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供观点交流，不代表本站立场)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2004年7月的一天，位于东京赤坂的一家宾馆，容纳千人以上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从主席台上传来了热情的致辞。在由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旨在招商引资和振兴地方旅游观光事业的说明会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接下来的欢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气了得的“女子十二乐坊”登台献艺，其华丽的演奏令观众心醉神迷，掌声不绝。
但是，那种一派“祥和”的氛围却令笔者感到有些异样。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在中国重庆出战亚洲杯的日本选手遭到了中国球迷的狂嘘，赛场几乎被声援对战国的观众掩埋，日本的拉拉队被人投掷饮料瓶。日本的报纸上，出现了针对中国的诸如此类的批判：“作为东道主欠缺最低限度的礼仪的国度，究竟有无做奥运主办国的资格？”然而，这样的反日声援却还是一直持续到北京的决赛。赛场外，日本国旗被焚烧，大使馆的车辆挡风玻璃被投掷的石块击碎。
东京的投资、观光说明会上的“热烈欢迎”与重庆、北京的反日声援绝妙地反衬出日中关系的两面性，这两个方面各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至今难以交叉。
目前的日中关系被评价为“政冷经热”。因中方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两国首脑对话中断3年，被看作是“政冷”的缘由。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早在小泉首相靖国参拜之前，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两国民间感情就已经开始大范围地恶化，与其说“政冷”，不如说是“情冷”的日益深化所致。笔者开头所说的“异样”，原因也在此——一种郁闷、沉重的氛围，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
毋庸讳言，两国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是历史问题。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的舆论不满“日本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
对此，日本国内虽然也不乏附和中方主张的声音，但要说国民感情的主流，则是对谢罪要求感到困惑、反弹（谢罪要谢到何时才行？），一种“厌中”情绪在蔓延。
如果说道歉问题是解决两国情感摩擦的一把钥匙的话，那么，为什么两国间围绕这个问题竟产生了如此之大的鸿沟？
回顾战后59年的历史，两国间至少有过3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是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是1972年日中复交，第三次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
1945年，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成为盟军的被占领国。其后的数年间，通过远东军事法庭主导的对A级战犯的处刑、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颁布（实际上是占领军当局出台的草案，要日本政府接受）等，非军国主义化得以推进。终战之初，日本国内马上就有了“一亿总忏悔”的流行语。虽说当时国土荒废，国民还挣扎于贫困和粮食不足的窘境，但“战败国日本作为加害者谢罪乃理所当然”的社会舆论仍然颇为强烈。
然而，时隔不久，东西冷战激化，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勃发，日本不容分说便被收编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至此，日中被冷战构造所分隔，虽互为当事者，但却失去了就战争责任问题而对话的机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邦交恢复。
客观地说，在1972年，就历史责任问题，包括战争赔偿的课题在内，对于相对于日本，以受害者的“强势”姿态出现的中国而言，如果真的认为道歉及赔偿不够充分的话，应该是有中止复交谈判的选择的。但结果却是，《中日联合声明》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措辞而尘埃落定，中国方面放弃了赔偿要求。在国际法上，两国以这种形式解决了战争问题，作为替代性补偿，日本方面迄今为止已经在广义上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总额“约7兆日元”（据日本庆应大学小岛朋之教授研究，约合630亿美元）的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1998年，江泽民主席的访日是在韩国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之后不久。金总统在临行前，面对日本记者团曾强调说，“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够彻底清算过去，使韩日两国从此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以期共同进入真正理解与合作的21世纪。”
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全斗焕总统访问日本以来，虽然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是，韩国的仇日、反日非但迟迟得不到清算，而且，“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不仅如此，历代政权为了强化其自身的政权基础，甚至频频使用“日本牌”。
然而，“不辞与过去的历史诀别”的金大中总统的坚强决心最终还是成了日韩间历史障碍冰释的契机。其后的日韩关系的好转，仅透过“世界杯”的成功、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也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看，如果彼时，日中两国领导人之间基于（日本）道歉的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方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成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笔者无意否认，横亘于日中间的历史问题，其主要责任在日本一方。但如果就对问题的适当处理而言，不能不说中方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正是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有三个要素：“who”（主体）、“to whom”（对象）和“about what”（理由），即由谁对谁关于什么道歉（谢）的问题。
第一，道歉的主体。现在，过去直接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即使未入“鬼籍”，也是80岁以上的耄耋老者（假定其1945年为21岁的青年的话）。据日本总务省于今年7月的统计，日本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4%。就是说，大约98%的日本人，是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世代。中国人历来受到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于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诸如前些日子刚刚去世的叶绮医生那样的、众多贡献于日中友好的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再次在亚洲使用武力等，恐怕鲜有充分的介绍吧。
其次，道歉的对象。伴随着世代交替，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此次的重庆、北京的“亚洲杯”赛及去年在发生西安发生的“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仍。30年前，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见诸报纸和电视屏幕上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人群，我们也曾为那些把日本战争遗孤养育成人的中国养父母的宽广胸怀所感动。
现在，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生活的日本人，谁都能感受到身边中国人的存在。在他们中间，既有友人，也有大学教授，或者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小餐馆的店员，可谓形形色色，遗憾的是，也有一些犯罪者。特别是最近，以福冈的杀害一家四口事件为代表的、有中国人参与的抢劫、杀人等凶恶犯罪案例有所增加，使日本针对中国人的“国民感情”日趋恶化。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我们认识到，日本过去在亚洲策动侵略战争，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绝对不能再次点燃亚洲的战火。对此，我们有必要在心中盟誓。
但是，这种认识和誓约，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远东军事审判等军事法庭上，受到了膺惩。除了A级战犯之外，在B、C级战犯法庭上，人数众多的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有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了承认。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甚至是A级战犯的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紘一等众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关于中国方面屡屡提及的德国与日本的对比问题，因与笔者此前的论述有所重复，恕不在此赘笔。今年6月，在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庆典上，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发言中，一句“我们从纳粹主义下被解放出来”告诉我们，那种认为责任在希特勒和纳粹的思考方法依然如故。
德国人和德国政府通过对纳粹暴虐行径的批判、对犹太人的哀悼，巧妙地规避了德国和德国人自身的责任（笔者当然无意赞赏这种做法）。而对我们而言，也没有生为日本人，便天生与历史责任相伴的道理。否则的话，“对在日中国人的犯罪，其他的中国人也得负责”的“逻辑”是不是也能成立？问题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和不法外国人的问题，而不是全体日本人和全体中国人的问题，这是两国必须坚守的理性底线。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老兵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的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至于中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反日情绪，当由中国政府和国民权衡利害得失，该当如何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