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哲学史:一个亟需重新检讨的学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4 次 更新时间:2012-02-16 1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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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今天我们每一个学者都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学科之中,每个学科就象是一栋小屋,把我们圈在里面。我们时常走不出自己的那间小屋,我们象捍卫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捍卫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科,不允许别人说他一句坏话。也许圈内人可以批评它,但是只要圈外人稍微说一点坏话,我们就会恼羞成怒,仿佛有人要砸我们的饭碗似的。这正是当代法国学者福科、布迪厄等人时常谈到的那种现象:知识的霸权,争夺话语权的可耻斗争,场域与场域的较量……各个学科,各个大学,乃至各个行业都在这么干,这是现代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怪现象之一。

  每一个学科都要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进步,更何况中国哲学史这个诞生还不到百年的、出于比附西学的功利动机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学科。我曾听到一些搞史学研究的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的深刻反省,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令我震撼,也使我认识到,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认识到自己学科能做什么,以及特别是不能做什么;只有认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做自己所能做的,从而对于自己在现代学术之林中的位置有真正清醒、恰当的认识,才能不为人唾弃。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成天只知道赞美中国古代哲学如何伟大,不去想想这一学科的局限在何方,不想探讨这一个学科的边界,这一学科的问题所在,如此下去何以能真正进步?

  

  一、

  

  时下国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在我个人看来其中较为严重的一个,就是倾向于从“指导原理” (也可以说成是世界观,核心价值或主导观念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它要不断地在古人那里寻找有益于今人的所谓“指导原理”,什么“天人合一”啦,什么“和而不同”啦,什么仁义礼智信啦,等等。这种做法由于认识不到自身的局限,而有几个根本性的不良后果:

  一、把本来不是知识性的学问强行纳入到知识话语的框框中,割断了自己与真正的传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原来的活的传统变成了死的传统。这是因为当活的智慧化为“指导原理”之后,就容易变成知识化的原则,而原来居于首位的修身、践履的传统则在不知不觉中退居到背后,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了。本来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是一个活的“以心传心”的历史传统,古人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24年》),一般把著述立说当作主要任务。包括孔子、朱熹和王阳明在内的许多大家,生前都不曾把著书立说、特别是创立理论体系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作品也多是对前人经籍的再阐释,他们生前甚至反对学生将自己的言论刊印出版。尽管你可以说这些大师实际上已经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而只是谦虚地不愿承认。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古代儒学大师的学问主要是建立在自己对生命的本质、对宇宙的大道、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历史的未来方向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深刻体认之上,他们也是在反复读经和在日常生活的践履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因而他们传道授业所做的也不过是把自己平时做人、做事以及读经的体会传授给学生而已。一言以蔽之,他们传授的更多是读书和做人的方法,而不是什么知识化的指导原理;他们的学生传承的主要是一个活的、实践的传统而不是什么知识传统,不是一系列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观念的汇编。今天,当青年学生们学习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时,老师固然也可以告诉他们古人的一系列言论是什么意思,包涵什么样的做人的道理,但是这是以把那个活的、修身、践履的传统中断当作前提的。我们最多只不过是在课堂上说古人怎么认为,古人怎么做;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亲身的行动来传授他们。古时做老师的“人在道中”,而今天做老师的“人在道外”;古人做老师的是儒家,是信仰的担当者和实践者;而今天做老师的是学者,是课堂上一晃而过的身影,是在家里著书立说的职业知识分子,是手中掌控着学生生杀大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一再口口声声地说什么西方哲学重知识、重逻辑、重论证、重理论,中国哲学重人生、重道德、重直觉、重实践,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或从事这方面的著述时,也已经把儒学当作了知识性的话语来对待,并长期在他们的知识分子职业中陷入于重知识、重论证、重理论的逻辑中不能自拔。不仅如此,更加致命的是,他们已经人为地抛弃了中国古代学术那个数千年不绝的修身、践履的活的儒学传统却不自知,也就是说,号称要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人,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扼杀传统的罪人。我知道今天仍有不少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在搞理论体系,他们自认为自己未来最大的成就在于象黑格尔等人那样给后人留下一套体系,而不知道本来不是西方人,也没有办法象西方哲学家那样思想搞体系,又不能象古人那样来思考,到头来会不会是邯郸学步、一事无成呢?

  二、本来经学是一切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大本大原,如今对“哲学”的抽象性和理性思维特征的迷信和自我陶醉,使得中国哲学研究者们陷入于一种自大狂心理,觉得可以不需要经学基础训练就可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脱离经学来谈论中国哲学。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创了一种可以把传统学术现代化的途径,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与此相应的两个不良现象是,有些经学科目包括文字训诂之学、版本目录之学、史学以及辞章之学等等,本来千百年来是任何一个过去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敢忽视的,甚至被认为是国学的基础,而今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可以大言不惭地鄙视他们,认为那是小学,或者是形象思维,与我们不同,我们哲学就是搞抽象思维的,比他们站得更高。与此同时,传统经学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待的其他经学科目,比如《诗》,比如《周礼》、《仪礼》,比如《左传》等等,也由于被纳入到文学、历史等不同的学科之中,而常被搞哲学的人所放弃,被从他们的视野中切割出去了。于是造就了一大批搞中国哲学的人国学基础远比古人偏狭。他们的夜郎自大心理,尤其对于其他学科的轻视,不单单会导致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之路被阻塞,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国学修养跟古人相比大打折扣,他们的心胸、人格、境界也都不能望古人之项背,也不能跟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大家相提并论。为什么今天出不了象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钱穆等人那样的国学大家?为什么今天的知名学者们无论是人格境界还是学问规模都不能与民国时期的许多知名学者相提并论?因为不象古人那样读经、诵经,更可以不象古人那样从经学传统中汲取活的做人道理,并把他们切切实实地应用于自己当人当下的人生实践中去,更没有一套成系统的阐发如何静坐、如何修身、如何践履的学问;还因为,没有了过去那套完整的经学训练,我们做人的意义之源、精神价值之源被人为地切断了。我时常想,经学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价值之源,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得以立于不败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领域的母亲河。这条河一经被人为切断,中华民族文化生命面临的是千百年来最大的危机。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学科可以存在,但是它必须以经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局限性,认识到哲学不能代替经学,就象欧洲人早在中世纪时就充分认识到哲学不能神学,形而上学不能代替信仰一样。

  三、现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把非知识的东西纳入到知识话语的框框中去的同时,又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功利、实用的眼光诠释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说,他们接受了一个既不符合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也不符合西方哲学传统的哲学概念。这似乎也是算是一种中国特色了,但是由于这样做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概念的误解之上的,由于中国学者从未真正理解西方人那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什么,由于未能参预到希腊哲学以来西方人那种纯粹思辨的精神王国中去,体验不到西方哲学的内在魅力,因而,这种对于中国哲学特色的强调就显得非常盲目。因此,这种中国哲学史学科,与其说是揭示了中国特色的中国哲学,不如说是一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四不象”。它使得今天的许多中国哲学工作者关起门来可以振振有词地大谈所谓中国哲学的特色,但是一旦面对西方一流的哲学学者,他们就完全没有自信跟人家对话了。多数情况下,中国哲学工作者的话语与西方哲学主流话语之间只是在各说各话而已,西方学者不理解中国人在讲些什么,而中国学者由于对西方哲学的内在魅力的不了解,更谈不上跟人家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了。我曾参加过一些同时有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参加的国际性哲学会议,也听到过包括目前在西方工作和教书的中国学者在内的不少的意见,他们多认为中国哲学工作者所讲的全是些大得不得了的问题,而对于这些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展开富有创意的论证,这是西方学者所感到纳闷的。

  本来,借用西方的“哲学”(philosophia)范畴建立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其雄心之一就是打通中、西方学术的鸿沟,通过吸收西方哲学之精华,找到一条使中国古代学术现代化的路径。结果,事与愿违的是,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时间,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精华,尤其是对于西方人那种纯粹思辨的精神世界的内在魅力,还是常常没有深切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说的沟通中西、使中国学术现代化的理想,还能实现吗?

  由于对西方哲学精神的不了解,也不可能真正从全球哲学、包括西方哲学的整体语境出发来定位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对西方哲学、西方思想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我们早就失去了那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气度。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包容人家,不如说是在找人家的短处,然后大谈中国哲学可以补人家之短。你对人家都不了解,还谈什么吸收、综合和创新?为什么现代中国出不了世界一流的、堪与西方一流哲学大师对话的大哲学家?原因大概也部分地在于此吧。

  我认为,今天,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工具,而没有或不能建构出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具有极高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儒家有崇高的天下情怀,他们所追求的是适用于全世界、全人类的普遍真理,而决不受任何国界和民族界限的限制。虽然古人的“华夷之辨”在今天看来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错误倾向,但是细想可知,这一观念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中国人刻意要抬高中华文明,使之成为世界的轴心,而是建立在古人对于文明之所以文明的伟大信念之上,所以他们才能有中国而用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能用中国则中国之的气魄(参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15年、昭公23年、定公4年等等)。我们也都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了证明希腊文化的伟大而从事哲学研究的,现当代的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也没看到谁是为证明本国文化的伟大而研究哲学的。我们还知道,在欧洲中世纪,哲学正因为沦落为神学的婢女才失去了独立性的。因为哲学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真理追求,有自身的旨趣和独立价值,如果把它的价值定位来为任何意识形态服务,哲学也就不再成为哲学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目前正发生在中国。很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把主要精力用之于证明中国哲学的特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想用这种特色来对抗西方文化的霸权。他们一方面大谈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在于中国人天人合一,在于重“和”,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哲学采取的却是对抗而不是对话的态度,一点“和”的精神都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哲学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合法性基础诸问题缺乏深刻的检讨。其相应的后果是,中国哲学史这一新型的学科未能给从事这一学科的人提供一种探究永恒普遍真理的有效途径,参预其中的人们精神世界很容易处在迷惘状态,结果他们那颗空虚的心灵只能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自救了。从这里可以发现,这一学科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自己真正有效的方法论,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义基础,它是多么的不成熟!对这种不成熟缺乏意识,导致许多人陷入于种种误区,长期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一些无用的事情上,结果却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就!

  

  二、

  

  事实上,近一百年的偿试已经证明,“指导原理”(或重要价值,或核心观念等)之说显然并不是吸收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最佳途径。比如今天人们大谈特谈的、所谓中国哲学的最大优点之一的“天人合一”之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本来古人讲天人合一,主要不是作为什么指导原理来提倡的,而是作为修身实践的产物被体认到的;当然汉代的天人感应之说,如果也算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话,那主要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不能说是在追求指导原理的思路支配下提出天人感应的;今天也有人从生态自然的角度来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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