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海:自由的歧路──“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6 次 更新时间:2011-11-23 1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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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凤海  

  

  摘要:揭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最高理想。然而,从恩格斯到列宁,哲学上的“自然哲学”倾向,使列宁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并对日后苏联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以政治权力和特定的哲学模式强势介入哲学领域,造成苏联哲学向否定自由从而否定自身演变的必然逻辑。苏联“解冻”时期领导人和哲学界挽救苏联哲学的努力,并未使其从旧框架中“突围”出来。而苏联哲学长期充任当政者“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最终导致其曲终人散的历史命运,为后人看待哲学与自由的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

  关键词:自由 苏联哲学 斯大林哲学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关于自由的智慧。20世纪初,俄国人以革命行动造成了从俄国向“新俄国—苏联”的转变,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引领他们走上自由和解放的真正道路。然而,20世纪末,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发生了苏联向俄国的反转。随着苏联解体,那种挂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苏联哲学”)也被人民毫不吝惜地抛弃。苏联哲学与苏联同样的历史命运,不能不令人反思,它在苏联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中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哲学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哲学在何种历史情境下才能发挥启迪智慧、引领自由的作用,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身后:“争取自由”的思想变异

  

  探讨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必然要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哲学思想。这是索解苏联哲学产生、确立、定型真实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的重要思想史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再研究人类社会,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其哲学的重心始终落在历史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彻底的唯物主义不应该脱离历史,不存在从一般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所以,其哲学始终以人类历史性实践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贯穿着辩证法,但却经过了“历史、历史性实践”的中介,因而不是一般唯物主义,也不是一般辩证法,更不是“辩证加唯物”的“主义”向历史领域的“推广”。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马克思试图揭示人的历史本质、历史价值,阐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活动的自觉能动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解放的道路。对于马克思的理想来说,抽掉了自由就等于抽掉了灵魂。因此,尽管他在哲学建构中,把理想社会的物质生产保留为必然性的领域,但是,这种必然性的领域所支撑的人类生活,仍然是自由的天地。

  遗憾的是,上述思想并未得到充分展开,马克思“卸下经济学的重担”后写一本哲学书的想法[1](P32)始终未能实现。作为马克思理论事业的主要伙伴,恩格斯是马克思哲学最权威的阐发者。虽然他和马克思政治观点高度一致,但在哲学上却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颠倒黑格尔哲学,主要源于后者把现实的人幻化为“自我意识”、把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能动活动幻化为“绝对理念”运动。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把奠基于历史性实践的“现实的人”,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作为哲学的真正对象。但是,恩格斯却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出发,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归结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与主张“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关系。这样,所谓颠倒,无非是把“绝对理念”置换为“物质”罢了。马克思的总体概念是历史性实践,恩格斯的总体概念是由自然、社会和思维构成的整体,他要探寻“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2](P484)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具有同一个基础,即人类实践史。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则从物质世界三大领域抽象出永恒运动和普遍联系。如此,历史性实践失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成了认识论中的局部问题。自由只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隐去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本来意蕴。虽然1886年发表的《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顾准先生注意到,该著作实际上放弃了《反杜林论》带有黑格尔神秘主义痕迹的“思维至上性”。[3](P411)),但是,恩格斯明显的自然哲学倾向,则对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表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同时代的先进水平,但不论是在文献上还是在基本观念上,他都依托于恩格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既有工作并由此前进。这就决定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物主义的阐述是恩格斯式的。此后的《哲学笔记》虽然表现出趋向马克思的某些变化,例如,不再像《唯批》那样,把“主客体统一”指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特征而加以批判,反而肯定“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4](P243)但从总体思路上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据的仍然是“恩格斯的说法”。[5](P104)

  思路上沿袭恩格斯,使列宁在许多重要观点与马克思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哲学“推广”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肯定物质先在性,回答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呈现了《反杜林论》的唯物主义原理:世界物质统一性、物质运动及其形式、意识对物质的依赖、辩证规律及其在宇宙各领域的贯彻、唯物论在历史理论中的贯彻……。他要求“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6](P311)这种“推广论”成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经典解释,成为斯大林哲学的直接起源。只是,斯大林对此说得更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7](P424)由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初始性和独立性看不见了。二是思想“灌输”论。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社会演进与工人阶级整体觉悟提高的互动,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促进工人阶级对它的批判意识,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主义自觉意识也将高度成熟,那时革命将是水到渠成,发展趋势将推动“自由人联合体”出现。他尽管很强调理论和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但直到晚年仍坚持革命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动,政党不能人为地“制造”革命。与此不同,列宁总是围绕其策略主张强调富有自觉性的主观意识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他认为,工人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其握有者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握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家在革命中起着高于“阶级群众”的主导作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8](P406)三是革命“转变”论。马克思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为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设计出来的理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由于各种因素作用,理想在社会条件成熟前得以产生,也无法改变历史客观进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9](P418)这是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而列宁,则从上述“灌输”论和“革命家组织”论合乎逻辑地推出革命“转变”论。它意味着,有了“自觉意识”,革命家组织就能改变历史发展一般进程,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再把这一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自觉性使历史进程缩短。亦即,当“自觉意识”出现后,先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在变成了“自觉意识”追求理想的铺垫。一句话,“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0](P228)沿此逻辑,社会主义不仅能首先在俄国取胜,而且还能实现跳跃(阶段)式的发展。[11]

  但是,上述观点差异,并没有妨碍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思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自己及党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很不满意,为此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并没有为学者们提供某种必须遵从的“研究原则”,而是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他说:“忽视高深知识的问题,只会便于骗子手、蛊惑宣传者和反动派愚弄那些只学过字母的人。”[12](P424)但是,革命的胜利,就像搬道工虽把飞驰的列车转上了新轨道,而历史惯性依然存在,旧官僚被打倒,新统治者身上又显现出旧统治者的影子。新政权并未像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3](P435—436页)也未如列宁所希望的,让人民真正过上民主生活,通过自己的代表管理国家事务、维护自身利益。列宁思想被迅速教条化。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不应“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14](P617)于是,1918年1月6日开幕仅一天的立宪议会即被解散。毋庸讳言,超越议会制民主,确实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题中之义。问题是,当时苏维埃制度能不能实现对议会制民主的内在超越?尽管考茨基从反面立场警告: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15](P125)列宁后来也认识到这个痛苦的真理,指出若不改革,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基础尚未建立以前灭亡。但是,历史已经不可遏止地走上了一条歧路,权力集中成了一个基本方向。

  

  二、世界观圣化:“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

  

  这里的“苏联哲学”,主要指列宁身后的苏联时期在国家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如前,列宁哲学虽然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指导作用,但与恩格斯哲学一样,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倾向,而苏联哲学就是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开始体系建构并定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形态,其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苏联政权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它不仅是靠理论本身,而主要是“靠政权”确立起来的,其地位也“靠政权”来维护。这种“先天不足”在得不到“后天”的补救和改正的情况下,为它后来朝否定方向演变留下了隐患。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以列宁思想与路线继承者的身份成为党的领袖。他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本国党内一批老资格革命家的论战中,高扬“列宁主义”旗帜,声称衡量一种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看其方法能否催生成功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了,所以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16](P192-199)这种逻辑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具体革命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指导它的“主义”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无疑是睿智的,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巧妙地引向革命实践问题,借以巩固自己领导权的合法性。其实,斯大林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以其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列宁思想的选择性诠释,本质上是斯大林的“主义”。他回避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的观点,突出理论对实践的依从关系,弱化甚至取消理论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在哲学上主张根据苏联经验和“列宁观点”(主要是《唯批》)来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默认阿多拉茨基等人依据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切割、重新编排甚至篡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混淆哲学的党性原则与政治的党性原则,把后者绝对化,主张哲学党性原则本质上只是后者的特殊表现,对持不同意见者完全否定,甚至一棍子打死,把曾得到列宁支持热衷于纯哲学研究的梁赞诺夫送进劳改营。[17]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就哲学战线形势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号召人们向思想对立派“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18]他开了党的领导人政治干预理论争论的先河,是苏联哲学彻底政治化的重要标志,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正常的学术探讨从此停止,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遭到镇压。[19]1931年1月,苏共通过“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以党的名义对当时占据苏联哲学界主导地位的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清算。这场清算,标志着“列宁(即斯大林)主义”的彻底胜利,苏联哲学从此进入斯大林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斯大林“12月9日谈话”的在场者,米丁主持编写了代表官方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由此,“两个主义”合为一体,在苏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后来斯大林的“经典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基于米丁教材之上。

  实际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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