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场思想大革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4 次 更新时间:2012-05-05 14:52

内容提要:全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基本问题进行概括:为什么要提、怎么提、提什么、谁来提。“为什么要提”的问题已形成广泛共识,根本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怎么提”就是要求对唯物辩证法包括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有透彻把握,完整、深刻、准确地认识构建对象,明确构建的路线图,这是无法绕过、必须突破的前提。“提什么”就是要求在思辨力上浩渺博大、缜密精微,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维度上探究真理性结论。“谁来提”的问题本质上是思维能力和水平也即世界观的问题,时代呼唤精神导师,破解思想迷惘、秩序失范的世界困局,指引人类完成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的浩大转折,走上公正和谐永生。伴随浩大转折的,必然是一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思想大革新。

关 键 词:核心价值观,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精神导师

全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基本问题进行概括:为什么要提、怎么提、提什么、谁来提。全党全国务必对这四个基本问题有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才能推动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为什么要提:构建和谐社会的“圣殿”

为什么要提的问题,也就是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问题,十七大六中全会的《决定》(下称《决定》)已讲得很全面很清楚,全党全国业已形成广泛共识,不需要更多的讨论。概言之,中国处于一场“五千年未有”的全面、深刻的浩大变局之中。就国内而言,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信仰、价值观、荣辱观、伦理道德、人的精神需要等一系列问题亟待重建和解决;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亟待提高;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焦虑严重,必须尽快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管理秩序。就国际而言,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以美国为当代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历经三四百年仍然不能给世界带来普遍富足和安宁,世界至今尚未建立稳定秩序,特别是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越来越凸显,西方国家处理政治危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和价值观局限性越来越凸显,国际秩序处于深刻的变革、动荡之中。就全人类而言,人口、气候、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突兀而坚硬地摆在奔行的道路上,绕不开、躲不过,人类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面对这样一种内外形势,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深刻理解浩大变局的总根源,迫切需要探索出系统性解决危机的方案,迫切需要健全全方位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则和秩序,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也是为了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

之所以可能是中国能够化解人类危机,基于两个事实:其一,中国是唯一具有五六千年甚至更久远连续历史的文明体,同时也具有完整的两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其二,中华民族在经历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九十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又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足以表明,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秉性,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内在秉性一旦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并加以改造,很有可能为世界和谐、人类永生发挥支撑和引导作用。其他文明都不具备这种内在秉性,所以能够为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起支撑和引导作用的可能性很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意识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识上就是要洞悉中华文化的内在秉性,在实践上就是要健全完善政治体制。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我们要构造完善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皇冠”、“皇袍”、“皇座”,乃至“圣殿”。

怎么提:前提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透彻把握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是个极为宏大、极为复杂的事物。怎么提的问题,中央早有明确的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必须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完整、深刻、准确地认识构建对象的整体、本质和基本关系,从根源上认识清这四个基本内容,才能正确推进文化强国战略。这是无法绕过、必须突破的理论前提。为此,要阐述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实现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物的完整、深刻、准确的认识,必须实现五大突破。

第一,视野上的突破。视野决定事业的广度、高度和深远度,思想理论工作者乃至中华民族必须实现视野的伟大突破,达到宏阔深邃的境界,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前提、根本保证和皈依目标。其一,视野是人和人类的第一智慧,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只有先看得到、想得到,然后才可能做得到。视野直接体现思想能力和水平,直接反映思维的角度、广度、高度、深度和精细度。破解包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难题,基本前提是必须实现视野的伟大超越,洞悉宇宙真理,贯通古今中外,透视人类未来,运用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复杂事物。其二,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世界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是无差异的,而人类却仍以有差异的眼光看世界,这正是全球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也正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内心纠结、思想迷惘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解决的时候了。构建和谐文化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运用客观世界规律性即宇宙真理自觉调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根本矛盾的运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宏阔深邃的视野是中华民族的必然皈依。其三,真理之路就是多难之路,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无可辩驳地表明,真理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和底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真理精神的伟大复兴,宏阔深邃的视野使中华儿女既坚定着对真理的敬畏、信仰和追求,又激励着对真理的遵循、弘扬、捍卫和超越,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第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突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理论的灵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就是要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唯物辩证法作了重要阐述,对唯物辩证法理解最精深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我党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代表了迄今为止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即便是《矛盾论》也没能把唯物辩证法完整、彻底地阐释清楚:《矛盾论》正确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哲学问题,但是没有系统地论述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一最核心、最抽象、最复杂的问题,由此造成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没有论及,对个别问题--(如事物发展的动因)的论点和论证也有商榷之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就,需要在哲学层面上,也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层面上进行归纳和总结,需要清晰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理论逻辑。此外,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理论要进行哲学上的探究以便正确推进。

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创立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无论是基于过去、现实还是未来,现在是必须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完整、彻底、准确阐释的时候了。毛泽东同志七十多年前就已经站在了唯物辩证法的高峰,改革开放三十年使我党从实践的层面上或者说是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推上了新高峰,我们从哲学上完整、彻底、准确地阐述唯物辩证法,要素业已俱备,时机业已成熟。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完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党兴国复兴民族的战略任务,首先要攻克的堡垒就是唯物辩证法,可以依凭的工具也是唯物辩证法,达到的目标还是归属于唯物辩证法。

第三,逻辑上的突破。宇宙的万物万法,都遵循一定的逻辑。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思维运动、言行举止,都遵循一定的逻辑,逻辑不通,就是错误,就无以为继。

人类社会运动遵循既定的历史逻辑。我们只有从九十年党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五六千年文明的历史,乃至中国人整个两百多万年进化史的事实中清晰地把握历史逻辑,才能洞察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从而能够以宏阔深邃的时空视野审察我们现行的体制机制、发展思路和具体举措,进而依凭客观规律作出正确调整、修改、完善和创新,实现“终极设计”。

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可以说是逻辑的斗争。逻辑正确,意识形态就有生命力;逻辑错误,意识形态就丧失生命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归根结底就在逻辑上的通与悖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的理论逻辑性是极为强大的。

思想理论上的任何观点,都有它内在的逻辑,这些观点及其逻辑都依附于特定的范围和条件,表现在实践上,都受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而且,由于思维本身的抽象性,许多观点都进入不了现实的层次,在实践中行不通。目前诸多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提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提出者对自身认知能力能够理解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逻辑把握;但又都没有完全的道理,都没有完全理解问题本身所处的范围和条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世界秩序失范、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宏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在视野上必须洞悉这一背景,在逻辑上必须融会贯通一切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

对宇宙真理的理论诠释,唯一无可辩驳的就是逻辑。孔子反复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意思是说他所有观点的逻辑性是一以贯之的,这正是孔子思想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根源。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思想理论的根本性创新,方法论前提是必须实现对逻辑理解的伟大突破,洞悉宇宙真理无穷大无穷小的一以贯之的逻辑。

第四,文化理论、文化认识上的突破。现在,改革包括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对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有整体性、本质性认识,才能正确推动改革前进。关于文化建设,对三个基本问题必须有准确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等实体文化的性质。准确认识文化才能正确建设文化。

构建和谐文化在时间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讲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就是讲文化建设等不得、轻不得;另一方面,考察文化形成规律,一种新文化成熟定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另起炉灶的方式不能满足时代急需,必须是在经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更新再造,文化建设慢不得、错不得。如何妥善解决两方面的压力?唯有把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从整体上、性质上把握传统文化,依据宇宙真理,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世界观的更新再造,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赢得极为宝贵、极为必要的战略时间。

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是民族的世界观。就逻辑关系而言,民族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与民族的整体世界观是同质的,这就为认识实体文化的性质提供了研究线索和理论根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都是繁杂的、抽象的,不可能直接去认识,那么就必须通过其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去认识。认识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认识其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革命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因此完整、准确地解释《论语》,读懂两论的思想实质,就是打开认识实体文化之门的不二钥匙。

第五,对思维方式认识的突破。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力量,思维方式是当然的决定民族文化本质的因素。中国人侧重共性,西方人侧重个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价值观的取向和文化的命运:中华文明体现出凝聚性、包容性,西方文明体现出扩散性、排斥性;中华文明的发展是通过革新完善来实现的,西方文明的发展是通过另起炉灶来实现的。

考察近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各种文化内部的发展浩浩荡荡,文化间的交流交锋交融也浩浩荡荡。跟三四百年前相比,纵向上,当今世界各文化内部发展翻天覆地;横向上,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缩得很小。这表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世界观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在壮阔剧烈的交汇、碰撞、反思、谅解、转变、整合、提升过程中,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趋同,趋同的牵引力正是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趋同的驱动力正是主观世界的求真性,趋同的坚实基础正是各文化在整体上的大同小异和思维方式的互补性。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种文化是侧重共性思维的中华文化和侧重个性思维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具有活力,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多、人数多。

什么样的文化才适合在人类未来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层面上深刻认识思维方式。共性思维和个性思维是辩证统一的,就社会管理而言,首先要讲究共性思维与个性思维的平衡协调,在此基础上倡导共性思维,唯其如此社会运动才会形成合力和统一的方向,并保持恰当的质量和效率。符合这种辩证规则的思维方式才能适应世界和谐、人类永生的需要。如果倡导个性思维,则所有社会个体都有各自的力量和方向,社会运动最终必散必乱必亡。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方面用身躯和铁拳顽强抗击西方等一切侵略者,另一方面用头脑和热血奋力学习西方等一切先进的思想、科技和文化,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引进并信奉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等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帮助中国人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重塑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改造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极大地转变了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经过近两百年极为曲折、极为壮阔、极为辉煌的奋斗后,又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全人类的文化。因而,在当今人类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共同担当和奋斗的时代,融会了西方个性思维、具有共性思维天性的中国和谐文化的建设就具有世界意义,具有全人类价值,中华文化完全可以为人类发展继续做出更重大贡献。

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关键就是要高度自觉地改善优化民族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同志断言:“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仍然只是自发的性质,当代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高度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实现社会运动的自觉发展。

在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认识上,“五大突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视野上的突破使我们能够在最宏大的背景下看清问题,唯物辩证法研究的突破使我们获得天然的构建依据和科学的构建工具,逻辑上的突破能够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范围内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文化理论、文化认识上的突破为文化建设奠定根基、提供参照物、拿来原材料,对思维方式认识的突破使人民明晓过去、现在和未来,确立文化建设的实质性任务和目标。

其次,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之上。世界观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其核心是世界本原问题。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天然地要对世界本原和人的起源感兴趣,天然地要对此进行探索,概括地说,这些兴趣、探索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必然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作为世界观的根本,这也是民族和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地方。世界本原问题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解释了生命的本原,从而使民族、文化凝聚共识、明晓准则、形成合力、统一方向、获得皈依,构筑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根基。在古代,中国儒家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体认为是“天”创造了世界,西方宗教认为是神创造了世界,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倾覆了古代的世界观,推翻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迫使儒家和宗教走下统治地位。今人都知道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人类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体系,使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渐次深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一直是不完整、不彻底的,完全适应现代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成。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现在,整个人类的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才能改造对世界。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人类在实践上极大地改造了世界,在科学上极深地认识了世界,现在到了不得不在哲学上极真地解释世界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新的历史定位,必须完整、彻底、准确地认识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这正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特性之所在。世界观是政权存在、繁荣和永续的法理基础,必须把这个讲全了,讲透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神圣天然、无可辩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找到根基、骨架和神韵。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必须是理论推导的结果。一切未经理论严格推导的核心价值观的提法都不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目前为止林林总总的核心价值观提法,都是提出者依据自身的认识提出来的,并没有显现对宇宙真理、整个人类历史和当代社会全局的理解和驾驭能力,大都是主观的、片面的、表面的、时代性的,许多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互不认同、形不成共识也是必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必须是在完整、彻底、准确地阐述唯物辩证法以后,再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推导的结果,这样才能确保真理性、逻辑性,才能无可辩驳,形成共识。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融入政治体制之中,“软实力”一定需要“硬支撑”。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价值导向、政治架构和执政者。价值导向问题对任何国家都具有灵魂和统摄作用,考察古今中外国家兴盛衰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导向问题。党中央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华,一直积极倡导“以德治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要改一个字,宜提“以德制国”。“依法治国”的提法是合适的,因为法律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制度,但德是价值导向,不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条文。德制的根本要求就是执政党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灵魂和精髓,贯穿于一切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人的一切需要无非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类,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这主要是管物质需要的,在精神需要方面,有效的管理机制尚未建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侧重点就是要研究科学管理精神需要的基本制度,结合法治形成和谐稳定的政治架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种政治架构的精、气、神。在党的建设关键是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任免制、票选制的局限性,大力发展思维科学,借助思维科学强力确保执政者成为以德制国的忠实传承者、正确执行者和积极创新者。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与政治体制实现了全过程的融合,才具有现实性和权威性。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体现几千年的基本历史规律和基本民族精神,吸纳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元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所有人、社会团体、国家都能够信仰、追求、遵循、弘扬,能够引导人们化解社会困局和生存危机,切实保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世界和谐、人类永生,就是要体现出历史性、先进性、实践性、普世性、永恒性。

第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用词要耳熟能详,精简冼炼,宗旨明确,内含深邃,易懂、易记、易传播、易践行,具有极强的昭示性、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再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基本关系。

第一,古代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的关系。中国文化和哲学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天”,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本质认识以对“天”的通透认识为标志。中国古人虽然也信鬼神,但最基本、最主流的信仰是“天”。古人看世界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无限世界,认为“天”生万物,“天”主万物,由此建立了“皇权天授”这种“天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地球原来只是宇宙中一粒尘埃,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天”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认知。

必须以最宏大的视野看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是人类探索世界本原过程中最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具有最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猜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向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倾覆了儒家、宗教的世界观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但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建立适应这一改变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立本原意义上的新信仰。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浩大变局,这个浩大变局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必须完整、准确地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坚定树立对宇宙真理的信仰,以完全明晓共产主义理想。

必须深刻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同的,对以神为本原的宗教是颠覆和否定,对以“天”为本原的儒家只能是倾覆和超越。从本质上说,神创论性质上是唯心主义,逻辑上是悖论;天命论性质上是唯物主义,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古代中国认为“天”是万物之父,地是万物之母,地理大发现和近代以来的科学也只是对这个世界本原论证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罢了。因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现代世界观天然地、牢固地建立在古代中国世界观基础之上,现代世界观并不是对古代中国世界观进行否定和抛弃,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现代世界观与古代中国世界观之间并不是断裂的鸿沟,而是抬升的阶梯,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必须觉醒的基础认识问题。作为本身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完整彻底准确的解答,理所当然地应该全面深刻广泛地阐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个划时代的世界观变革对全人类最根本最浩荡最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理所当然地应该开创自身蜕蛹化蝶般的原创性发展,从而引导人类拨开浩大变局的迷雾,走向晴空万里的永恒未来。

第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谐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与实体文化的世界观是同质的,我们很容易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文化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在于探究传统文化的性质。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孔子思想的性质,我们就能够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从而可以判断两种文化的性质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雄辩地证明中华文化确实是血脉相承的,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着的,从而为《决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提供理论依据。当然无论怎样,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在品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古代“天在上、地在下”,天地无垠且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革命文化则是建立在“宇宙无限、地球有限”的世界观,但对宇宙真理认识不完整不彻底的基础之上的。

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文化是在对宇宙真理有了完整、彻底、准确的认识之后,基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文化,是自觉遵循唯物辩证法,因而是具有很高品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

《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华文化是否既有着一以贯之的普世永恒的性质,又有着与时俱进的不断革新完善的品质?这就是我们要探求的中华文化最深层的内在秉性,是个急待证明的理论问题,完整、准确地解释争论了两千多年的《论语》,就是这个证明的关键。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三四百年来,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进步,但也逼使人类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到底需要秉持何种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共性思维,姓公;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个性思维,姓私。但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共性与个性平衡基础上的姓公,是在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了人类一切进步的价值理想,不仅不否定个性思维,而且认为个性思维对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是极为重要、极为必要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无法形成合力和统一的方向,这是由辩证逻辑推导、社会实践证明的必然结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替代,这是化解人类危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界和谐的历史必然,是全人类的福音。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内容、一般内容、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根本内容是基于对整个人类社会运动的理解和把握,贯穿于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统帅所有一般内容的原则性价值观。一般内容是根本内容在特定范围、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指导某部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般性价值观。根本内容与所有一般内容的内在逻辑性是一致的,核心规则是一致的。根本内容的表述不是固定的,它可以是遵循核心规则的不同词语。对根本内容进行提炼、打磨,把词语固定下来,使之更具目标性、感召性,就形成了核心价值观。

通过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事物的整体、本质、基本关系的分析,可以梳理出一条“怎么提”的路线图:洞悉世界本原、阐述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改革政治体制、明确社会发展方向,这正依次对应于党中央界定的四个基本内容。在改革政治体制这一环中,既要优化完善基本政治管理制度,又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融合。贯穿于这个路线图的总依据、总方法、总目标就是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宇宙真理。我们必须对唯物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有透彻把握,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唯一的理论前提(实践前提是时代需要)。

提什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的真理性结论

目前社会各界掀起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深刻认识“怎么提”的问题,林林总总的核心价值观提法,总体上与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和时代需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本文对目前主流理论媒体上常见的核心价值观提法进行梳理归类,辨析不足,以期人们对“提什么”有些感性认识。

第一类,词语本身就存在问题,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性的提法。

一是生搬硬套的词语,如:人本和谐、公正仁和;二是含两个或多个基本内容的词组,如:公正民主、科学文明;三是句式或者过长的短语,如:劳动优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四是含义宽泛、旨意不明,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词语,如:文明、责任。对提炼核心价值观具有参考价值的必须是耳熟能详、内含单一、形式冼练且主旨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词语。

第二类,内含片面、以果为因、简单罗列的词语,不适应整体性、实践性、本质性的要求。

一是形容局部事物,不具有全面性的词语,如:富强,主要指物质方面的追求目标,不能用来形容精神方面的,而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是以果为因的词语,核心价值观是这类词语的原由,如:包容,表征的是文化的外部特征,是由核心价值观带来的必然结果;三是对社会事物及其运行状态作简单描述,未触及本质的词列,如:自然为友、家庭为根、社会为基、国家为上、以人为本,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等成系列的提法。

第三类,词语的适应主体属于特定的范围,特定的人群,不具有普世性的提法。

一是从党和国家层面提出的政策、制度、要求、目标等,如:共享共建、共同富裕、民主法制,共同富裕与富强一样都是时代性较强的词,当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彻底消除贫困时,富强也就不存在了,共同富裕就是没有贫穷、没有富裕,类似的词不具有永恒性;二是很多行业、地区提出来的服务、行政理念,如:为民、廉洁;三是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词语,如:团结、互助、友爱;四是从个人层面提出来的,如:守法、敬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普遍适应于整个人类、国家、社会、群体、个体,现实和未来,具有普世性、永恒性。

第四类,本身不具有价值导向的词语,当然不宜作为核心价值观。

一是全人类都在做的具体事,如:劳动、发展、创新;二是原则性的组织管理要求,如:团结、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公为私、为红为黑都可以讲团结。中国可以讲独立自主,美国也可以讲独立自主,法西斯也可以讲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的否定,要捍卫的正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观。这样的词不体现意识形态,没有价值意义;三是表征政治制度的“硬实力”概念,比如民主、法制。现在是个热衷“民主”却没能深刻理解“民主”的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行“民主”,他们形式上关注的是选票,骨子里是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本质上是代表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内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实质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其实表明了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中国政治体制在民主方面的优越性,从当前世界范围内暴发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中国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民主集中制,建立适应宇宙规则的政治体制机制,但要清楚最科学的政治体制绝不是人人都参与直接管理、人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体制,“人人都管,等于没人管”,最科学的体制只能保证每个人的正当权益得到满足和保护,不正当权益应被予剥夺、惩戒,这个“正当”的最终依据是宇宙真理。对民主的认识,不论是作为方法也好、目的也好,它只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概称,是“硬实力”,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应当融入其中,是它的精、气、神,是“软实力”,因此民主本身不能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提法。法制是政治管理制度,含义明确,内容具体,也是“硬实力”,同样不宜作为核心价值观来提。

第五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借鉴和超越,因而用词不能相同。

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对世界本原、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伟大成果,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但以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看来,存在无法弥补的先天性缺陷。自由包括由此演绎的人权作为价值观的本质是倡导个人主义,无法促进社会运动形成广泛、紧密、持久的合力和统一的方向,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运动必散必乱必亡。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是根本的自然和科学、社会、政治问题,也是最为抽象复杂的哲学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存在相对平衡规律和绝对平衡规律,宇宙一切事物的运动同时受这两类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正如对绝对存在的物体重心无法绝对把握一样,人类对自身运动的绝对平衡也把握不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不存在绝对平衡,只能遵循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原则,在运动中、在绝对的不平衡中实现相对的平衡,因此不重视不平等而单纯倡导平等的价值观,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对宇宙真理认识的不足,理论上的先天性缺陷必然导致实践上难以具有广泛性、真实性、持久性。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对平衡和不平衡问题的透彻理解,演绎归纳了“和谐”作为这一问题的真理性结论,科学地处理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问题,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博爱更是一种宗教式情怀,脱胎于宗教文化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宗教文化的烙印。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是现实主义者,不纠结于虚无缥缈、没有原则的“博爱”当中,坚持服务于、满足于人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坚定追求、保障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安宁和繁荣永续,共产党人的爱是有是非原则的,秉持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遵循、弘扬、超越和皈依,这也正是具有五六千年连续文明乃至更久远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归根结底的区别有三条:世界观上的通与梗,价值观上的公与私,人生观上的实与虚。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资本主义能够成功的总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总根源。普世永恒的价值意义不是由人说了算,而是由逻辑说了算。唯有遵循宇宙真理一以贯之逻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引导人类化解危机,走向安宁、和谐、永远。

第六类,适合一般性价值观不适合核心价值观的词语。

一是经过社会主义更新改造,适合于社会行为规范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礼、义、廉、耻等“四维”;二是特定范围内的政策性导向,如:开放,指征的是推动国家适应时代潮流、积极进取的基本政策导向,但不适合表征个体行为。一般性价值观是构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某部分的规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贯通全局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哪些是一般性价值观,需要结合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具体研究,要注意一般性价值观的范围性、条件性、时代性。

第七类,不适合核心价值观,也不适合一般性价值观的泛化价值观词语。

这类价值观词语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或者有更贴切、更准确的词语,因而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厦的筋骨,它们属于泛化的道德和价值范畴,表达的是一种正义、积极的基调或者导向,如:厚德、诚信、友爱、仁慈、善良、奉献、拼搏、艰苦奋斗等等。

第八类,支配、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从属、追求的词语也不宜,如:以人为本、中华复兴、世界大同。唯物辩证法归纳出两条原则指导人类社会运动: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人自身),追求和服从真理;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人为本就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高度概括和直接体现。一方面,人类社会运动必须遵循宇宙真理,非此不能实现有序运动;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超越宇宙真理,实现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遵循和超越宇宙真理的总方法、总要求、总目标,以人为本是这些总方法、总要求、总目标理所当然的构建基石和依据,因此不宜作为核心价值观来提出。中华复兴、世界大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要实现的社会运动目标,提出了问题,而我们探讨的是要解决问题的词语,并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社会运动目标应该超越中华复兴、世界大同,指向更加深远的人类未来。

总而言之,没有掌握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没有理论根基而凭自身认识直接去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是劳而无功的。只有完整、彻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对构建完全适合唯物辩证法则的政治体制有了正确认识之后,再来思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核心价值观才是正确的思路。没有正确的思路,哪怕就是准确地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却没有思想理论做依凭,没有人类历史做印证,没有政治体制做保障,没有具体措施来运用,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实践,又有什么用呢?脱离了皇冠、圣殿的明珠,只是一颗奇物罢了。正确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改造对世界的顺序。有了正确的思路,有了浩渺博大、缜密精微的思维能力,我们就能够调动人类一切资源乃至宇宙一切资源来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必然性、正确性。

其实,党中央早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很好的概括。唯物辩证法演绎到底,人类历史论证到底,政治体制建设到底,人的认识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在这三个维度上找到恰当的词语就可以了。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公平正义,这就是世界观;《决定》再次明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时代概括。在此基础上,视野再登高一层,认识再前进一步,就可以看到砥柱擎天、普世永恒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的真理性结论。

谁来提:时代呼唤精神导师

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进行探索的主要有这么几个群体:党和政府相关人士,哲学社科界专家,实际工作者,被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等。应当说,几年以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也取得一些理论成果,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直把握不了整体、形不成共识的事实。这不得不迫使我们深刻反思“谁来提”的问题。

“谁来提”的问题本质上既是思维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又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思想认识而言,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水平决定性地影响着自身对事物根本看法的角度、立场、方向和层次,决定着认识的完整性、深刻性和准确性。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群体自身成长发展历程之中,思维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差别、差距等问题极为普遍的存在,贯穿于一切人的一切认识活动的始终。基本常识和基本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群体的整体世界观的形成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见仁见智”;然而,总有一些思维能力较强的人,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一般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深刻一些,更准确一些,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个别思维能力极强的人,他的思维水平甚至可以达到极限,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甚至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人,在民族范围内,由于代表了民族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最高成就,所以往往被推崇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说,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的整体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代表人物的世界观。

伟大的人民创造历史,伟大的政党引领历史,伟大的哲人发现历史。世界观关键就是思维能力和水平,始终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最大成果,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通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代表人物,都有它的精神导师,譬如孔子之于传统文化,耶稣之于基督教文化,释迦牟尼之于佛教文化,马恩列毛之于革命文化。思想巨人看问题的高度、广度、深度、精细度都大大超越常人,他们能够看透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基本关系,运用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复杂事物,人们依照思想巨人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付出的代价最小,行走的路径最短,花费的时间最少,巨人的思想就如巍峨矗立的灯塔,使人们提升视眼,开阔胸襟,释疑解惑,明晓道路,统一思想,获得皈依。

我们所要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即便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关联性、复杂性、艰深性、紧迫性,祖宗不足法,海外不足取,能否成功,首要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事物把握的完整性、深刻性和准确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中华民族必须实现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创新、伟大变革、伟大跨越,而能够引导我们实现此宏伟目标的,只能依靠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理论的突破实质上是人的突破,伟大的时代不能有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思想家的缺席,思想迷惘、危机四伏的当代迫切需要、强烈呼唤伟大的精神导师。“遇到对的人,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大力宣扬这一点。

人类在对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代需要伟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伟人。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互不相通的东西方文明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转折,伟大人物群星璀璨、震烁古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产生了许多思想科学文化伟人,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4]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极大的得益于一批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人物。伟人总是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能够产生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家。遵循一般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和谐与永生。

然而,有一个问题务必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重视:当伟大思想家出现时,我们准备好了吗?人类思想认识总是具有一定惯性,历史上诸多伟大思想,在开创初期往往被当作是奇谈怪论甚至是异端邪说,人类每一次实现思想伟大跨越,莫不要经历巨大磨难、艰辛斗争,历史反复表明,真理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往往是因为各种谬误无法前行。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伟大的思想能否面世、传播、尊奉、弘扬的问题。意识形态创新的本质特征是突破与超越,伟大的思想既遵循常识,又必然超越常识,而被“常识”武装惯了的人们,能够理解、宽容常识的超越吗?迫切需要真理的人们是否具有辨别真理的自觉、视野、胸怀、智慧和逻辑呢?是否存在化解亘古未有之困局的亘古未有之伟大篇章不能被发表传播的莫大的民族悲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需要伟大的读者。创新理论究竟符不符合宇宙真理,要看三个要件:一要展现宇宙真理无穷大无穷小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唯有逻辑才无可辩驳而又普世永恒;二要在通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基础之上重新构建新的文化形态,即创建和谐文化;三要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提出整体化的解决思路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至于这样的创新理论是否完全合乎条条框框,作者是否有名望、地位等,就都不重要了,不仅如此,有些条条框框、名望、地位等正是思想桎梏的一部分。历史有时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小事件、一个无名小卒就能够影响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走向。“礼失求诸野”,掌握资源的人们首先是思想理论界要有强烈的敏感性、敏锐性、敏捷性,深刻认识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性作用,深刻认识自身思维方式、世界观的局限性和主要是传承、解释、宣扬思想而不是根本性创新思想的实践价值和历史作用,务必解放思想,海纳百川,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切实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务必允许异质思维,宽容知识、历练、名望的不足,宽容体制外的思想者。这样做,就真正敞开了思想理论突破的大门,就给天才留下了空间,就给解决问题留下了希望。

客观地分析当今国情、世情,党和国家有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和浩大力量,人民群众有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强烈呼声,中华文化有化解危机的内在秉性和历史经验,世界范围内也有对中国模式的期待,政治稳定,经济雄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精神文化和社会管理问题,如果能有伟大思想家洞悉寰宇、框定天下、指引未来,和人民一起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终极设计”的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则中国就能较快地走出困惑困难困境的局面,压力变为动力,危机化为生机,中华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就能够突破天堑雄关,必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奔向人类科学发展的光明未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是宇宙之子,一直跋涉在探索宇宙真理的艰难行程中,唯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孔子式思想家,才能站在真理的巅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产生了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同时也使人类看到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是多么渺小和有限。地球再经受不起折腾了,人类就象饕餮一样鲸吞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人类必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建立科学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种秩序的精气神。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必须在宇宙真理的召引下,化解危机,完成浩大转折,走上公正和谐永生。伴随这个浩大转折的,必然是一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思想大革新。

引注:

[1]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262页。

二O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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