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1 次 更新时间:2012-05-23 20: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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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 (进入专栏)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改革事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此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20年来,每当党的执政理念有所发展创新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之时,就有“左”的暗潮涌现;每当右的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抬头,也就会激起“左”的暗潮对之口诛笔伐。这种情况总计有四次之多,分别发生在1995~1997年,1998~1999年,2001~2005年,2007~2008年。由于“左”的思潮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论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南方谈话 “左”的思潮 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压下了“左”潮

  

  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50年代起推行过“左”的路线长达20多年,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留下深远影响,以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以来,“左”的思潮依然不断沉渣泛起,故态复萌,多次阻碍改革开放大业顺利发展。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又拿大帽子吓唬人,说什么深圳等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就是要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改革开放就是要问姓社姓资,不能把改革开放变成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经济根源,就在于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

  正是在这种“左”调甚嚣尘上的危急关头,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1~2月间的南方谈话中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语重心长地指出:综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那主要也是共产国际强加给我们党的――引者注)。“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 ]

  20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当年所着重执意提出的“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和“主要是防止‘左’”,在贯彻中依然是阻力重重,任重道远。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20年来思想理论界的历程,认真反思防止“左”、警惕右的重要性及其辩证关系,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宏伟事业。

  回想起当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刚刚公开发表时,真像是陈锡添记者所描述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无不感到春风拂面,心旷神怡。可是却有不少单位的党政领导人心存疑虑,冷眼观望,不敢表态,甚至还有微词,说什么“没有任何职务的离休老人,还要像太上皇一样搞南巡讲话,乱发议论,对人颐指气使”。直到1992年3月11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9~10日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要点之后,各单位才不得不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和拥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尚未彻底清除,所以还表现出以“左”的眼光来理解和阐释南方谈话。例如,有的单位在编写的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辅导材料中,并不去具体说明为什么根深蒂固的是“左”,为什么主要是防止“左”,而是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写道:“关于警惕和防止错误思想倾向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从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般原理来说,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不同领域、不同单位都要作具体分析。”按这种似乎不偏不倚的说法,不但冲淡了反“左”的重要性和首要性,而且强调“不能借口反对‘左’而宣扬右的东西”,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任务”。在这些搞得很“左”的单位,依旧是重用思想观点很“左”和善于随风转舵的风派人物,误把真正思想解放、勇于理论创新、坚定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积极分子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对待。他们自以为这样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实际上暴露了这些思想保守者带有浓厚的流氓无产者思想、且惯于整人的习气。戴着“左”的墨镜,总是把鲜红的新事物看成漆黑一团。

  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思想保守者依然不服,私下扬言: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体制,稍加计划调控;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不管怎么样,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决议总算把“左”调压下去了。然而,根深蒂固的“左”派还是在伺机反扑。

  

  三年后“左”潮重新汹涌

  

  明确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后,首先就要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以便使之参与市场运行。由于经过关、停、并、转的改革,国营企业数量减少了,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私营企业增多了,于是引起“左”派强劲反弹。从1995年至1997年“左”派抛出了四份“万言书”,分别题为《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些“万言书”以手抄本和复印件方式在国内广为流传,只是在香港有人汇编成书出版发行。这些“万言书”的核心要害是依然以苏联模式为准绳,来看待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他们断言:苏联模式的“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因此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幅下降就会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极大削弱社会主义成分;“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殊不知苏联模式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严重不足,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掌控政权、财权、物权,所以那种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有制,而并非全民所有制,用股份制来改革国有制正是一种新的试验,有待总结经验,不宜过早下结论。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文件强调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小型企业的步伐。”“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股份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十五大文件的这些有强烈针对性的理性回答,终于使“左”的潮流一时潜伏平静。

  

  又过三年,“左”潮再度翻腾

  

  1998年迎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为之写了序文《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序文认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李慎之对自由主义作出如此全面、高度的评价,却只字未提社会主义。李慎之的文章一呼百应,在1998~1999年学术界有好几个学者纷纷响应,写文著书鼓吹自由主义。李慎之成为20世纪末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他周围形成一个无形的团队,甚至有人要求李慎之出面组织自由党,李氏当然谢绝。

  “左”派认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泛滥的突出表现,要求中央再次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好些单位都已经暗中整出本单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黑材料,真又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根据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几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经验,思想认识问题不宜再用政治运动、搞大批判的方式来解决,而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讨论与争辩,明辨是非,增进共识。所以,党中央这次并没有从上至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斗争。历史经验证明,一搞政治运动和大批判难免就会扩大化,甚至把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都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乱批乱斗一气。

  即使没有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是书刊中还是出现了多篇猛烈批判自由主义的文稿,指出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认同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当今在中国鼓吹自由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左”派只知道猛批自由主义,不去深思像李慎之这样于1946年23岁就在四川参加地下共产党,到过红都延安在新华社工作、建国后担任过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老干部,曾经陪同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欧美多国的资深高位专家,晚年为什么会从毕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回归自由主义?为什么李慎之登高一呼就有那么多老、中、青三代人群起响应?

  我是从1973年起同李慎之常有交往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从1946年参加革命、参加党起至1956年,忠心耿耿为党为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因提出要实行“大民主”问题被错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党籍,连降三级,下放劳动改造。1979年右派改正后,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他满腔热忱地促进改革开放,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能够得到弘扬和发展。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1年苏联灭亡,使他大失所望,他对我谈过自己的想法:中国专制主义的深重传统和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深重影响,表明落后国家未经过自由主义的启蒙、洗礼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专制主义(despotism)登峰造极的发展,专制主义表现为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更进而在经济、社会和生产、生活领域实行极端严密控制,自由和民主没有发展的空间。我同他深谈中曾经表示:我们年轻时都是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你是在燕京大学,我是在北京大学;北大不仅有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传统,更有李大钊开创的要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我是1946~1947年在北大听过许德珩教授讲唯物史观,又通过读书会读马列的书才坚信马克思主义;你1946年去延安,我1948年去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投身革命;我们跟党一辈子,国家和个人尽管都备受磨难,但是晚年不能再退回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好处以往我们吸收不够,还要改革改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苏联模式违背这个基本原则,长期拒不进行改革才导致灭亡;只要我们汲取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坚决清除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重影响,上下协力推进改革开放,逐步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还是可能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李慎之老友比我大三岁多,担任过副部长级高官,学识渊博,自恃很高,他带头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竟得到不少人支持;我是个民间学者、平民教授,无法说服并改变他的看法。我没有写过批判自由主义的文章,却于2003年发表《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长文,说明三点: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背离自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快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全文收入《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我认为:只是坚持“左”的观念,猛批狠打自由主义是难以清除自由主义的影响的;只有加快发展社会主义自由,使广大人民深感社会主义自由要比资本主义自由更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由主义的影响;如果不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势必迟早重蹈苏联覆辙。

  

  新世纪头五年“左”潮又涌新浪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对策发生较大变化。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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