如通过一条信息就可以直接识别出某个自然人。但是,直接和间接有时候也是相对的。所以这种分类有一定意义,但也不是太大,尤其从法律保护上看。后来我自己就提出了一种分类方式。当然,我这个分类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与人格利益都有关联的,我的分类也是建立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上的。所以我把个人信息按照与人格利益是否有直接关系分为两类,一类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另一类是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手机号码等,这些信息在社会生活中会经常变化,正常的使用、利用对我们的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且正常的利用恰恰是这种信息赖以产生的一种功能或者根本。所以我认为这类信息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打骚扰电话就转换为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不正常的利用了。所以,我提出了这个命题,这个命题可能是比较反传统的:并非所有个人信息都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基于这个命题,我就把个人信息分为了上述两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可以纳入人格权法保护,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放在人格权法中没有太大意义,还会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相左。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分类,比如尊严的位阶在我看来可能更高一些,我们传统讲的阴私,即一旦让别人知道会对自身的心理状况或社会评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的信息,如裸照、不为人知的重大生理疾病、缺陷,以及个人的感情经历,一般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个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而且我们国家在传统民法上来讲,甚至从法制史的角度来讲,在新中国刚成立的50年代我们叫做阴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法通则》没有使用隐私的概念,它叫阴私。我认为,这一类个人信息和姓名、肖像乃至声音,与人格利益有直接关系。但是后几类信息可以直接知道,甚至正常利用都不会对我们的尊严、社会评价、心理状况造成太大影响。阴私就不一样,它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所以这就是我针对这类个人信息分的两类,这两类均可以用人格权保护。阴私是不是可以成为法律上的隐私?我们传统有阴私观念,却没有隐私的观念。隐私是后来我们学习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隐私在西方国家受地理、文化、宗教、历史、习俗的分歧,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非常大。而且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上的隐私概念也与法律上的隐私常常混杂在一起。比如我们常讲的女性三围、身高、体重,都说这是隐私。那么为什么男性的三围、身高、体重就不是隐私?所以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隐私只是心理学上的。我们以前见面,都可以问年龄、是否结婚,随着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谈隐私。法律上的隐私应该是一个内涵确定、外延明确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国家,大家对隐私的认识非常混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对于隐私的认识,什么个人领域、个人空间、个人秘密等等。其实个人领域、个人空间其实是一种捕捉到的信息。因此,我理解的隐私的本质应当是一种信息,是私人空间、个人领域中的信息。个人秘密实质上也是信息。个人领域、空间其实只是表象,实质还是信息。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又聋又瞎、没有任何嗅觉的人跑到你的房间里,你认为侵犯你的什么权利?可能是物权方面受到了影响。一个没有任何知觉的人,实质上是无法获取任何你的个人信息的。因此我的理解,隐私的本质是某种个人信息,学术界主流的个人领域、个人空间、个人秘密都是表象。但是信息太过宽泛,法律上的隐私在我国的分歧就很大。法律上的隐私应当是涉及到通过隐私权来保护的。我们知道,民法上权利的界限一定要清晰,如果权利界限不清晰,就会对他人的行为自由加以不当的限制。我们国家的隐私观,我认为受欧洲的影响更大。我们目前的隐私观受欧洲的影响更大,虽然隐私的概念来自于美国。据我考察,欧洲其实从二战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隐私观,比如《欧洲人权公约》。二战之前由于纳粹德国的存在,自由、人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战之后,欧洲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界定隐私的时候,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不足。虽然美国的隐私应该是我们讲的个人信息,但是《美国侵权法中重述》中讲了4种侵犯隐私的行为,除了第4类盗用姓名用的是商业盗用,其他前三类仅仅披露某些信息并不足以构成侵犯隐私,还有一个“高度冒犯”的概念。这个“高度冒犯”正好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们国家的隐私,是否应当加上我们传统的地域、文化、习惯,不应一味效仿外国,应结合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习俗?因此我想把法律上的隐私醇化、限定,让一般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与公共利益没有关系,同时攸关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比如明星的信息、犯罪记录不能放入隐私,因为与公共利益有关系。第二个攸关人格尊严,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一般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信息,比如医疗记录、健康记录、不为人知的重大生理疾病和缺陷、恋爱往事、性取向等等,因为让别人知道了自己会很没面子。这也是正常、理性的人基本都有的常识。我觉得这样的话既考虑了公共利益因素,又照顾了人的基本尊严。这一类的个人信息,我把它叫做法律上的隐私,符合我们国家传统的阴私观。我们在引进外国做法时是不是应该更加自信一点?隐私这个概念各国都有自己的不同内涵,其实我国传统的阴私观其实很有特色,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回归传统,这也符合我们的共识。总之,隐私也好,阴私也好,它属于人格权保护,或说人格权里面的一个保护对象。

  第二类是与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比如通讯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等。这些信息是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形成并赖以产生的,并用来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比如收入,在中国并不认为是很隐私的东西,但是有人就不想别人知道,这个应该是社会学或者心理学上的隐私。从法律上来讲,每个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你收入很多,是不是偷税漏税了?再比如家庭住址,都不是我们法律上讲的隐私。就这些信息而言,知道本身不会对我们造成损害,损害往往是后续的滥用行为。所以法律不会禁止这类信息的披露和正常使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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