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西藏问题上的两次一念之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 次 更新时间:2012-02-21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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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农建  

近来,藏区接连发生藏人自焚和抗议事件。北京大为紧张。有藏区负责人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各部门及所有干部,充分认识目前维稳工作的严峻形势,以临战状态投入维稳工作和反分裂斗争。西藏问题何以发展到今日连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如此严峻的局面?这其中固然有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然而在同样的体制和政策下,为什么在其他少数民族区域中没有这种维稳形势,而在藏区却始终未见安定?这就不能不提到与西藏问题有关的两次决策上的一念之差。

一、五九年的一念之差与达赖喇嘛出走

笔者在《处理西藏问题,不妨换个思路》一文中提到,五十年前,当毛泽东一念之差,指示放达赖出境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心目中那个年轻温和的达赖喇嘛,不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七擒七纵、最后归顺的孟获。他也绝不会想到,这个达赖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呼风唤雨,将西藏民族问题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如内蒙、宁夏等地的民族问题一样慢慢消失的问题,逐渐国际化。原本与外界隔绝的藏人,追随达赖,涌出国门,散布世界各地,使西藏问题变成一个几十年来令北京棘手的国际问题。

对于当年是否有过指示放达赖出境,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对此无异议,当然在流亡藏人和倾向于他们的个别研究者看来,达赖喇嘛出走,是天意,而不是某人高抬贵手。其实,当年北京的决策者发指示的细节如何,甚至是否发过“放其出境”的指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北京并没有发出“防止其出境”的指示,北京的决策者当年根本就没有想到,应将达赖喇嘛留在境内,阻止其出境,以防止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这种“没有想到”仍然是属于一念之差。

当年达赖喇嘛出走后,北京只说叛国分子挟持了达赖,并一直还保留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直到一九六四年。可见北京仍以为或指望他会回来。这一点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年的盲目自信和对达赖喇嘛出走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将人家的班底和社会基础都一锅端了,却还指望人家不久就会回来。这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这是否也算是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诸多奇怪想法之一呢?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倘若达赖喇嘛是被留在境内,高位厚养起来,继续作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他纵然有分离之心,也会有心无力。以达赖之处事的实用主义,他的表现、政治态度和所能起的作用,与留在境内的十世班禅,与那些前朝旧臣降将和末代皇帝,不会有多大区别。倘若如此,则今日在境外的藏人流亡政府、十数万海外流亡藏人和国际化的西藏问题,都不会存在。没有这些境外的分裂主义渗透,今日藏区的局面与内蒙、宁夏等地的情况不会有多大不同。

有人说,西藏问题是国外敌对势力阴谋分裂中国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假定这种说法成立,那么问题是,人家想“阴谋分裂中国”也是要有条件的。从政治上说,达赖是一件可以两用的法宝,在北京手中,就是一个镇地之宝,在他人之手,就是乱国之器。对于这样一件宝贝,你自己不精心收藏,重点保护,防止被偷运出境,反而甚至发出指示,任其流出境外,等于是送到“国外敌对势力”之手,人家当然不会谢绝,而只会笑纳,并用之来“阴谋分裂中国”了。

还有人说,西藏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说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民族问题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民族融合,一是民族分离。民族分离是需要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要有人不断灌输分离意识。倘若达赖是被留在境内,他不可能有这种条件。而当他一旦出境,在国外建立起流亡政府,加上“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使之成为不断向境内渗透的源头,情况便是两样。而藏人又是一个信教的民族,宗教领袖有巨大影响力。在许多人心目中,达赖在哪里,他们的精神圣地也就在哪里。北京对藏族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并无不同。如果要说有分别的话,那就是对藏族资助更多,照顾更多。为什么在享受较少优惠待遇的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分离主义,而在更优惠的待遇下,藏区的分离意识却日益成长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存在一个境外的分裂主义源头。它作为一个与北京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心,不断地向境内灌输分离意识。许多人以为,钱可以摆平一切,可以抵消境外的影响。然而对于一个信教的族群,他们重精神而轻物质,经济安抚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今日达赖在境外一呼,境内藏人暗中响应。北京既无法越境征讨,又无法阻止其对境内的渗透,年复一年,耗费巨大行政资源,疲于灭火,却一直效果不彰,形势反而变得日益严峻。

二、九五年的一念之差与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

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北京开始寻访班禅转世灵童。而在国外的达赖喇嘛声称,依据达赖和班禅在历史上互为师徒的关系,此次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

根据灵童寻访小组成员恰扎提供的有关灵童的消息,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日抢在北京之前宣布:认定西藏那曲嘉黎县的根敦曲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达赖喇嘛的行为导致北京大怒。北京将被达赖喇嘛抢先宣布的灵童排除在外,最后选出坚赞诺布。泄密者被判重刑。

这一来,就导致了一个真假班禅之争。今日境内外许多藏人因为信从达赖喇嘛而只认他所选的人,致使北京所选班禅被藏人冷落。达赖和班禅在历史上原本有相互牵制的作用,达赖的权威原本也没有被所有藏区承认。如今班禅无众望,又无其他竞争者,致使达赖喇嘛的影响渗透到所有藏区,俨然其民族和宗教的唯一领袖。多年来,流亡藏人借班禅灵童做文章,称其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被北京监禁十余年。这个孩子及其家人自被达赖指认后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要求北京释放他。这一说法在西方颇有煽动性,对北京的形象损害不小。

倘若当年北京在达赖喇嘛抢先宣布后,能冷静思考,从长计议,而不是恼羞成怒,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当年北京其实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即不否认达赖喇嘛所选,但将之当成一种权威性较低的历史惯例,而将中央政府的批准当成最高的认定。具体办法可有两种:

一是披露事情真相,一方面指责达赖搞小动作不光彩,另一方面指出未经筛选和未经中央批准不合历史定制。然后通过正式的金瓶掣签仪式,“碰巧”还是选中同一灵童,由中央政府加以确认。

二是采用旧时朝廷处理边地和属国上表请求批准继任人的招数。在古代,常有边地或属国因内乱夺权而先斩后奏之事发生。朝廷因一时力不从心或不值得为此发兵征讨,往往采用居高临下,先责备,后批准的策略。北京亦可按此套路,首先责备达赖喇嘛的言行不当,但鉴于历史成例和各方意见,批准该灵童为新班禅。同样由中央派出大员,主持典礼,以示最高权威。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北京和达赖喇嘛所认定的为同一人,既不失脸面,又显示中央最高权威。其好处有如下几点:

(1)在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的认定之间分出了高下,等于再次强化了中央政府最后批准认定的历史定制。后世可援引为依据。如今北京和达赖各执一词,各选其人,导致相当一部分藏人质疑和抵触北京所选,这等于是在藏人中弱化了中央政府最后批准认定的权威和历史定制。

(2)达赖虽赢得了一点面子,但其实是弄巧成拙,画饼充饥,空欢喜一场。因为新班禅在北京之手,按北京的意愿从小培养,自然会为北京效力。他一旦成年,可起抗衡达赖和分流其影响的作用。

(3)借达赖的影响力,而使新班禅被境内外全体藏人接受。达赖喇嘛在藏人中有影响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许多藏人信达赖之所信,唯达赖之意是从。新班禅既然被达赖认定,也就会被信从达赖的藏人所承认。这样一来,无论是亲北京的藏人还是亲达赖的藏人都承认了新班禅,也就是境内外全体藏人接受了他。这就避免了真假班禅之争,不会出现今日班禅被许多藏人冷落的情况。而且一旦达赖去世,班禅成为境内外藏人唯一的宗教领袖,众望所归,会有利于安定藏区和吸引海外藏人的回归。

(4)更重要的是,将来达赖圆寂,北京可如法炮制,依据达赖和班禅在历史上互为师徒的关系,先由北京手中的班禅认定未来的达赖,再由中央政府批准确认,双重确认,等于双保险。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都在北京之手,西藏问题在未来解决有望。如今,北京自己否定了互为师徒、互相认定的关系。将来达赖去世,流亡藏人拒绝北京所选灵童而在境外自选其人,等于是使分裂火种和动乱之源在境外世代延续,西藏问题将因此而长久化。

如果说前一次一念之差导致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后一次一念之差则很可能意味着西藏问题的长久化。第一次失策造成的后果,如果在第二次机会到来时能选择正确,尚有挽回的可能。历史给了两次机会,而两次未能把握,又怎能怨天尤人?

古往今来,国家治理上的失误往往都是因盲目自信和意气用事造成的。一念定乾坤,一念之差也可以误国乱乾坤。后世当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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