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1 次 更新时间:2012-01-12 1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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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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