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 著 吴万伟 译

对一个大名鼎鼎的“纽约知识分子”圈中的明星，对政府为“杰出知识分子和在人文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而设立的杰斐逊讲座的首位演讲者，对论文集《自由的想象》自1950年首次出版以来（最新的版本是2008年）已经有五六种版本，精装本出售了七万册，平装本超过十万册的作家来说，《特里林为什么重要？》实在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辩护性标题。1 但不幸的是，这种辩护性口吻被证明是正当的。虽然他的著作可以轻易看到，但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今天在学术界几乎已经不为人所知了，除了偶尔可能在书或文章中被提一下，而且往往不是称赞而是贬低或批判。

亚当·柯什（Adam Kirsch）试图恢复特里林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应有地位。他告诉我们，作为1990年代中期的英语专业学生，他从来没有阅读过特里林的著作，甚至没有在课堂上听人讨论过他。只是到了后来，他自己遇见了这个批评家，纯粹出于“好玩”来读他的著作。但是他惊讶地发现特里林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因为他非常遗憾地观察到文学本身似乎越来越无足轻重，所以越发感到他的重要性。1991年，国家文科基金会前任主席达纳•乔欧亚（Dana Gioia）写了一篇文章“诗歌重要吗？”（请参阅“用复杂的、挑战性的快乐取代轻松的快乐”《学术中国》“学术周刊”2007年7月B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078），抱怨诗歌已经不再重要，和小说不同，它已经变成了小而孤立的团体的专业化呼喊。五年后，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表达了对小说的同样担忧，他责怪人们忽略小说只关注电影和网络。在2004年，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ea）的调查显示对任何一种文学的阅读都戏剧性地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接着，柯什坚持，特里林重要是因为他理解的那种文学的重要性。人们一直批评他的小说《旅途中间》所创造的人物不过是观点的代言人。同样的指控还针对他的文学批评，据说他把小说和诗歌看作有关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工具而不是对个人经验的审美反应。柯什反驳了这种反对意见，把特里林的文学批评提升到文学本身的“原创”和“自主性”地位，认为文学批评不仅反映了与小说家和诗人对经验的同样的审美敏感性，而且反映了小说和诗歌本身隐含的社会和政治观点。

柯什的论述非常谨慎和微妙，他不愿意把特里林贬低为社会评论家或更糟糕的政治评论家，但他充分承认特里林的文学批评的社会和政治特征甚至意图。“特里林比20世纪任何美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支持这个原则，即如果没有文学想象力社会和政治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在特里林看来，文学想象力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道德想象力”，而道德想象力---不是当今道德主义者激发的有关同性婚姻、堕胎之类辩论中的宣言或声明，真正的道德想象力超越这种教条式的道德化倾向，因为它充满“道德现实主义”，它是一种“并非意识到道德本身而是意识到道德生活的矛盾、对立和危险的”现实主义。

正是“道德现实主义”和“道德想象力”的这种结合成为特里林批判“自由的想象”的基础。该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他论述福斯特（E. M. Forster）的书《福斯特和自由的想象》的标题中：

福斯特虽然长期以来遵从自由主义的原则，但他与自由的想象充满矛盾和斗争。当然，如果自由主义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想象力的缺乏：自由主义总是感到惊讶。

感到惊讶是因为“自由思想”对道德本身持有非现实主义的和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善良与邪恶的观点面前，其想象力就失灵了。”它不能接受这个“不大可能的悖论”，而这种悖论恰恰是伟大的保守派思想家约翰逊、伯克和阿诺德非常透彻地理解的东西。

1964年，在对那边书的新版本的序言中，特里林解释了他使用那个章节的标题作为他第一本文集的标题“自由的想象”。这是非常合适的标题，因为它是本书（其实在我看来他后来的多数著作也是如此）的主要议题。在该序言的第一页中，特里林说出了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性思想传统而且是唯一的思想传统，”“保守派或反动派思想根本不可能成为普遍流行的观点”。但很少被引用的是他随后做出的修改：“虽然没有这种观点，却存在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非常强烈的‘冲动’。”为了找到保守派思想而不仅仅是冲动，特里林不得不求助于英国人，求助于无可挑剔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鼓励自由主义同行熟悉柯勒律治（Coleridge）“强调的保守思想”，并视之为对自由主义“弱点和沾沾自喜”的矫正。虽然穆勒本人不同意柯勒律治的政治观和先验论观点，但他尊重它们，因为这些观点让自由派想起作为“智慧和政治必要性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想起“文学和政治学之间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虽然这种联系不一定总是明显的。”

特里林正是把柯勒律治这种文学和政治的观点通过穆勒传达给美国国民。序言最后说，文学批评家的功能是提醒自由派“文学是对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进行最充分、最准确描述的人类活动。”（序中提及但没有被收录在本文集的更早一篇文章中，特里林甚至做出了更大胆的建议，自由派应该认真对待艾略特（T. S. Eliot），不是把他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基督教社会思想》的作者，对自由派来说，这是比柯勒律治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思想）。

“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以及他处、微妙性、模糊性、偶然性、悖论、反讽---这些词不断在特里林的著作中出现。它们是他的签名，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的定义性特征，与简单化的自由派想象力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候，特里林因为在分析小说和诗歌时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困难性而遭到嘲笑。柯什在两个方面为他辩护：复杂性原则适用于笼统的文学和它在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方式。特里林自己的想象力---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政治的---体现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他论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福斯特的书就像75年前一样仍然是权威性的和犀利的。他的一百多篇文章涉及众多话题如奥斯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济慈和艾略特、吉卜林（Kipling）和亨利·詹姆斯、卡夫卡和弗洛伊德，充分反映了完全适用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批评家的敏感性，另外一百多篇评论，每篇都有几页长，连同他自己创作的大量诗歌、小说和戏剧集结成一本《文学体验》。他在晚年的演讲集《诚与真》与他一生的工作、观察一致，正如他在《诚与真》的绪论中说的“在不断进步中的道德生活。”

柯什在一本小书的范围内成功传达了这些著作的精神，他以特里林的精神做到这些，赋予其著作一种人们在读特里林著作时获得的那种细腻和深刻。柯什还介绍了不仅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而且是作为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的特里林。他的文学批评的广度和深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文学批评家通常感到生疏的领域---哲学、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被称为思想史的东西的造诣。

他的第一本书《论马修·阿诺德》包括了通常和阿诺德联系不紧密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伯克、边沁、卡莱尔、穆勒、马克思、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而且不是泛泛之论。他后期的著作同样丰富多彩，令人印象深刻---对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或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的反思。他的这些著作对现代性条件下的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做出了入木三分的深刻解读。其他文章也发人深省，有时候驳斥了人们熟悉的对他忽略或贬低其犹太人身份的批判。如“华兹华斯和拉比”把诗人放在不大可能的犹太教背景下，里面有长长的讨论和引用拉比的小册子《父亲的伦理学》（Pirke Aboth)的段落。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有关哥萨克军团的犹太人的书促使他反思犹太人身份的本质，即用道德价值而不是民族性来定义。

在写《特里林为什么重要》时，柯什不得不谈论另一种更严肃的批评：特里林对自由的想象的批判构成了自由主义批判的一部分，因而是对保守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认可，正如康尼尔·韦斯特（Cornel West）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莱昂纳尔·特里林：新保守主义教父”。柯什承认，特里林的某些早期文章导致人们这样解读。柯什认为一个“国家主义的自由派”或许受到吉卜林文章的启发严肃对待仁慈的法律或许造成并非有效实施该法律的结果这个事实。

导致某些纽约知识分子在1960年代在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杂志《公共利益》上批判福利国家的因素与对这种冲动的经验主义怀疑相距不远。在这种时刻，把特里林和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族谱就变得清晰可见。

柯什本人有时候也使用具有明显新保守主义特色的术语。在福斯特著作的“好与坏”话题时，他评论说自由派没有能认识到好可能因为“意料之外的后果或不承认的动机或狂热的激情等”导致坏的情况。这完全是新保守主义的口吻，“意料之外的后果”本来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志性话语。

但是几页之后，柯什费尽心机地要把特里林和新保守主义割裂开来。他不仅洗脱了特里林遭到的指控，即在冷战时期，自由派反共分子（像特里林）听任自由主义变成“思想简单的、冲动好战的、即非自由的思潮”，还利用这个机会驳斥对他的新保守主义指控：“否认特里林是新保守主义思想教父的最好理由是他意识到这种危险，尽力在他的著作中避免这种危险。”柯什坚持，特里林对自由的想象的批评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他有关阿诺德和福斯特的书显示“他自己对自由的想象的指责是作为提高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声誉的手段。”整体上，《自由的想象》“显示特里林对我们对战后自由派思想的主要工程的理解：重新对多元主义的承诺是采取了多么中庸的立场或应该如此。”柯什用激动人心地确认这种重新开始的改革了的自由主义作为对该书一章的总结：

如果当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放弃乌托邦主义和多样性的神圣性，那么，特里林理应成为自由主义的最深刻解释者之一。只要这些原则得到尊重，《自由的想象》就是一本重要的书，如果这些原则不再得到尊重，它就更重要了。

“如果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假设太大了。柯什说特里林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人们当今可能说是新自由派，这是正确的，但他肯定会拒绝“多样性”这个词，因为他知道这不过是“赞助性行动”的委婉语，而这在他心底是不赞成的。正是在多样性的幌子下---种族的、民族的、性取向的---当今自由派推动了那些打击或否认思想和政治多样性的政策---特里林在文学中和在社会中尊重的东西“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想象力中严重缺乏的内容。

赞助性行动的话题出现在特里林的最后著作之一，他的杰斐逊讲座“现代世界中的思想”中。柯什把这次讲座解释为特里林“不卷入校园文化战争”的伟大努力，虽然“那些战争中的斗士如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可能将特里林看作精神盟友。”我们确实这么做的（包括某些自由派在内的许多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这次演讲是对反文化---“敌对”文化（特里林的术语）的有力控诉，他自己认为，这种文化“排斥和试图破坏思想概念本身”。特里林引用了那种文化的典范，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的观点即文学不过是“消遣和奇观，”指责强迫大学实施赞助性行动的卫生、教育、福利部是对教育的精神和功能的破坏。特里林不无忧虑地宣称“这种敌对的立场现在得到高度发展，其影响十分巨大。”

柯什把特里林对这种敌对文化的批判轻轻推到一边。柯什说，除了对赞助性行动之类感到“担忧”之外，特里林避免卷入争议性的议题，更愿意“用个人的和文学的术语解释文化变革，让它们成为经验的对象而不是辩论的对象。”柯什暗示，新保守主义者更严肃地对待特里林不仅对赞助性行动而且对文化的现状感到的担忧。如果他们不能宣称他是政治“盟友”，至少会欢迎他作为精神的和思想的“盟友”，或许也是政治的灵感来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宣称特里林是他自己的“思想教父”，把他从“想象力贫乏和精神干瘪贫瘠”的自由主义中解放出来。

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特里林这样深邃的思想家来说，政治标签无关紧要。我们今天阅读他不是要发现其政治身份而是因为他为文学、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带来的“道德现实主义”和“道德想象力的自由发挥”。柯什赞许的正是这个特里林，说服我们相信他仍然很重要是因为文学很重要。而文学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和反映了整个“道德生活”。

1 Why Trilling Matters, by Adam Kirs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0 pages, $24.

译自：“Lionel Trilling & the critical imagination by Gertrude Himmelfarb ”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Lionel-Trilling---the-critical-imagination-7178

作者简介：

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历史学家，著有《阿克顿勋爵：良心和政治学研究》、《乔治·艾略特的犹太之旅》(Encounter Books)，是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著名知识分子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