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振生:欧债的危机逻辑及拐点显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2-07-01 16:02:46

进入专题: 欧洲债务危机  

秦振生  

  

  (一)

  

  今年(2012)六月份欧盟内部及G20峰会一系列针对欧债危机的举措表明,理性的现实合力已经形成,促增长将渐成主基调。历经两年多的“危机”已成强弩之末,“危机”已进入其阴霾渐显散去的“拐点”。此时对该“危机”再作探讨,也许会有新的认识和启示。

  希腊主权债务问题是此次危机的导火索,希腊是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希腊曾是古文明发祥之一极,远在公元2600年以前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开始研究找寻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他特别注重“数”的理念,认为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必须服从“数的关系”,以达到某种“数的和谐”。而当下,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偏偏在有关(国家财政)“数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失去了“数的和谐”。

  当初希腊为了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有关财政赤字负债率规定的)标准,特别是为了缩减外币类债务,曾与国际大投行高盛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做起了“数字游戏”。如此,高盛“协助”希腊通过了其加入欧元区的财务审核关,使其终于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高盛当然是娴熟运用市场技术见“危”施“机”套利的高手。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支付“回报”成了希腊挥之不去的梦魇。可以说这是西腊陷于财政困境的最初诱因。希腊这样加入欧元区,说明欧元区的制度规则最初就存在漏洞且没有及时跟进修复完善乃至改进。

  “数字”难道可以被随意捉弄的吗?当然不是,否则伟大的哲人毕达哥拉斯不会以深邃的历史性穿透视角提出“万事万物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这一命题。

  “数的法则”,多么精妙的构思!至所以有“数的法则”,除了纯粹“数的关系”和几乎有“生命”的纯粹“数的逻辑思维”之外,应是每一特定具体“数字”所表述或隐含的自然或社会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彼此可能的或必然的关联,并按照溯因罗辑发生着变化着,并不会因对“数字”动了“手脚”失真而“默言无语”。

  回到实例上来。单纯的财务报表的“数字”“瑕疵”和支付“回报”的“数字”不至于将希腊击成“危机”,这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原由。

  希腊以旅游业物流航运业为主业。各种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极大,工业规模能力较弱,农业更是弱小。这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产业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乏力,根本不可能适应不断(盲目)增长着的消费需求。危机来临时,当局采取了加速发展房地产业的举措以求提振经济,但事与愿违国家经济陷于了更深的困境。

  “危机”总是在经济相对最脆弱、矛盾汇集尖锐处率先“发难”。在欧盟欧元区经济处于相对欠发达或有较严重问题的国家还有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它们也“危情”不断。葡萄牙经济基础薄弱,主要依靠服务业。爱尔兰主要依赖房地产业拉动经济,2008年爱尔兰房价为欧盟区最高。西班牙主要产业是建筑汽车制造旅游服务业,特别是建筑地产业异军突起,止2009年银行发放此类贷款高达4400多亿欧元,该国的新建房屋量曾一度是欧洲之最。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同样存在严重缺陷。经济畸形、失当、“空心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投入产出效益差,“危机”最基础的动因就是这样“炼成”的。这些南欧国家同为欧债危机重灾区有其必然的逻辑。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危机”中累现“房地产业不当”的魑影呢?

  

  (二)

  

  须注意人们对于财富的真实观念。只要有一定的钱或“有办法”,在适宜的氛围中,总是有众多的人热衷购置地产,无休止甚至疯狂地追求将货币“房产化”、“不动产化”,这似乎是中外亘古不变的定律。有些行政当局,乐于致力发展地产业以“繁荣经济”,一是因为与发展其它行业产业比,地产业容易搞,坐收土地等相关收益感觉很爽;二是因为与人们这一真实财富观念的“房产性偏好”相合拍。如此,房屋地产就嬗变为物化的金融衍生品、炒作牟利的工具、屯积“财富”的“仓池”,而与民生必须品的属性渐行渐远。这就是“自由市场”(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宿命。

  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已经十分清楚警示,如果在没有任何有效遏制炒房、有力度的计征房产税的法律规章架构下,在较高流动性、较高基尼系数背景下,任凭“市场”“自由”地发展房地产业,将是十分危险的冒险行为。

  在北欧,从未耳闻“炒房”一说。特别在德国遏制“炒房”等不当获利的制度规章之严细可为有点“惊世骇俗”,连房东出租房屋的租金也有规定不得随意涨价。于细微处,彰显“经济正义”,引导并约束、规范官员、民众专心致志去诚心办事、诚实劳动,去干事创业、安分守己、不巧取豪夺。目前,德国的房地产业仍欣欣向荣,开发商得不到“暴利”,而是有关各方利益“均沾”的合理平衡。

  由于受到资源、能源、环境、地质、气象的刚性制约以及市场不平衡及某种饱和的遏制,近二百多年兴起的“桀骜不训”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模式”即将走到尽头。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先进生产力(尤其是新型工业现代农业)的平衡发展拉动现代农村和现代“绿色”城镇的建设,决不是相反或其它。“后工业化”时代即将来临,土地因此而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土地进行可持续地生产资源、能源及优质生态环境,即种植业几乎要“种”出“一切”,使用土地直接产出资源、能源、生态的能力及基于土地对“自然力”的合理利用将决定“一切”。土地最根本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产出效益将主要在于现代种植业,而非一般化的工商业。

  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占地空间必须压缩到尽可能的小。必须尽快达到“用地自平衡”,即对于任何占地的新项目(除不可缺失的公共福祉、基础建设、国防设施外),必须有被淘汰(被调整)的旧项目用地空出可使用,才可建设。事态的演绎将表明,不当用地乃至浪费是一种致命的错误。所以,无论从危机成因分析还是从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漫无边界”式的地产业发展必须终止。所以,全世界有许多政府并不是把房地产业当作单纯的经济事务,而是当作政治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对待。

  

  (三)

  

  欧债“危机”的财务“数字”表现为,平衡缺失的“主权信用”陷于难以运转的困境,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但究其本质,与其说是债务“危机”,不如说是欧盟欧元区在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暴发的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为确切。世界社会需要从这一历史性视角对此予以观察和解读。

  如前所述,危机的“逻辑”起点在于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内部经济结构“畸形”和某些行业产业的严重“不当”,以及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盲目攀高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利益相互纠结,担心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引发恐慌。“逻辑”起点的另一端是,欧盟欧元区内部,若干地区国家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水平”层次上的差异性矛盾需要统筹解决,利率、汇率市场缺乏既统一又具有因国而异的弹性体制。总之,以金融为纽带的欧元区经济体,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包括金融、财政、实体经济等在内的)有效、成熟且兼顾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式运管体制、机制。

  不过,大可不必对欧债危机过于悲观。“危机”并不多么严重,掀不起大浪。它的“严重性”多半是由一些财金人士及政客通过媒体炒作“放大”了。总是难免有落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乱以企从中渔利之事发生。如金融掮客煽风点火急于放债做生意,评级机构喋喋不休为的是博取声望捞取资本,有政客为“迎合”某种倾向而囿于偏执,为的是拉选等等。纵观实情,严重问题基本限于南欧,北欧一向很好、发展比较强劲,东欧等其它地区也可以。欧债危机与通常的通胀(或低收入高物价)、贫富差距恶化引发的危机不同,它是在(多国)地区高层次发展水平上缺失相应正确发展机制所引发的矛盾。整个欧元区信用系统仍在健康运行,所以“危机”实际影响力有限。一个关键点是,不恰当不准确舆情会使人们心理蒙上阴影,并可能影响决策者举措失当,而这要比“危机”本身贻害更大。

  欧洲是近代思想库。开放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不大可能人云亦云,将错就错,“一杆子”走到黑。历史风云激荡锻炼了人民、磨励了政治人物。所以,应对此次“危机”,他们很快摸到了“路径”,纠错(或纠正)机制随即起动,而且是迅速、有效。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救助(防范危机扩散)、调整政策和策略、制订(或修订)相关财政(金融)管理协议(契约)、有些国家依照民意启动宪政程序调整领导者等等。对危机国希腊的救助从2010年5月就开始了,尔后又有救助。对西班牙的困局,欧元区最近也施以援手,拨千亿欧元解“危”,国内多家银行被国有化。如此等等。克服欧债危机,国际社会也在行动。在欧洲面临困难之际,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对欧盟欧元区的发展抱有坚定信心和给予坚决支持,并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如今年六月十九日G20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给IMF增资430亿美元以利应对欧债危机)积极参与,彰显了作为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睿智、豁达和气魄。

  

  (四)

  

  现在,应对欧债危机的方略上,重点开始从“紧缩”逐渐转向促“增长”方面。

  目前,世界经济界,特别是财金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紧缩”就会招致更大的衰退的风险,而刺激增长就有陷于凯恩斯“陷阱”之虞,真是进退维谷。这种观点究竟要说清楚什么呢?其实是想说“不要干预市场”,这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

  当然,社会前进的步伐不会理会这些。中国有句妇孺皆知的古话,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将此用在经济方面延伸诠释,就是银根该“紧缩”处定“紧缩”,须“宽松”处必“宽松”,且“紧缩”、“宽松”皆有“度”。这个“度”,不仅是指“数量”,还包括被作用的对象、时间、节奏及方法。

  财政“捉襟见肘”,不“紧缩”能行吗?“量入为出“平衡收支这是基本道理。但”紧缩“并不是说重要的生产性开支、社会建设开支就弃之不顾或基本的民生需求不顾不问,而是有“保”有“减”,特别要在有关生活和管理环节上反对浪费、崇尚节俭,生产上要力求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是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得有效益,用得事半功倍。如此“紧缩”就包括了“缓步”发展的积累。一概把“紧缩”与“发展”(增长)截然分离、对立起来是偏面的。科学的正确的“紧缩”不仅不会扩大衰退而是(在应对衰退中)积聚力量创造新一轮增长条件的准备和前奏。

  凯恩斯的理论开启了采取“财政扩张”及相应社会产业政策的国家行为以提振(促进)经济增长的“门径”,这对(真正的)经济科学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凯恩斯是经济界罕见的具有实际操控宏观经济实体实践经验且有大建树的理论大师。在他那里,并没有“陷阱”;这和在斯密那里,没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一样。运用凯恩斯的“扩张”理论,要用对场合、用对对象、用对工具、用对时间、用对分寸等。如有用错或错用,这不能说是有什么凯恩斯(设)“陷阱”惹祸。

  博大、深刻而艰涩的黑格尔提出“理性主宰世界”的著名命题。但在他神驰冥想的哲学王国里,他感觉到“理性”也不够“完美”,于是他似乎有点神秘而又深奥地再提出“理性的狡狯”。他认为,主体活动的后果有两个,一是直接希望的结果,另一个是意想不到的附加结果。而后者与前者有不一致性且受“客观法则”支配。黑格尔是否在寓示人们,如果“理性”行动产生了希望(好的)结果,但要注意在其背后可能引起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与前者有异的附加效应。如是,则从理论到实践世界上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事情。从现实性(民意和客观)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针对性地解决主要问题,不走向极端化、片面性,应是须谨慎遵循的理性之道。

  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一上任迅即与德、意领导人会晤,六月二十二日德法意西在罗马开会,明确寻找减债与促增长的平衡点、在不增债务情况下促进(刺激)增长的路径,基本确立以稳定、合作、增长、就业的新方针进一步应对“危机”。六月末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有关“增长、就业”的契约出炉

  尽管往后欧盟欧元区还存在歧见及利益博弈,但不容置疑的是,六月份欧洲内部及G20峰会一系列针对“危机”的举措表明,理性的现实合力已经形成,历经两年多的欧债危机已是强弩之末,“危机”已进入其阴霾渐显散去的“拐点”,爱琴海即将恢复以往的平静。

  但是,欧洲要全面进入真正化“危”为“机”的理性发展增长期,尚有一段须旷日持久努力的并不平坦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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