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我所了解的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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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进入专栏)  

  

   我与林希翎相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那时正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前夕(尚未开始反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北大的校院。前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右派”同学贴的,其内容都是发自青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了争取民主,继承“五.四”传统,向共产党提出了发自内心的中肯的意见(详见《原上草》)。为了使运动能深入发展下去,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张景中、杨路和我等六人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百花学社”,并联合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哲学系的叶于胜、袁橹林等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广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五、六百万无辜的人,其中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者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惨遭杀害)。一开始,中国政府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当时北大有几百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北大还有西方各大国的英文报纸,那上面都刊载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因此要想封锁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不久,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在北大流传开来。

  

   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我们想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发表在“广场”上。因为当时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认为,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也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严重扩大化了。因此我们想把这个“秘密报告”发表出来,作为向政府的一个警示。于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便从北大第三阅览室借出来一份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载了“秘密报告”的全文。但报告的文字太长,因此便由任大熊、陶懋颀(数学系年轻助教)和我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最后凑成了一个整体。但我们三人都不是学外语的,怕翻译的有误,想找一份中国官方的中文稿核对一下。恰好在这时林希翎来北大看大字报,王国乡告诉我说,林希翎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林希翎正与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可以想办法借出来看看,跟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于是我便去人民大学找了林希翎。

  

   林希翎来北大是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人把她领来的。她来北大只是看北大同学贴的大字报,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我没有跟她接触,也不认识她。但林希翎的大名我却早已知道。因为在整风反右运动之前,“中国青年报”就发表过她写的文章,也发表过攻击和为她鸣不平的文章,因此那时她在大学生中已有一定影响。我们创办“广场”后,王国乡告诉我林能搞到这份报告,所以我才去找的她。我是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的。

  

   她单独一人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我一进门看到她,个子不高,穿一件退了色的旧军女列宁服(那时部队的女战士都穿这样的衣服),扎着两个小辫子,一双布带鞋,两只大眼睛满精神的。但她的床头上却贴着一首“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柳絮词”。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的这首“柳絮词”是很凄惋伤感的。在这之前,因为我看过她发表过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锋芒毕露、大胆泼辣、有棱有角、桀骜不驯的女斗士的形象。她怎么把林黛玉的这首充满伤感的“柳絮词”贴在自己的床头上呢?这似乎与她的性格不协调。于是我们便从这首“柳絮词”谈起,她向我讲了她的全部身世。

  

   她原名叫程海果,浙江人。有人说她取笔名林希翎是因为崇拜李希凡和蓝翎,因此才取了二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作为笔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解放前,她父亲在上海经商并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娶了个小老婆,把她们母女俩遗弃了,她便帮着她母亲做花伞为生。因为她天资聪明,她母亲一直供她读书,直到初中毕业,再也供不起她了。要知道,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多半是上不起中学的,因此便给她买了一张船票,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便只身去了上海找自己的父亲。父亲是找到了,但她的后妈不容她,小姑娘的个性又很强,一赌气便离家出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亲无故,投奔谁呢?最后她流浪到了上海郊区。那时解放军在上海的外围已很活跃,结果被解放军收留了。那时解放军的官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子弟兵,没有文化,象林希翎这样的初中生就算是“女秀才”了,于是让她参加了文工团。因为她聪明伶俐,口才又好,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解放后,南京军区的一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高级将领想娶她,她坚决不同意。领导问她,将来想干什么?她说想念书,于是就把她保送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时的人民大学不收一般的高中毕业生,收的都是由部队转业下来的中下级军官或工人中的劳动模范。人大的任务是为共产党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的。

  

   一九五六年林希翎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当了一段实习记者,到玉门油矿和东北采访过,同时认识了民革中央女常委谭惕吾(反右当中谭也被打成右派,因此就有人检举说林希翎认了谭惕吾为干妈,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粹是造谣攻击)。这时她开始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左倾文艺政策,引起了文艺界和团中央的注意。有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有什么个人野心,还有人攻击她说爱情不专一等等。也有人写文章为她鸣不平。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对青年大学生是非常爱护的。他提出对象林希翎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不要轻易棒杀。五六年底,林希翎又回到了人民大学读法律系读研究生,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她首先在人大写大字报、做街头演讲,向人民大学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并批评苏联和中国的左倾文艺政策。因为她演讲的口才非常好,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北大中文系的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同学领她来北大看北大同学写的大字报(刘曾经是她在部队的战友,王、陈、江怎么跟她认识的,我不清楚),看后她说“还是北大有民主气氛”。回人大后她继续做她的街头演讲,北京各大学陆续都知道了。当时除北大的谭天荣外,林希翎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周大觉(青年教师),已成了影响很大的青年右派。

  

   因为刘奇弟在大饭厅贴了一张大字报,公开替胡风鸣冤叫屈,所以北大学生会便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刘秉彝同学是调干生,在部队时跟林希翎是战友,把林希翎也请来了。会场就设在有名的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挂了一条横幅:“胡风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许多人抢着上台发言,有的为胡风辩护,有的反驳,会场的气氛非常激烈。刘奇弟第一个上台发言,我也上台发了言,为胡风辩护。最后林希翎上台发言,她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她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台下马上有许多人高喊:“不要煽动!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林希翎接着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台下又有许多人高喊:“不要听林希翎造谣煽动!林希翎滚回人大去”!会场秩序大乱,开不下去了。

  

   林下台后许多同学挤上去让她签名留念,也有人对她进行漫骂。这时团委书记石幼姗将她领到十八斋一间学生宿舍休息,并由四个人陪着她。这四个人当中,两名左派是石幼姗和丁尔纲,两名右派是杨 路 和我。我还向石幼姗提出应当改选学生会,我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快到夜里十二点了,由八个同学护送林希翎回人大。送她的人也是四个左派,四个右派。四个右派是谭天荣、张锡锟、杨 路和我,四个左派有丁尔纲,另外三人不记得了。走到南校门时,有人还喊:“林希翎来北大一趟,我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

  

   过了几天我和张锡锟、李燕生等同学又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第二次来北大演讲,开讲之前,她先说:“上次我来北大参加辩论会,有人喊他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我声明,我没有偷你的杯子”。接着有人写纸条给林希翎,向她道歉说:“上次我喊丢了杯子是团支部书记叫我讲的”。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当年反右运动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是多么卑劣。有一位左派同学指着鼻子问林希翎:“你这次又来干什么”?她回答说:“看看何其芳老师”。左派同学李思敬马上打电话问何其芳,何回电话说:“我没有林希翎这个学生”!李思敬马上就把何其芳回的电话在大会上念了,这实际上非常无聊。第二天李燕生同学还写了一付对联:

  

   李思敬思敬不敬

   何其芳其芳不芳

  

   加以讽刺。

  

   林希翎这一次来北大演讲谈的问题很多,详细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她除了再次为胡风辩护外,还特别谈到了法制问题,谈到了目前共产党“以党代政”和“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都是最高统治者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约,就连一般的官员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吗?解放后口头上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连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不是还要毛泽东亲自批准才能执行吗?毛泽东说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权大于法”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一再强调“以法治国”,但各级领导干于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吗?因此说,在五十年代象林希翎这样的热血青年,敢于不避风险,公开提出“以党代政”、“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六月八号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林希翎逆风而上,继续在人大发表演讲。人大党委组织人对她进行了无数次的围攻。面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指控和下流的人身攻击,她毫不退缩,坚持自己的观点。学生右派中,她的名字第一个上了报纸,后来还上了反右运动中搞的一个记录片,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学生中的头号右派。

  

   反右运动白热化以后,她也象北大的几个著名的右派一样被人大党委派人监视了起来。在这之前,几乎每天都有北京其它院校的同学去访问她,但她被监视起来以后,外校同学再去访问她,就被人大校卫队挡住了。不仅挡住了,而且记下你的名字,通知你所在的学校,成了你被打成右派的罪行之一。有一天晚上,我摆脱了监视我的人员,偷偷去看她,那时人大的围墙还没有修好,我是钻铁丝网进去的。她的宿舍里贴满了带侮辱性的大、小字报和漫画。我问她:“对这写东西,你怎么看”?她笑笑说:“这除了说明他们的无能和理屈词穷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过后不久,我被捕了,关于她后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五八年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遇到了人大的葛佩琦和人大学生何铁生(他也是林希翎的崇拜者之一),何铁生告诉我,反右期间,林希翎一直被留在人大当“反面教员”。后来大批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被逮捕判刑,她却继续被强迫留校当“反面教员”,天天遭到围攻和辱骂,这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她便多次要求去劳改队,最后象我一样,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进了北京监狱,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一九八0 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专门去人大打听过林希翎的下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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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至今还在骗 戈冬青 2004-12-19 20:41:10

  7、8个“右派分子”捣乱,毛泽东却打了55万名右派,至今还说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写在历史书中,继续误导学生。执政党,你什么时候才能向人民道个歉?

★★★楼上说得对。本来,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传统的民主宪政试验 年大六 2004-12-18 08:14:24

  并非不可能。印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方向的宪政制度。
  
  古训云,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正名”,表里如一,前后一贯,关系到这个党面对现实和历史,在道义上、知识上诚实与否。
  
  在基本信仰或核心价值选择问题上,不可能一党而持二说、首鼠两端。选择民主即意味着否定极权;维护极权,则意味着否定民主。极权与民主,理不相容,势不两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其极权属实,民主则必伪;取民主属实,极权则必弃。
  
  所谓“极权民主”、亦即反自由化意义上的民主,其实质必然是根本否定“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共产主义基本价值目标的伪民主。
  
  反右的反民主、反人权,文革的极权民主等,都是对共产主义目标导向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初衷的彻底背叛。
  
  反民主就是反共。现在打着共产主义理想旗号的执政集团还在这个根本价值取向问题上“犯傻”!真傻?还是“装疯卖傻”?
  
  反民主的“科学发展”就是反共的倒行逆施。要讲发展生产力,正经资本主义比你们搞得这一套极权政治经济垄断有效得多。
  
  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就在于解放生产者,使他们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亦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世界(如性关系和其他亲密关系领域)等等彻底的民主化。一切非民主方式的“发展”都是伪发展,都是反共主义的价值异化!

失去宪政大好时机 pdsrzw 2004-12-17 20:31:28

  这个问题实质是在50年代建立新中国时,牵涉到党和右派的争论.当时在解放前以民主宪政的许诺吸引了民主人士的支持,一举反右断送了民主宪政的大好时机,

最重要的是“正名”问题,亦即对当年反右运动重新定性—— 年大六 2004-12-16 05:48:04

  反右是国家规模的犯罪,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反人类运动,是中共政权极权转向的关键转折点。极权暴政的观念、习性、制度等初始建构,就是在反右运动中完成的。直到“反自由化”还是那一套反共东西——而且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反解放邪恶势力!
  
  当然,过来的几乎每一个人,对我们社会的极权化都有程度不同的责任。我们社会的文化转向问题的核心当然是政权异化变质问题,但不仅仅是这个层次的问题。

留一个大学生不改正,以标志某场伟大运动的正确,也够自豪了吧。 空中云 2004-12-15 20:48:45

  

向当年的“右派”们问好! 从工 2004-12-13 23: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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