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未能就预算达成协议，悲哀地反映出当今美国国内的对立局面。但造成失败的并不是那些负责减赤计划的个人，而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性。尽管超级委员会不光彩地失败了，但它却指出了一个也许能让我们摆脱僵局的思路。

美国人对自己的宪法很自豪，这部宪法通过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权力。但这些制衡已经发生了变异。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

与经典的英国“威斯敏斯特政体”相比，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尤其明显。英国采用的是简单多数票当选的议会制，没有联邦或分权制度，也没有成文宪法或司法复核。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一般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票的支持。现任联合政府的形式在英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一般来说，英国执政党在议会占据绝对多数。只要拥有英国下议院半数席位再加1票，就可以通过或推翻任何法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有时会被称作“民主独裁”(democratic dictatorship)[人文与社会注：人民民主专政的英文译名是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总统和拥有两院的国会之间分割权力，并把权力下放给各州和地方政府；允许法庭以宪法为由推翻法律。这是一套故意设计出来的体制，用以防止政府一意孤行，它背后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对“集权”的一种强烈怀疑。

在英国体制中，能用上“否决票”的机会不多，这个优势在预算这件事情上十分明显。英国财政大臣作为一个行政代理人，在对支出和税收进行艰难权衡之后，提出一个预算草案。议会通常会在一两周后，几乎不做修改地通过这个预算。

相比之下，在美国体制下，总统在一个财政周期开始时，就要宣布一个预算草案。这份草案更多地只是政府“想要”的一个预算，离“政治现实”差距甚远。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决定政府开支的绝对权力，535名国会议员都可以用手中握着的否决权来换取某种妥协。在经过几个月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后，最终出台的预算法案不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政府规划的产物，而是议员们相互角力的结果。而议员们发现，用增加支出来换取减税，总是更容易达成共识，所以美国财政永远更容易出现赤字。

除了宪法授予的制衡机制以外，美国国会还给了议员们其它许多机会，让他们可以使用否决权来要挟政府，比如100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对行政部门的某项任命使用“匿名阻止表决权”。眼下就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奥巴马政府希望任命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但由于某些匿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反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限期地推迟了表决。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麦克福尔在过去三年一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负责俄罗斯和欧亚事务的高级理事（也是笔者的一个老朋友）。他被广泛视为驻俄大使的合适人选，甚至共和党人也这么认为。根据《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报道，行使“匿名阻止表决权”的其中一位参议员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联邦政府在自己所在的州建设一个设施。结果是，在明年3月俄罗斯选举新总统时，美国驻俄大使可能还没有上任。

要摆脱目前的政治僵局，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领导层，还需要修改关系到美国政治机构的法律法规。修改美国宪法目前看上去不太可能，但美国可以实施一系列改革，来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可以实施的改革，一是废除参议员的“阻止表决权”，二是减少对常规立法的阻挠，第三是禁止通过不相干的修订案进行“立法要挟”。

但可能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把预算过程转变得更类似于“威斯敏斯特体系”。正如这次失败的超级委员会那样，预算应由一组精简得多的议员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中，应该有一大部分是来自非党派机构--比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技术专家，而不像现在这样充斥着党派斗争。技术专家们受到的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要比现任议员们小得多。预算编制完成后，应该送交国会，在不允许修订的情况下进行一次要么通过、要么失败的直接表决。类似程序已有成功先例，比如为了规避利益集团之间的僵局而走“快速通道”的一些贸易立法；非党派委员会在决定关闭哪座军事基地时也使用了这种程序。

但在当前党派对立的氛围下，美国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之一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最近将国会预算办公室称为“社会主义”机构。但美国的财政麻烦如此之大，而美国经济还在继续滞涨，使得实施上述改革看上去至关重要。现任议员们肯定不愿意很快放弃他们的否决权，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必须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来推动政治改革。来源: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