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颉: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3 次 更新时间:2004-11-17 16: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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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颉  

  

  内容摘要: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明星村;二元结构;经济村界;外圆内方;弱势地位

  

  乡村集体企业的确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从全国范围看,大约在1985年前后乡村企业形成了迅猛发展之势,至1996年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在达到顶点前后,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遭遇到难以为继的困境,为摆脱困境,获得新生,自1995年冬开始至1998年底,历时三年,完成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制”。当以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地区”完成所有制的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及其称谓似乎也就成为了历史。

  

  一、选择发展集体企业的历史必然性

  

  集体企业的兴起是以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引发起农民的极其强烈的致富欲望作为内部驱动力,以农业生产达到空前的高度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内部条件,以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诸如从舆论宣传上营造有利于集体企业发展的政治空气,从政策上为集体企业提供有利其发展的优惠条件等为外部条件,总之“异军突起”的乡村集体企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乡村集体企业承继了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资产承继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以及把握支配着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乡村干部群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集体企业的村落原来都比较贫困,即使办一个小的作坊也需要几户甚至十几户共同劳动共同经营。这些生产小队集体所有的工副业生产小作坊就是农民赚取零用钱的主要依托。20世纪80年代初期,废除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逐步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从对生产的指挥管理的角度看,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三级中首先出现了生产小队虚置的现象,小队干部能够直接指挥管理的只剩下了这些工副业生产的小作坊。与此同时,原来的生产大队同样也丧失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管理权,与生产小队干部相比,生产大队干部都更加强烈地感到空前地失落。当村委会将属于生产小队集体所有的工副业生产小作坊无偿地集中到村庄统一管理的时候,生产小队的管理职能也就彻底流于形式了,而村委会一级也就借发展村有集体企业的机遇克服了虚置化趋势从而复活起来。不能说这就等同于生产大队的恢复,但是在单一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日益成为村级经济的支柱之后,在农业生产上丧失的权力已无足轻重,通过集中统一经营管理村有集体企业村委会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然而,在各个生产小队的工副业作坊的规模价值不尽相等,经营状况不尽一致,产权归属甚为模糊的情况下,无偿地集中到村里,对于生产小队集体特别是村民个体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农民为什么能够接受这种无偿占有呢,原因在于这种无偿占有是从一个小集体所有转变为一个大集体所有,村民们忽略或感觉不到这种隐含的剥夺,此外这种工副业小作坊也是无法或难以分割到户的,因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很多村庄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兴办集体企业进一步致富的发展道路。

  

  第二,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村,面对的是强大的城乡二元结构,既要参与城乡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还要参与来自同处农村的乡镇企业间的激烈甚至是恶性的竞争。实际上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被废除的只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农业管理,在与农民的生存发展关系更为密切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村干部拥有了更大的决策和管理权。普通的农民尽管已经进入村办企业,但是与以往相比作为单纯的劳动力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变。普通的农民并未真正走出村庄,他们是依靠村干部的双脚间接地走进外部世界的。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中极其强大的城市,作为弱势一方村庄只能组织起来,村干部成为了集体的当然的代表者,只有以集体的力量参与竞争,才能达到保护既得利益争取更大的预期利益的目的。

  

  第三,乡村集体企业起步时,城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处于举步维艰的胶着状态,产业结构的解体与重构,组织结构的重组以及普遍开展的以减员增效等举措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社会的振荡与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减少振荡缓解混乱,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或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国营大中企业普遍将一些工艺质量水平要求不高或即将淘汰暂时尚有市场的产品的生产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便救活濒临倒闭的企业或是转嫁企业改革的成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集体企业是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城市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乡镇集体企业还要千方百计通过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等社会资本的运作来克服既存制度的种种限制,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投资、投技术、投人才以及产品生产或来料加工。农民的生活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在各种经济往来过程中农村集体企业吃亏上当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第四,集体企业的发展始终需要高度地依附于各级政府及掌握部分权力的干部,除了政治上的支持政策上的倾斜之外,政府对待私营个体经济政策的几度变化也影响制约了集体企业的发展。在集体企业的兴衰史上,集体企业发展推进较快的时期往往是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个体经济的对策犹豫不定,私营个体经济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期。在1987年之前,各级政府对待私营个体经济的态度基本是不提倡、不宣传、不支持、不取缔,任其发展,自生自灭。在1989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管理者应得的收入,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作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私营个体经济的曲折发展,党的政策与时俱进,各级政府逐渐扭转了对集体企业的偏好,公正地对待私营个体经济,于是出现了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转变问题,将以往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经济体制,但是,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一方面延续了对私营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关系与剥削被剥削关系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显然不同于以往提法的新的观点,将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私营个体经济所遭受的来自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从理论上完全解除了,集体经济与私营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公平竞争的伙伴,乡村集体企业也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二、导致集体企业衰落的若干问题

  

  村办集体企业自初建之日起便遇到了诸多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只是由于这些障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还未上升为主要矛盾没有凸现出来。

  

  第一,行政村界的日趋封闭禁锢了集体企业的发展。实践中大多数“明星村”却都在有意识地加固村界,这种加固村界的作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在集体企业达到一定数量和规模之后,也就意味着与经济收入相关的生活上升到了一定的水平。“明星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比周边村庄的村民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要想长时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必须使集体企业长时期地稳定发展并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村与村之间都是竞争的对手,同时在资源利用上、利益分配上村与村之间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的,所以在那些“明星村”里,村籍就是取得令周边的村民十分羡慕的身份和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先决条件。“本村人”就是在领导者的着力倡导下在村民积极接受下出现的一种身份象征。对村民满足的是个体的归属感,又通过极强的排他性令其感受到自身地位的优越。总之,在这类“明星村”的行政村界内又形成了范围相同的经济村界,所谓经济村界的作用大致有三,一是保护村内资源的集体所有,避免资源流失。二是维护本村村民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共同的富裕,增强村集体的凝聚力,树立“本村人”的高度的集体主义。三是经济村界的确立并使之与行政村界的重合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与集体企业管理组织“三合一”的基础。在“明星村”则进一步演变为掌门人的强人政治。

  

  第二,“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是“明星村”走向村庄割据的手段及产物。“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设立,把“三合一”这种早期发挥过低管理成本、高决策效率的管理形式推向极端,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在行使行政权与自治权时,往往倚赖自身的强制资源压制剥夺农民的自治权力及其理应拥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从而在根本上弱化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作用,使其成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的附属物。其结果必然是将不利于农村民主建设的个人崇拜、强人专断、裙带之风推向了极端。其次对于集体企业来说,兴办之初利用“掌门人”的个人资源,在市场极不规范,城市及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尤其是买方市场尚未形成的时期,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可是,当市场逐渐理性化,城市及国企改革全面推开,那种“市长大于市场”“权大于法”“权钱交换”“票子开路”逐渐受到约制的时候,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市场,个人尤其是综合素质与现代化建设需要相去甚远的掌门人,其决策的作用往往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的是极大的危害与风险。

  

  不能将“超级村庄”当作中国村庄的高级阶段,“明星村”也不是村庄发展的唯一模式。应该指出的是,以行政村为基础成立起来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在村与村之间,有时只有一两千甚至几百口人之间树立起相互隔绝的壁垒,它的建立决不是顺应经济规律面对市场的结果。按照经济规律运作的企业生产需要的是以市场作为导向,打破行政区划尤其是范围极小的村界,才能以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实现多数农民普遍获益的最佳效果。大量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实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村庄割据。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不利于精英的集结,不利于有限的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而大量的低水平重复上项更使产业结构的优化难上加难。从而在与原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大中型企业之间对话时,使村庄原来的弱势地位因村际间的恶性竞争而进一步弱化。

  

  第三,关于“外圆内方”。“外圆内方”是“明星村”村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它集中代表了绝大多数“明星村”的掌门人物为实现个人抱负所采取的举措。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采用“外圆”是企图利用一种灵活多变乃至委曲求全的手段以达到充分适应环境不断进取的目的。“外圆”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不属于一般村民面对外部世界采用的行为准则及行为特征,而是企图单纯倚赖一两个掌门人的对外影响力和活动力去面对外部环境。“内方”所表示的既是一种不得违抗的“秩序”,又是维持这种秩序的“手段”。掌门人通常将自己治下的一呼百应当作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追求的是一种上下不变的秩序。实际上“外圆”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与无奈。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维持“内方”的难度越来越大,维持“内方”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这就需要长期的有利于村办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一点是掌门人们无法把握的。从根本上说,只有在能够长时期维持住高于其他村庄村民的经济收入与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明星村”村民才可能接受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才可能付出牺牲个人意志及民主权利的高额代价。这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专门供村内人享用的“大锅饭”,造成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不仅如此,当村民对村外的事物了解得日益广泛深入的时候,为保持秩序村庄领导者就要不断地加大“内方”的力度,加大以极端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教育的力度。归根结蒂,当“外圆”失去作用,也就是经济上衰落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秩序还是作为手段“内方”都很难再维持和利用了。

  

  这种“内方”对于多数村民所施予的家族式的愚民式的管理,所造就的是一个个丧失了主体意识的旧式农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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