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一）

制度设计关系国计民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希望政府与社会联动，重点突破，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赵正永表示：“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碰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就不能继续这样了。现在的改革需要在全局上、系统上的全面考虑，要有一个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

顶层制度设计，这是人类社会最为紧要的头等大事，它是直接表明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所在。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但是，党和政府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帮助党和政府纠正错误。如今，省长、院长、代表都在提及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制度，感觉是沉重的，不得不把一些多年积存的疑问摆一摆，这样也能让党和政府听一听我们百姓的感受。

目前社会：政府官员前腐后继；社会黑暗势力十分猖獗；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教育改革事与愿违；社会资源浪费严重；财富掠夺不断加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均遭遇极度破坏…。正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在小组发言中对深化改革发出一连串追问时所说的：“为什么改革十分很难？为什么中央多年提出的深化改革在实际当中推行不起来？为什么有些改革在实践当中变了样？”。其实这一系列的问题，无一不是与社会的制度有关。制度本来是为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而存在的，是为制约人们自私贪婪的本性而产生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制度，与其说是制度或者是制度的执行没有到位，还不如说是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促使了异常问题的发生。例如短期内的暴发户，分明就是制度纰漏的原故。但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我们却是闭塞眼睛捉麻雀，任由错误的事件愈演愈烈。迟福林委员指出：“从地方情况看，在现有考核机制下，地方以做大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上重大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已经具有普遍性。垄断行业为什么难改？就是因为行业利益过分的突出”。听起来这样的批评很是文雅，实际上，利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正常的制度引起的，其本质就是一种不能容忍的野蛮霸道的行为，说到底，错误的事件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众多的假公济私，突出了包括名望、地位、利益等个人主义的行为，是制度的纰漏迫使人们卷进了恶斗的社会环境。

针对当前改革与愿望相背的现象，切实重视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然而，要使产生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就得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了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才会产生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进而，有了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才会促使党和政府与民众一起真正肩负起社会的责任。正如迟福林委员剖析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新思路，人们期待政府能够拿出一个顶层设计。改革不能再光喊口号，要有实际的行动，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搞‘碎片化’的改革。改革需要重点突破。”最近，薄熙来同志的问题处理，让我们又一次感觉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光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类似薄熙来同志的错误在中国的出现太频繁了，就象中国公安破案事例一样，90%以上的案件是被搁置的，能够侦破的案件只在少数，中国的大多数贪官都属于漏网之鱼，太多的贪官污吏杀之不尽，更可怕的是反腐的人自己也在腐败，一些迹象表明，反腐已经演变为无休止的权力政治，已经导致政府部门形成两为其难的格局，犹如西安事变、陈水扁事件，恐慌程度随着层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实，就在这些贪官污吏落马的同时，我们也在为这些同志的遭遇感到可惜，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很优秀的红色苗子，他们走向错误显然是目前的制度环境造成的，所以，反腐的重点突破应该在于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唯有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才是避免腐败、防患于未燃的保证。

可想而知，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是一项长期而必须的并且是持续不断的艰巨任务。凭借我国现代智能科技的能力，也不难完成民众期望的制度设计，要说难也就是难在封建问题上，因为，中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些充当顶层设计的重要角色千姿百态，他们中有的不敢违抗顶层意志，总是顺水推舟；有的死搬硬套，东拼西凑；有的奉承讨好，只求攀升；有的为求自己地位的安稳，不闻不问；有的充当鹰犬，为强势所利用；有的虽有正义之感，但又缺乏锐意进取之心，总是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不少愚蠢的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逐渐出笼的。也就是说：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封建意识。例如：精兵简政，税收减免，地名易改，乡镇合并，特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彩票股市国债的产生，扩大城市建设，农村人口集中城市减轻压力，学校、医院私营化改革，国有企业的等级改制、企业员工的下岗等等，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片面的、不上台面的思路。为此，考虑顶层制度重新设计之前，我们必须具备具有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制度公正确立的顶层机制（参考第三小节中的讨论），使之先行在决策层中杜绝独断专行的封建意识形态，尽可能地免除个人意志的所作所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新形成的制度更加严谨、科学，才会让新制度具备改变人们贪婪本性的措施，才会让新制度形成从上到下扬弃个人主义行为的力度，才会有经济分配的公平，大家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和谐。改变封建问题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思想教育，让人们在思想上消除贪婪的念头；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长期的纷争，争到最后，对国家、对社会包括对自己都毫无意义；什么名望、地位、财富，到了人生的最后，都是空空如也，留下的也就是后人对你的评价，总之，争来争去争到最后，争得的名望再大、地位再高，财富再多，也是那种野蛮贪婪得来的东西，不会有好的评价；二是通过制度设计有效地制止贪婪。当然，思想教育只不过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而顶层制度的合理性才是实际作用的关键。我们再也不能如西安事变那样，因蒋介石的被扣押闹得上下诚惶诚恐。封建皇帝已经不复存在，新社会的领导应该与社会公民的权利一个样，都是社会机器部件的作用，都是遵循社会法则的一员。新社会的制度一定要做到严谨、科学；严谨、科学的制度也一定是不因领导的变故而发生其他情况的改变，不管战争年代或和平年代，真正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体现民众意志的制度本身；当然，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变故的智能化功能。总之，帝王意志的统治已经不再，民主政治必将呈现法制社会的光明。

赵正永说：目前政府的职能正在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实际上这就是铲除封建余孽，实现法制社会转变的重要部分。然而，封建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人们虽然不断努力向文明社会推进，但目前情形，其原始的野蛮本性远未脱除。千百年来，为实现社会的文明，多少杰出领袖和优秀人士前赴后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仍然不自觉地做了“封建的俘虏”。俗话说：邪不压正，可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往往是正不压邪。打江山时正气凛然，坐江山时却又使自己登上了封建的座台。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封建？什么是文明？是服从个人的权力意志？还是遵从法则的秩序？人们的心里虽然明白，但是，人们的私心和贪婪往往占住了主导地位，总是言行不一，最终导致不懈的努力毁于一旦。历史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封建观念的牵制和影响，都是因为顶层制度跟不上法制科学的进步而造成的。所以，在进行顶层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深思和吸取历史的教训，特别是近代史，国民党与共产党，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邓小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其整个历史过程，要弄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实质意义；斗争是为了改变社会，但是，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果仍然不能摆脱封建意识的影响，那么，民主革命就等于没有成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刚刚步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公平的味道，但是那些建国元勋搞建设没有经验，却想急于求成，所以，很快出现了共产主义的狂热；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内矛盾突出，进而又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可以在桌面上解决的问题升级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十年文革以后，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到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因而，又对以往经济建设中的错误，盲目结论为计划经济大锅饭的因果关系，来了个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转而把目光盯住资本主义，却又割舍不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和稀泥地搞了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果把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味道更浓的菜肴统统搬到中国的餐桌上来了。资本主义还能讲一点公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连半点公平的味道都没有了。这样的说法，虽然锋芒毕露，对顶层似乎有顶撞之意，但是，这是大家切身生活的感受。原则上我们能够理解设计师的用意，然而，六十多年的折腾，一言堂的危害，应该是我们清醒的时候了。实际上，我们应该依照社会主义本来的属性定义实实在在地搞建设搞发展，即使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并不是一遇到问题就重新换个名称和说法，甚至连正确的内容全部推倒重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仅仅是名词上的不同而已，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也没有定义什么计划经济模式，都是后来者添加的，二者间谁都界定不了两种经济模式的正确与否，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模式，因为你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没有底；总之，不管怎么换都不能离开党的初衷，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本质意义。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具备了公平的特色，而市场经济的替换却把公平特色搞没了，这个事例可以由大多数人的切身感受来证明。说句实在话，我们宁可有一个开明的领导，因为，开明的领导要比英明的领导靠谱；毛泽东、邓小平确实是英明的领导，他们确实也是想搞好国家的建设，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是，他们的好心坏就坏在封建方式上，直到本次的“两会”结束，虽然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仍然有很多假民主现象掩盖了严重的封建问题。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本来要比美国的民主制度优越得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封建方式的操纵，民主的结果还不如美国华盛顿创建的那种半生不熟的民主。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法制的集中，但是，目前中国，决定权总是落在势力范围的那些人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权力的争斗十分普遍。我们天天喊法制，但法权却成了少数人手里的玩物，法制的尊严荡然无存。一些做得比较好的领导能够舍弃物欲，却做不到舍弃权欲。总之，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充分认识已往的错误，使之彻底摆脱封建的束缚，不要再作那种无谓的坚持了，不要把那些成果当作政绩来吹了。有句话说：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足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共产党既然力挽狂澜，解救民众，那么，社会制度的制定就应该依照民众的愿望，一切考虑都要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很好的改革，我们只要在制度谋划中，重点突破封建形态，从骨子里彻底消灭封建意识的影响，坚持正确的，摒弃错误的，只有这样，顶层制度的设计才会呈现万世蓝图，我们的社会才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模样。

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符合法则原理，却与民心要求十分遥远。现实的改革，不管白猫黑猫都在抓老鼠，然而，抓到老鼠的未必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然而，闭塞眼睛捉麻雀，这样的路径不值得我们一直走下去；一部分人先富了，然而，先富的“少数人”不会带动大家一起富。现实显然不符合民心要求，改革政策的给力并没有给到真正的劳动者身上；相反地，制度的弊病却被那些势力范围的少数人利用了。过去，共产党打江山迎合民心得天下，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维护的是资本家、地主老财的利益，因而失民心失天下。然而，坐江山丢失民心同样会丢失江山，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一整套管理社会的法则原理，但是，封建社会的法则，是帝王将相的原理，是完全背离民心的原理。只有新中国新社会的党和政府能够真正讲民心、重视民心。不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前腐后继，导致80%的财富撑控在少数人手里，这显然说明顶层制度必定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虽然，国民经济做大了，但是，这种经济却是封建野蛮霸道的结果，并不是民众期望的共同利益所得。说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是在分析和查找导致改革变异的根本原因，是在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策略和思路，千万不要因为制度探讨中指出了敏感问题，就予以指责或一棍子打死，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是以事实说话，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存在问题。2012年0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指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很遗憾，这篇文章只是站在权力者的角度进行了士气的鼓励，并没有指出问题出现的性质和要害，更没有分析改革期间各种纷争（争个人收入、争地位、争名望）原因造成经济垄断更可怕的危机所在。不改革的危机固然不能要，改革中固然会出现不少问题，但是，“宁要微词，宁要不完美的改革”这句话很不恰当，很容易助长错误和邪气，这种一昧的士气鼓励必定会导致与改革目标相反的后果。文章虽然揭示了我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过程；并且，顶层要员也清楚我国的改革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规则的问题，要么规则有错，要么规则没了；但是，坚持盲目的改革，坚持错误的改革，这同样是我们不能要的潜在危机。我们应该知道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党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并不是某党某个人单方面形成的内容，党的概念是民众代表的概念，其产生的“思想、理论”不过是给人们在思想上进行指导性的意义，但它并不具备法则的必然。社会是个大机器，我们每个人的作用都是机器上的部件作用，包括总统到平民或党派到团体，不存在谁服从谁，只存在大家一样服从社会法则。而我们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犯了大忌，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特权阶层意志的转变而改变，迫使社会法则靠边。三十年前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三十年后又让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思想与理论由于其政治的权威性，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得到改变，而法则法规则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修订。原则上我们承认思想、理论的光辉，但是，现实情况下，光辉的思想也有很多不周全的地方，例如，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方式，就是一种大锅饭的感觉，缺少一种激励机制，而三十年后“先富理论”则加大了激励程度，却是极大地减弱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具体要素，试问：在高压政治的情况下还有谁胆敢提出疑问呢？我国的改革固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是，这种改革并不是广大民众期望的结果，因为它导致了社会很多复杂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后，造成了帮派势力及少数人垄断经济利益的严重问题。导致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主义的存在，说白了，就是想要得到苹果，却不讲得到苹果的规则，俨然是一种强盗的姿态。早在十多年前，人民大学的曾湘泉教授就作了调研，并指出了改革开放的问题是“规则没了”，可是事到如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部门，封建等级观念、个人意志的权力观念无处不在。民主革命虽说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其实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一直没有被推翻，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仍然是权贵势力的意志来决定事物的发展，如果这种封建形态得不到改变，那么，顶层制度的设计，也不会产生进步的效果，改革就是一种空话。

综上所述：顶层制度的设计，如果能够先行排除权贵势力个人意志决定事物发展的霸道，改由法则秉承权力，改由规则确定劳动收益，上限财富，树立一切考虑从社会出发的习惯，把光辉思想融汇到社会主义法则中去，人人以法则为准绳，那么权力角斗，财富之争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其他问题也就有了迎刃而解的希望。

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二）

加速制度建设，促使社会和谐，这是民众的迫切愿望。能否重视和开展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并且，顶层制度能否达到民众的期望？我们将拭目以待。下面我想就顶层制度设计的思路与大家一起进行探讨，希望大家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紧紧围绕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过程，提供新制度的素材，描绘社会主义的真正模样。

一、社会与社会主义的属性：

人与自然界的一切，汇同一体，生息不止，形成自然社会。自然社会的一切都是共同存在和互相依赖的，万物休戚与共，这是自然社会具备的最基本的属性。社会主义的定义则是依照社会的属性特定的。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遵循客观的自然社会规律，树立良好的全局观念，立足公正、公平的原则，一切考虑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一切利益包括自己的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大家庭，共富共荣，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模样。

二、社会财富的定义：

社会的属性决定了财富的共同性。社会财富是由自然资源和通过劳动转化创新的成果资源二大主体构成。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山、水、蓝天、矿藏、每一寸土地，以及存在和发展于社会自然界的生物、动植物，以及通过人们不断劳动累积的知识成果等等，这些内容都属于社会共同的自然资源；进而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经过共同的劳作方式转化开发创新形成的成果，这些都属于社会中共同的成果资源。由此可见，自然资源与成果资源的主体始终都存在着同一的属性：即社会的共同性。因此，任何独立行为产生财富的内容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谋求独立占有财富的想法也是不可有的。社会财富的定义只有一个，即天下财富均是社会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结论的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根据社会财富的属性，得出向旧世界造反有理的理论精髓。

三、社会财富的分配法则：

财富的属性决定了公平分配法则的必然。财富不是独立形成也不可独自占有。所以，在分配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搞绝对平均，也不能提倡过分的差距，更不可坐享其成（包括残疾人）；原则上主要依据付出真实的劳动来确定收益的多少，并不是依照能力地位定位收益；而劳动则是每个人对社会必须应尽的责任方式，所以，继承财产，坐享其成的方式不可取；并且，劳动的收益也并不就此固定为你的个人财富；劳动收益只不过是对你付出劳动后进行打分评论的表示方式，虽然可以根据收益的多少来兑换你的所需，但根据财富的共同法则，你必须照样按规则索取你范围内的所需。人们习惯以货币形式来衡量个人财富的多少，这是错误的概念。货币只不过是对你劳动打分的符号，并不代表你的财富。因为，你自己的本身都属于社会的。所以，你的一切都要服从社会的考虑。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裕，总是喜欢当街砸车，数十万元的酒席摆阔，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犯罪。而对于那些数十亿资产、数十亿超量收益的问题，我们应该视合法与否的不同情形予以处理。如果是属于合法的但不一定是合理的，那是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的，政策失误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政策予以纠正，因为凭你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获取超量收益的，势必是大家的辛苦劳动形成的。所以，大家劳动成果的剩余部分，要么是社会企业的，要么是大家共享的，决不可以任由个人随意滥用。总之，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的是共同富裕，不是缔造权贵势力大富豪的平台，所以，我们不能使个人范围有太大的积聚，更不能容许那种过分的消费，过分的消费就意味着浪费犯罪，这在国外早就有这样例子了。总之，任何人的一切行为都要依照社会法则进行。

四、社会主义的特色秩序：

1、政治领域的特色秩序：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到服务型，这是政治制度建设中极其敏感的法与权的话题。若干年前曾经激烈讨论的课题未果而终，这让我们困惑不解。正是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才会导致今天许多问题的存在。可想而知，顶层部门恋权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国家有许多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不是对法权问题说不透厘不清，而是他们不敢说，说了没有用。什么法大权大，这是一种误导。社会的一切活动，就象游戏一样，认同的是规则，权力是在规则中，是规则秉承权力，并不是个人意志代替权力，法制社会就是要求每个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依照规则进行，并不是个人意志的随意糊弄。人民并没有把权力交给什么人，所以，以前那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权力始终都是附着在规则中，每个人必须依照规则从事活动。如果出现个人意志的定格，单方面、单个人的权力作祟，那就意味着封建的再现。总之，法权是不可分割的全局过程。不管镇长、书记、平民、总统，钉是钉、铆是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都是社会机器潜规则作用的部件而已。这个显明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各行各业，希望大家对权力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飞跃。政府不能以个人意志单独方式的权力来布局工作，企业同样也不能以个人意志单独方式的权力决定企业的活动，各行各业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遵从规则设定的路线从事活动，因为，社会活动规则才是大家共同意志决定的产物。服务型的职能管理其实也不完全指的是政府，它应该是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每一个人的事情，它强调的也不是谁服务于谁的问题，而是人人循规蹈矩认真负责任的全部内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切都是为了社会这个目标，表现的是一种人性化的公平秩序。

2、经济领域的特色秩序：财富属性与分配法则已经明示我们，社会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她的特征就在于大家一起富裕。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口头上也讲“公正、公平”，但是，他们维护的是那些强势利益，是在强势中搞“公正、公平”，把劳动者当成了奴隶。因此，那种封建、自私、繁琐的社会管理秩序，如果沿用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则会束缚我们改革前进的步伐。我们搞社会主义，如果仍然沿用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管理秩序，来提倡“让一部分先富，然后带动大家一起富”，那是绝对行不通的，这种方式只会加剧人们的私心和贪婪本性的发作。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他们本来的愿望是想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方式如何步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如何促使政治经济符合实际的运行规律？心里根本没底，所以，当时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成了中国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但是，这些经济学者并没有完全领会党的初衷和民众的内心愿望，更没有具备那种创新进取的精神，虽然他们的内心愿望也是想设置一套能让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模式，但是，他们是在被架空政治的情况下搞经济，仅仅是在以前的基础或是参照国外的方式进行修补应用，因此，那些老套的、繁琐的、十分麻烦的和自私的经济方式势必导致和形成今天四不象的格局。实际上，所谓的政治经济就是一种有规则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同点就在于过程中公平与否的区别，走的是按规则劳动致富的道路。所以，资本主义的那种税收方式、银行计息方式、彩票股市方式、保险方式、财产继承方式…，都是一种十分累赘、繁琐、且毫无公正意义的早就应该丢弃的东西。盯住别人的口袋，企图不劳而获，这不是社会主义提倡的正当手段。因此，我们应该立足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法则，走自己简捷、明快、创新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才是我们走向国泰民安最好的途径。

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三）

一、二小节中，我们针对目前社会问题，讨论了社会与社会财富的定义和分配法则，同时构想了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秩序的大致框架。下面我们继续讨论法则框架下细则形成的问题。

1、细则制度的实质意义：

细则制度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必须的规则；是随着人们活动内容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产生；是由各个层面的政府部门依据法则框架范围民主形成。各个层面的政府部门，指的是乡级政府到中央政府各个层面的分布；法则框架，指的是对政府日常工作所走的秩序进行民主拟定的规则；制度的民主形成，则是根据社会活动内容不断变化的需要所表现的集体智慧的整合。细则越细越科学，则出现的纰漏越小。可见，细则制度的科学性是我们本节讨论的关键。

2、细则制度形成的要点：

民主方式是细则制度形成的基础：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变，但是，对于那些出现的问题，通过重新审视，归结原因，原来还是因为假民主的弊端造成了太多的纰漏空间。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应用智能科技的手段，克服假民主现象的干扰，认真弥补制度的残缺，让制度完美地跟上科技的步伐。

3、让科技渗透细则制度的方法：

人们的日常活动都是走程序所规范的路线，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很多程序规范不了的问题，造成了“过分的自由——自私”，官员腐败就是“过分的自由”引起的，同样，暴富问题、黑社会势力等等也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因此，智能科技渗透制度，做足细则制度的文章，把活动内容紧密规范起来很有必要。渗透的主要办法就是要抓住人们日常活动的各个环节，尽量不使出现“过分的自由”。当然办法很多，但有一种办法听起来似乎有点苛刻，其实也是比较有效的办法。中央最近也有这种类似的主张和规定：即除开秘密，所有政务都要公开。这个规定如果扩大范围进行解释，那就是：只要是关系社会并且与社会利益具有紧密联系的秘密应该得到保密，个人范围的活动都得服从社会的考虑，并予以公开，谈不上隐私保护（与社会利益关联的隐私除外）。按照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对身份证加以充分科学的智能性应用：即每个人核准归档为一个号，即你的身份证号、又是你的手机号、也是你的银行帐号，并且密码、照片、指纹、动态口令与手机互动使用，统一归公安部门全责专管。这里所指的智能科技是一种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开发，这种技术能够记录你日常活动的一切，迫使你要想犯错误都不能。同时，这种技术可以在各个领域中应用，也是一种离不开的管理工具。比如公投表决、收益过程、消费记录、行踪路线搜索等等，甚至打击黑社会势力，其措施和效力可以展开想象。当然，公民活动的组织纪律也是配合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任其自由散漫、纪律松散，那就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总之，公民的活动是在严格制度下的规范活动，公民的自由应该是在阳光下有组织、有纪律的自由。

4、细则制度形成的关键：（顶层机制设置的要点）

民主集中的科学方式是制度形成的关键：也就是说制度的产生从多种意见到统一认识的过程必须具有科学的讲究，如果民主集中的方式仍然受到封建的操纵，这样的民主集中必定毫无意义。过去，我们的民主集中有很多方面因为受封建影响的原因，往往几个专家、代表总是不能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意愿，因而，制度的形成总是跟不上科学的步伐，达不到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其实，社会问题就是因为民主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手段，从而导致制度的许多弊病和漏洞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人们的日常活动需要一定的规则约束，而日常活动的规则是由各种不同意见经统一认识后形成的，而不同意见也是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在统一认识之前，必然会有一种辩论的过程。过去可能由于技术上的限止，一时满足不了民主的要求，更达不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往往是几个专家、代表们征求一些人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形成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改变一下了。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人大是布局政府所有部门工作的重要机构（相当于前线指挥所），所有政府部门的人员包括部门领导都是依照规则程序的方式进行工作。过去一些领导退居二线，往往就是退到人大或政协部门，可见，这种本位倒置，低估人大作用的弊端于社会非常不利。现在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就不能搞过去那种所谓民主的形式。过去，国共两党合作，蒋介石玩的是民主的游戏，国内国外高喊民主，美国佬玩的也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现在，我国社会是共产党政权的天下，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那么共产党政权也就是人民的政权，既然是人民政权，那么人民内部本体就没有必要玩那种猫捉老鼠的民主游戏了。因此，人大工作必须走在前面，统领全局。统领全局也不是人大单独存在的权力指挥别人，而是依照法则办事，是法则秉承权力，这在上面小节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人大工作走的程序又是怎样的呢。首先人大各个层面的代表把民众的不同意见递呈汇总，再经过讨论或辩论，现在的辩论方式也需要改变，要充分运用现代智能科技的手段，例如专门的电视频道面向广大民众开展辩论，这样既能让大众了解制度形成的过程以及制度的实质意义，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参与了普法工作，加深了法制的映像，提高守法的自觉性。而不同意见通过辩论，必然需要作出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几个代表举手表决就可以做到的，代表的作用只是把民众的不同意见递呈讨论，但不能把个人的观点和选择来代替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委托代表来完全表达。过去，我国的人大会议选举，都是在几个代表中发挥表现，甚至公民参加选举也是走过场，这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民主。当然，我们也不必如国外搞什么选票站的方式来表决，智能科技可以替换这种方法，智能的身份证可以通过手机形式按键投票，其投票的安全性公安部门完全能够控制，不存在什么作弊风险。要说风险，投票站的作弊可能会更大。比较现实的制度由公众公投形成，这才是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之处。既然政务公开，那么制度的产生就不能莫名其妙地出现。所以， “人大”应该是一个统领全局，轰轰烈烈做好大量工作的部门，她不仅是产出细则制度，而且是规范督促政府部门工作的关键机构，并不是那些官员退居二线养心防老的地方。

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四）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相关制度的修改：

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从高官的接连落马引入深思。身为总统的陈水扁，最近落马的薄熙来，他们并不是受教育不够，他们也知道贪婪的结果毫无意义，但是，制度的大环境，还是把他们统统拉下了水，而且，下水的又何止他们已经暴露了的，真正没有暴露的实际上占了大多数，破了案的只是冰山一角。可见，现有制度是造成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源，它不仅表现在官员的身上，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特征。制度应该是促使社会不断进步的手段，但是，目前制度却使每个人卷进了为生存而必须进行恶斗的状态，可见，中央反腐光靠打打杀杀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唯一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的只有加强制度的正确规范。

1、关于公务员制度的规范：

公务员应该是走程序的上班族，他们的工作过程可以应用智能手段记录公务员每天的工作状况，做到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犯错误，也犯不了错误；公务员不再是手握权力凡事都得官员点头的概念，官员一词应该从此消失。法则秉承权力决定一切，因为法制是由人大会议通过民众公投形成的，所以，法则制度表明的才是民众意志的集合。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防止“人大”成为封建意识操纵的工具，必须体现真正的民主，使法则制度所集中的内容符合民众意志的要求。法则制度初期会有不健全的内容，但它可以通过不断的“人大”会议方式得到改正和完善。

2、关于按劳取酬制度的规范：

真正的按劳取酬指的是付出真正劳动后的利益分配。根据财富分配法则，不搞平均，也不拉大差距，并设有上限。因此，我们应该取消那种彩票、股市、保险等非劳动属性的行为活动，并对每个人同样采用智能手段实行财富考量。并由国家专门部门全权负责智能卡的安全。智能卡上限的数额，必须是通过专门部门，根据特定情况确定的最大上限和最长时间内的数额。因为，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都必须通过劳动方式来尽到你的责任和义务，所以，类似继承遗产坐享其成的形式不再允许，所以，超过数额和时间的财富都得自行充公。智能卡指的是身份证和与身份证配套使用的副卡，因为日常生活中需要小额数量的货币流通，一般情况下消费使用的方法就是以刷卡为主，例如交通，超市购物等小额范围的使用。大额使用就得以证为主，但必须得到许可，因为，社会财富的获取使用也是按规则来进行的，你的货币只是代表你付出劳动后的表示方式，不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的。企业或部门的资金流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决不允许多证、多卡。这是一种公平公正的控制管理办法，有控制才有安全稳定，每个人每个部门的行为和活动都应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

3、关于经济领域的规范：

根据社会主义法则定义，社会主义绝对不容许新型的地主、资本家再次产生，更不会容许共同的社会资源被霸占和掠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受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影响，社会的管理秩序始终没有走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圈子，说是不断进行制度的革新，却是不知不觉地套着封建的模式或资本主义的经验越走越麻烦，越搞越繁琐，结果把自己束缚起来。什么税收、利息、彩票、股票、保险……搞得昏天黑地，矛盾繁多。套用这些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显然是那些权贵豪门的利益驱使，劳动者强调的是靠真正的劳动获取真正的所需。民主革命时期，资本家投靠革命事业，说明他们已经对资本主义产生动摇，说明他们自己愿意革命，愿意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社会主义时期，如果继续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如果还想通过资本家搞经济发展，那就说明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或者说我们的政权被利用了，或者说我们的方向有问题了。道理是很明白的，因为，社会的财富是不可能独立形成，也不可独自占有的。投靠革命的资本家连自己都不信任资本主义的方式，何况我们呢？显然，那种试图通过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方式搞经济发展的理念，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一切财富资源国家化，这是社会大家庭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就象小家庭一样，如果把财富分拨子女，那就意味着分家。既然财富资源属于国家集体所有，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建设家园，尽可能地去做能力范围的事情，不必通过税收的办法束手束脚地去做。所谓经济指的是生产与交换的过程，货币则是用于调节社会经济的砝码，并不表示你财富的家底，能够厘清这样的思路，经济的文章就好做多了。例如，把一个穷山沟的经济搞活，政府只须把货币投放这个地区，然后发动人们在这个地区搞生产建设，因为人们的感觉是在这个地区可以掘金，积极性自然调动起来，而投放的货币是一种活性的财政，这种财政可以在全社会自行调整，政府不必通过税收方式的财政十分费力地去做，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的是人，要的是资源和技术，有了人，有了资源和技术，放开手脚，搞活经济也就容易多了，因为人和资源就是国家的财政，而货币是使财政活性的表现方式。如果通过税收方式的财政，办事就很麻烦。当然，活性财政的方式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调节委员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需要在委员会的调节下进行，从而达到平稳的发展。有了这个问题的突破，其他事情就可以展开想象。

4、关于放手建设的规范：

搞建设需要底气，中国十三亿人口实际上就是最大的财富和家底，是一种真正的动力，并不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们能够抛开税收财政的方式搞建设，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来做，大规模地提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实例已经由华西村的经验告诉了大家。虽然华西村的发展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因为她是一个自然村，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不是让每个自然村都得发展成为城镇规模的形式。但是，华西村的发展经验值得一取。华西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是有的放矢大家一起富裕的道路，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老鼠”，让“少数人先富”的道路。当然，华西村并没有抛开税收方式搞发展，因为大环境大社会的局势不可能这样做，但她的整体发展方式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作为国家角度考虑的发展，抛开税收方式就是一种整体发展的思路。然而，企业自主、个体经营、各行各业独立山头，国有企业改为私营，几个村合并一个村，几个乡合并为一个乡，各政府精简机构减员等等，造成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破产的破产，这种做法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思路呢？我看这分明是政府卸掉包袱、转移工作重心回避责任的作法。国家大事人人有责，政府要有担当，如果搬上“沙盘”全面观察考虑的话，那么多人口，那么多事情，钉是钉，铆是铆，一件事都不能少，不是想卸就卸，想踢就踢的。对于那些下岗的人员，政府早就应该负起责任，凭什么要让他们作出牺牲呢？难道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吗?放手建设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并不是为了生存去争夺恶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生存已不是问题，犯不着如薄熙来那样打打杀杀你死我活地争来争去。科技不断在进步，但是，政治制度、社会的管理秩序，如果跟不上科技的进步，仍然会引起打打杀杀的局面。所以，我们应该设法变制度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不应该因为制度原因造成你死我活的争夺恶斗。中国人口多不是负担，我们需要无数的人去完成更多的事业，不存在职业岗位不够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成立调整委员会，全局考虑，专门步骤，不要有工作没人，有人没工作，更不应该有类似精兵简政的事情发生。我们制订的制度，应该充分合理地发挥所有劳动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充分发挥也不是每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劳累工作，更不是就三、五个小时的工作应付。目前现象怪就怪在多付出得到少，不付出或少付出的得到的多。做任何事都有它的技能，但是光有技能没有付出也是不行的。如果以上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调整委员会的调整下，无所顾忌地去做想做能做值得做的各种事情。例如，实行农村人口集中居住，腾出种植空地，搞万亩良田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大力建设交通；大力建造军舰加强国防...

5、关于资源利用的规范：

中国的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是，资源浪费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惊人，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国的浪费更严重了。财富本来就来之不易，如果再让浪费，那就是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光是餐桌上的浪费就可略见一斑。改一改餐桌文化不是不可以，有些古老封建的文化我们应该进行去伪存真，并加以创新改进，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为什么就没人去改一改呢，毛泽东儿子的婚姻都能从简，为什么其他人就做不到呢？又如住房问题，三口之家一套百平方米的住房已经足够，为什么要占据二套三套甚至更多呢？建了新房，旧房就应该拆除还田归耕，为什么还要等着政府补贴呢。又如满天遍地的车辆，不仅能源消耗巨大，而且环境污染极为严重，难道就不能多一些公交车辆，少一点私车的占用？全球气候加速变暖，本世纪水漫全球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为此，资源利用必须着眼整个社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放纵自私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

6、国家计划设想的规范：

计划是对长远利益的考虑。我们国家五年一规划的办法固然不错，但是，五年规划的内容让我们感觉到方寸很乱。例如，改革之后的农村情况，到处都是分散的楼群，人们的生活质量似乎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这是不是我们规划中所想要的繁荣景象呢？如果搬上沙盘，从长远方面分析就不是那么乐观的事情了。见缝插针，大搞建筑，未必是件好事，利欲熏心，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都搞没了，这样的做法还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那些住进了新房的人们，还留着旧房等待政府拆迁补贴，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制度使其一下子还田归耕呢？我认为，以后一个乡镇以三到五万人口为一个集积区，配套完备各种设施，把人口完全有序地组织归拢一起，腾出大片土地搞万亩良田，这样的设想觉得如何呢？还有，因大自然的变迁，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已在眼前，三十年内水位升高二米，水漫全球的危害性怎么处置？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现在起需要作好准备而不可忽视的内容。

关于规范的内容很多，这些问题有待于大家继续添加和完善。

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五）

下面我们探讨各行各业与新制度对应的方法，并作一下简单的示范：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在上面的描述中已经有了一些轮廓。在这里我们只是作一些示范。希望大家一起来修改和添加。

1、建筑行业与新制度对应的方式：建筑公司是在调整委的布局下开辟工作。集团公司、上市公司、国有公司或个体小公司都是一样对待，以后不再允许把这些组织分等分级考虑，也不存在央企与私企的区分，这些组织都是构成国家细胞组织的平等部分，都受一样的政策对待，对这些组织只存在能力范围的区分，都是依照能力促使其参与能力范围的业务活动。建筑公司对建筑项目立项、建筑人员、建筑资料进场以及利润形成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调整委核准派定的内容，建筑公司开展业务的方式等同接受一项任务，作出的仅仅是一种积极的劳动付出，基本没有自主的内容，并且形成利润的最大板块也是属于公司用于扩大建筑事业，不再属于企业主个人。在整个建筑过程中，建筑公司没有了为项目的立项上下跑动的麻烦，没有了因资金问题到处筹集的烦恼，同时建筑材料也是调整委给定的数量和价格，与各供应商没有了讨价还价的摩擦，建筑人员名额及其收益也是核定的范围，税收问题也用不着绞尽脑汁，并且从头到尾介入的智能措施一直会记录业务开展的全部过程，任何隐瞒作假都是白费气力。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似乎有一种大锅饭的感觉。其实不然，激励的因素随时可以渗透，人的积极性就看你是怎么调用的。这些大致的框架都是依照上面所述的法则方法设置的。是好是坏，合理与否大家可以一起分辨。

2、教育事业与新制度对应的方式：

中国的教学同样是一种妖魔化状态。受利益驱使的影响，教学系统的人们忙忙碌碌围绕的中心始终是一个利益问题。不管教学怎么改革，都是一个“利”字当头，培养人才纯粹是一种幌子。学校是学生学知识、学技术的地方，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学生达到学以致用的程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一种两极化的状态，要么对学生不负责任，要么对学生死命地培养。我儿子报考的是汽车电子信息化专业，可是在校四年，却从未接触专业方面的知识，到毕业时也一样给了你专业的证书，难道在校四年化费十几万就是冲着这个证书而去的吗？还有一种就是死命的培养，从娘胎开始，一直到考研，好象自己的孩子是个特殊材料，非要培养到什么程度，却把孩子的身心健康置之度外。教学问题令人发指，教育部的责任十分重大。教学问题其实并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重视教学的心态问题。教师的收入已经不低，但是，他们总是与社会高处的人们相比，一直认为自己还没赶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其实教学问题的改革并不是很难，难就难在个人利益的放不下。根据社会法则，国家应当包揽对孩子教学成长的全部过程。不管是穷山沟，还是富饶地区，视情投入之后，要让学生吃住穿都在学校，孩子的家长应当全身心投入他们的事业之中，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四五个家长围绕一个孩子转，实在是费心费力效果也不佳。让每个孩子都受到教育，这本来就是很公平的事情。在教学的方式上，教师应该是孩子的保姆角色，借助现代手段，课堂授课可以改成为视频教学的方式，教师只是辅助引导，视频授课或者影视授课肯定要比教师现场授课方便灵活易懂，而且是孩子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教学内容上也应该着重基础教育，我们并不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科学家，而是让他们成为有技能的劳动者，所以深水区的教材应当让喜欢钻研科技的孩子去深造。普及教育，我们更不能因为知识产权而太过纠结，我们应当珍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珍重它就应当充分发挥知识的应用，不能为某些利益采取保守。所以对一些专利技术，国家应当对发明创造的劳动者加以一定报酬之后，大力发挥更大范围的普及应用。

关于“顶层制度探讨”后的感想

各位读者，也许有人会这样问，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的意见会有人听吗？原来我们是在讨论社会政治经济这个大学问，可是我们没有读过这样的书，也没有进过这样的学校，说句内心话：我们原本并不明白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含义。但是，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也隐约感受到社会的高度、政治的眼光、民族的利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然而，这三个词组的排列始终都是围绕社会、政治、经济并列展开的。作为普通的公民，当然也有这样的权利倾诉内心的愿望，也许没人能听，但是，说的人多了，议论的人多了，正义的呼声大了，当局者的耳朵再聋，也应该有些反应。如果当局能够顺着我们的讨论分析一下，也许会反省到权欲物欲到底是为何物？对于每个人来说到底有多大的用处？社会历史的最终会怎么写？面对人们的私心杂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能够进行到这一步，我们的社会就有希望了。

江苏海门陈振宇

bardfpgf@126.com

2012-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