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令人窒息的夏天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是怎样通过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7 次 更新时间:2004-12-06 20:30:45

A·叶热列夫  

  

  我们许多人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记住了那个严峻的文件——1946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

  

  全国闻名的最伟大的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被指责为“以恶毒的流氓方式”描绘现实,被指责为“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这份文件也谈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问题,认为它“危害了教育我国青年的事业”,因而这“在苏维埃文学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诗作”。这似乎不是评论,而是一份判决书了。

  

  1946年的决定竟然违背了1925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十分明确地谈到,“党应该竭尽全力清除那种自以为是和非内行式地以行政方式干预文学事业的企图”,它现在反而正式认可了方法论上与之对立的立场。专横武断便成了文化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特点——③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开始掀起了战后新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对付文学的这种“措施”,也施用于电影(例如影片《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音乐(歌剧《伟大的友谊》)和戏剧(《关于剧院演出剧目》的决定)方面。这是尚未从法西斯围城封锁中恢复元气的列宁格勒命运中的悲剧。

  

  今天我们要重新审查许多历史评价。1987年秋季,《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在谈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时说道,“就整个思想结构和认识文学现象来说,它完全背离了对文化所应实行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

  

  从读者的来信可以知道,使许多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有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关于列宁格勒两个刊物的“毁灭性”的决定所依据的原则。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这些杂志的工作时,有层·谢·吉洪诺夫和亚·安·普罗科菲耶夫参加会议,这是真的吗?他们说了些什么?安·亚·日丹诺夫说了些什么?再者,在战后的年代,他在制造猜疑和意识形态上的褊狭气氛方面一般地起过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自从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即自1934年底以后,日丹诺夫领导了列宁格勒党组织,而自1944年夏起他担任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正是此时列宁格勒的文学家们首先遭受有组织的中伤和迫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发动反对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们的大规模运动的人就是斯大林。1946年的事件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那种片面的、平板的和专横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投射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上。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用行政办法来管理。今天我们发行的这些书籍,要是在以前的年代被求知心强的读者所接触,那些读者就会失掉自由。

  

  可是,专断思想病灶的根除是很困难的。行政上对创作生活的干预、荒谬的查禁工作、对生活真相的害怕心理,以及对书刊和艺术的批判都未绝迹。有时,《忏悔》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有时又“说服”总导演拒绝上演沙特罗夫的新剧本。有时又把“一味抹黑的”纪录片束之高阁。每一件这类事情都是1946年事件中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僵死的专断精神的再现。

  

  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文学问题的呢?1946年8月15日,即在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之次日,专程来到涅瓦河畔这座城市作“说明”的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该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速记记录保存在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即苏共中央所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分院]党史档案馆里)。

  

  这就表明,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会上集体讨论过的……

  

  好吧,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有人会说的。

  

  列宁格勒的作家和记者N·A·列沃涅夫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做了会议的笔记。他在从莫斯科返回以后又让其他参加过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作家们读过笔记,并做过核对。他当过报纸的采访记者,所以会速记,他也不会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列沃涅夫斯基笔记的原稿不久以前交出,保存在俄国文学艺术研究所(普希金旧居)手稿部。笔记的全文打算刊登在《星》杂志的夏季某一期上。

  

  下面便是列沃涅夫斯基的话。

  

  ——在这里我度过了城市被围的整个时期——我在列宁格勒战线上战斗,在师级的《斯大林旗帜报》工作,甚至还要给《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鲍里斯·利哈列夫当副手——我没复员,而且被“借调”。直到1946年春天我才脱掉军装。8月初,就是那次难忘的莫斯科之行。

  

  我们有六个人同行,即曾经多年任《星》杂志主编的B·萨扬诺夫,还有亚·普罗科菲耶夫、B·利哈列夫、N·卡皮察、H·尼基京和我。去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在省委会发给出差证的时候只是说,将要讨论列宁格勒的一些杂志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我们被领去见日丹诺夫。日丹诺夫那里有一位姓亚历山德罗夫的同志,据我所知,他是宣传鼓动部门的主管人。但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有关即将举行的讨论的任何具体情况。我们只是回答了有关两个杂志的一些作者的某些问题。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到亚历山德罗夫说了这样几句话:“请不要出‘莫斯科’旅馆到任何地方去。不要打电话。不要邀请莫斯科的任何作家。不要同他们任何人接触。”

  

  茫茫然地打发了两个漫长的日子。8月9日电话铃响了:“请于19时30分到通行处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中央组织局的会议大厅。喘气急走的、快活的阿廖沙·苏尔科夫来了,他向列宁格勒的人们问好,送给每人一本《星火》丛书中的书,封面上有米哈依尔·左琴科的忧郁的肖像。

  

  “读读吧,小伙子们!前线战士们是很尊重笑声的……”

  

  铃声响了起来,我们被请进大厅,里面像棋盘般地摆着小桌子。

  

  在前面,桌子的后边坐着主席团:斯大林、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其他领导同志也在大厅内各就其位。

  

  日丹诺夫宣布开会。

  

  日丹诺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格勒的《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刊登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例如列昂尼德·鲍里索夫的小说《从黑尔丘来的魔法师》。这完全是表现了作家脱离时代的远离现实的想入非非之作……另一位作家克内赫特则描绘了一个圣像收藏家……作家雅格德费尔德发表在《星》上的剧本在思想上只有平庸的中学生的水平……

  

  《星》杂志上的诗歌创作散布着颓废思想和悲观情绪……这就是阿赫玛托娃所写的东西——全都是对过去怀抱的忧伤的思念……

  

  左琴科描述猴子在排队的人们肩上、头上跳跃的那篇东西是最有害的作品。这个猴子对人们及其不高明的制度感到苦闷。这篇东西谈的是食品店里食品的分配问题,谈的是民警问题。社会被描写得很不像样子。“我像教育人那样去训练它”(该男孩子在故事中是这样说的。——A·叶热列夫注)。由此可见,这猴子成了人的榜样。

  

  斯大林:——那末,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属于哪一类野兽?

  

  日丹诺夫(接着说):——《列宁格勒》杂志刊登了不健康的东西。诗人塞尔文斯基描写被烧毁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死寂……只有一个女人……

  

  斯大林:——材料还不够吧……

  

  日丹诺夫:——错误的原因出在哪里?像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这些作家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国有一批作家受到敌视我们的文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主编也丧失了警惕。

  

  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必需改进《星》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缺少办两个杂志的必要的力量,《列宁格勒》应该停办。

  

  请你们发表意见。

  

  首先说话的是B·萨扬诺夫。他谈到了战后第一年的困难,然后悔恨地说;“我认为,我个人的错误是发表了左琴科的小说。”斯大林这时插话说:“这是最空洞无聊的东西。它无论对思想或者对心都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这篇小说使人恶心。粗俗的把戏。”

  

  《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B·利哈列夫也引证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虽然他也同意:“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

  

  接着是列宁格勒作家协会主席亚·普罗科菲耶夫讲话。据列沃涅夫斯基看来,他适时地引用了几首可笑的歌谣之后。使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了下来。斯大林向他提了几个关于《星》杂志的编辑工作中的问题,问他在一个城里办两个杂志是否适宜。普罗科菲耶夫让他相信,列宁格勒人有能力“办好两个杂志”。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斯大林:——那末,阿赫玛托娃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年老以外,她还有什么?

  

  普罗科菲耶夫:——她已经老了,不好对她进行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拒绝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以后,《旗帜》杂志还刊登了她的作品的原因。

  

  斯大林:——我们得收拾收拾他们一下。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部主任N·M·什罗科夫发言时,日丹诺夫指责他说,列宁格勒人“自己在战争年代把左琴科痛打了一顿,现在忽然又把他弄进了《星》杂志的编辑部”。所谓“痛打了一顿”是指《布尔什维克》杂志(1944年第2期)上有四位列宁格勒作者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在组织局的会议上,甚至弗·维什涅夫斯基在发言时也散布过这个“调子”。

  

  维什涅夫斯基:——我们列宁格勒人向左琴科开了第一枪,因为他总是拖出陈腐肮脏的洗脚布来。他描写一些残废人、醉汉、民警,等等。

  

  斯大林:——他是个宣扬无思想性的人……

  

  亚历山德罗夫;——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

  

  斯大林:——作家们认为他们可以不问政治……把人写得华而不实,仅此而已。而这就是坏之所以为坏之处,是毒害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这种人呢?因为他们所写的是比引起呕吐的药粉更坏的东西。我们能够容忍这些身居领导职位而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东西的人吗?……我们的刊物不是私人企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想承认我们制度的人们的趣味。谁不想进行自我改造,比如主琴科,就让他见鬼去吧。不是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口味,不是要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适应主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难道阿赫玛托娃可以教育人吗?难道左琴科这个傻瓜、粗鄙的小说家、下流的作家也能教育人吗?

  

  日丹诺夫:——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电影《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所犯的“思想方面的错误……”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已被作家协会开除。停发工资后也停止刊载他们的文章。左琴科试着在一个皮鞋合作社谋生活。报刊广播上开始的中伤行为已发展成为持久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许多文学家,不只是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所提到的那几个人。

  

  现在我们报刊的言论认为,战后的“揭露”和迫害就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措施,旨在维护和加强斯大林所建立的专断政治体制。是该结束斯大林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的、对付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做法了。当然,在这方面,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也不可能不遭受打击。列宁格勒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N·艾文托夫回忆说:阿赫玛托娃几乎已经有20年没发表过东西,她被宣布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但在战争年代忽然写出了优美的爱国主义诗篇,她风前写的抒情诗也马上一版再版。不但如此,而且1916年在莫斯科举办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诗歌晚会,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说法,会上她过去发表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作家的胜利!左琴科决非国教奉行者——须知他是一位讽刺作家,他不是溜须拍马的人,而是一位鞭笞着!就在这时,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这位讽刺作家不可能被人抛弃!值得注意的事实——但任何人当时也没看出来——是在《布尔什维克》(1944年第2期)上登载的反对左琴科的文章在语调上无所顾忌,在实质上又极不公平,像日丹诺夫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说,这次批评是列宁格勒市的党的组织示意发动的,但日丹诺夫本人当时却是市委和省委书记……

  

  另外,不论是左琴科还是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列宁格勒的一小部分人,而列宁格勒却是这样的城市:它体现出文化修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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