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超期周期的终结

——《大拐点》选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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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  

在押上了全部家当,与金融危机缠斗两年多之后,中国宏观及微观经济中所显示种种证据正在告诉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不能确定的是,萧条爆发的时间、 方式以及它将以何种形式在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层面催生连锁危机。为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行走在何处?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 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将南北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这段称之为镀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 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 ,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 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政治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 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 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 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 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回溯 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 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 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 一战和二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事实上,一战和二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 ,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个真正的牛市的。这一魔咒,对于正在跃跃欲试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但到此为 止,所谓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只是半个全球体系。直到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苏联为主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直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悉数来归,美国 体系才真正达到无缝隙全球覆盖的鼎盛时期。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所谓美国体系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全球的。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 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 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 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四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 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 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 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 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 。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 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 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 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 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 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11年愈演 愈烈的所谓欧债危机也只是这一场宏大的体系收缩危机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它正在向一场政治危机快速演变。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 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 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 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 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会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踹,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 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 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 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 ,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四国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 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 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 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 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 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同样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 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的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 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 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的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 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 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 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 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三十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 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十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 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 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 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是子虚乌有的 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 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 怎么说,自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素相匹敌。相反,从 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在前面三 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之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 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含其中的政治野蛮 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 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 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的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 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 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 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 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 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 成为一种常态。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 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 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 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 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深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 ,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 财政政策。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的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 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增长周期的 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 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的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 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 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 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 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 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的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十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 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 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一种中国在三十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至。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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