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祝贺老六推出《共和国教科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3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14: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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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傅国涌按:大约去年冬天,有记者就晚清民国老课本的问题采访过我,当时,老六做的影印本教科书还没有出来,现在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终于来了,期待“新学制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也能早日问世。这些老课本成套重印,对今天僵化的中国基础教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百年后仍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些教科书,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过去的。老课本中有新生命,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些老课本如今也成了我们的传统。】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即将出版的三套老课本?

  傅国涌: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读库》主编张立宪)有意影印出版一些晚清民国时老课本,与我说起,我就推荐了商务印书馆的三套,一套是晚清的,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初年出的;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以后的。这三套教科书的特点是没有污染。它们没有受到其它外部东西的污染,是纯粹的国文教科书。(现在已出版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之国文和新修身。)但这并不是说民国的教科书只有这三套是好的,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这三套做完后,他还希望以后把商务其它的版本以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也影印出来。

  记者: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出版情况大致是如何的?

  傅国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上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因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垄断教科书,不光是没有垄断,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插足教科书。民国在大陆存在38年,30多年间,政府是不管教科书的,没有介入教科书这个领域。最多是教育部有一个课程大纲,然后由民间的出版社自己组织人来编辑、发行。经过市场的筛选,这四大出版社胜出,各自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从他们四个出版社的比例来看,商务印书馆始终是老大哥,因为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占有60%的份额。

  到了40年代,国民党政府才在重庆由官办的中正书局介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印刷。但也还是和民营合作,没有垄断。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新教育从开始萌芽,就很快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大约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将近半个世纪,中国教科书出版就是由几个民营企业决定的。民营出版机构当然对教科书都会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使用了十多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印刷版次超过2560次,我猜测它们每次的印数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大,一千册两千册也有,所以版次就非常多。

  记者: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小学教科书为一个民族提供了文明的底线。

  傅国涌:我的原话是:“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这是小学教科书原本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在没有普及义务教育之前,小学生的人数就要远远大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现在的小学教育是义务的,是全民教育,所有的人,无论男女,生下来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因而小学教育覆盖的面是最广的。因为面广,所以它是培养人、建构人的基本价值的最重要阶段。所以我说它要提供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

  记者:民国的教科书大都有着怎样的特点?

  傅国涌:这些教科书它首先是围绕着“人性”,而不是围绕着“党性”、朝廷、某个军阀的权力,它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把这些因素都放在这些粗浅的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实际上这是一个启蒙阶段,启蒙的立足点是从人、从个体出发的,它不是从国家出发的。它重视人,重视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它立足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会读这个教科书的小学生。从你的感受出发,从你跟天地万物的感知出发,推及到你跟家庭的关系、你跟学校的关系、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老师的关系,然后再延伸到你跟社会的关系,你跟国家的关系,它这样一层一层推开,让你来认识你和你眼前的世界。由浅入深、一步一步,让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能手,或者成为一个国家优秀的什么分子,都不是,它就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曾经有一个老课本的版本被嘲笑为“猫猫狗狗”,它都是从小动物,什么猫、狗、鸡啊。都是从你身边的事物出发的。今天的人可能反而不能理解这些课文,因为你家里可能就没有养狗、养鸡了。在那个时代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狗,它就从你最熟悉的事物入手,通过非常生动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从最初的认一两个字,到后来认一两个句子,再到后面是好几个句子,最后面是成文。总体说,它要让你建立对自然的、人生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认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15、16课是《铁达尼邮船历险记》。高小就是小学高年级,民国元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离现在有99年了。这篇课文比较长,所以分成了两课。那时“泰塔尼克号”事件刚刚发生,它用半文不白的语言来记叙这件事,写得特别棒,把事件写得特别清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用文言所写的这篇课文,其中对人性、对爱、对人的种种关系都从课文中体现了出来。因为“铁达尼”号很感人,它里面有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人性的那种美。课文讲发生海难后人们的表现,讲遇险的时候船长怎么样、船员怎么样、乘客的表现怎么样,说船上没有任何的喧哗,男子一律退后,妇女儿童可优先登救生艇。整个过程非常有秩序,在面临生命危险时没有人争上救生艇,也没有人口出怨言。乐队继续奏曲,跟平常一样,歌词的内容是“上帝乎,吾将近汝”,大家都要死了,要接近上帝了,唱的是赞美诗,歌乐声与船一起沉没。整个过程,船员没有一个人不坚守岗位的,秩序井然,旅客都在舍身救人,妇女也都情绪稳定,没有人在那里哭泣,偶尔有依恋丈夫不愿独自逃生的,船员也随她去。上面还有一张船撞上冰山的插图,画上的船很大。

  这样的课文在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里到处都能找到,它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没有将任何我们今天课文中政治化的、超过人性以外的东西放进来,完全就是从人出发的,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教材的主要特点。

  记者:但是后来还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进来?

  傅国涌:后来有了一些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国民党三民主义强化以后,它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比如说要求小学阶段,课文里要有多少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但是这些写孙中山的文章,都还比较朴素,不太离谱,没有把它写得太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一般都写的是孙中山少年时代的故事,故事里没有写他是天纵英才,生下来就有多么先知,都从他品质比较好的角度写,尽量从比较有趣的小故事来讲。

  但是当时整个教科书体系,从低年级开始,还是写些小动物,花鸟鱼虫、风云雷电的这些东西,它也不是科普,就是让孩子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真实的世界。首先从认识周围的事物开始,然后认识家庭,认识社会。到了高小阶段,有介绍华盛顿、孟德斯鸠、卢梭的文章,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比如苏东坡、诸葛亮、《桃花源记》之类文章,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一个平衡。但是它围绕着一个轴心,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性,它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它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视角,而不是一个超个人的视角。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或社会的视角,而我们现在课本的视角就是国家,一上来就告诉你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几乎等于零。现在我们第一课一般就是和国家相关的东西。

  记者:民国教科书有没有传递那时活跃的民主思潮?

  傅国涌:有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使命。在《共和国教科书》这个时代,《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单独列出来,它那时叫《新修身》,主要以品德教育为主,还不是公民教育。1922年,新学制确立下来以后,《公民教科书》替代了新修身,国文我们改名为国语,这个时候国语承担的公民教育的使命落到了《公民教科书》那里去,但在共和国教科书时代,这个版本用了十年以上,还承担着一个公民教育的使命,所以它会讲很多政治体制、共和的常识。比如说国体啊、政体啊、中华民国是怎么成立的,要怎么样尊重人类啊,还有专门解释什么叫共和政体的课文,每一册都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讲什么是议会、什么是公民权利,这些内容它一直都有。这也是它的一个使命。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本教材的的编辑大意,编辑大意就相当于编辑方针,讲为什么要编这个小学教科书。第一条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编这个教材的目的不是说要让你成为一个语文的高手,不是要让你考试考一百分,它是为了让你要养成自由平等的精神,守法合群的意识,养成共和国民的人格。它是从人格陶冶的角度来出发的。第二条是“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那就是要把古文放进来,要让你知道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第三条也不是和知识有关的,它叫“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第四条讲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人会特别惊讶,第四条是让小学生了解一切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并普及参与政治之能力。

  这是编小学课本的前四条目的,后面的还有一大堆,这些目的几乎都是这方面的,没有一条符合我们今天的要求。比如第八条,通过小孩子的国民教育,培养他国民生活上的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他都是在讲能力、见识,爱这个国家,参政的能力,养成人格,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说编教科书的用意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跟现在相比,出发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要培养服从的,守纪律的,听话的,考试考得好的学生,很讲究知识点,这个知识点要懂哪些,哪个知识点又要懂哪些,今天更追求一些琐碎的,看得见的东西,更看重实用性、政治性、国家性,而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更强调性。所以塑造健全、独立个体的目标在我们教育里是没有的,它不考虑个体干嘛。

  记者:那时没有课文造假吧?

  傅国涌: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都是接受了千锤百炼,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稍有疏漏就被对手搞垮了,因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今天我们虽然有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什么什么版,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竞争的,因为它还是垄断的,也就是那么几家嘛。那个时候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编教科书,都可以来参与竞争,在那样一种竞争环境之中,如果你有什么辫子、把柄、漏洞,早就被竞争对手揪出来,直接致于死地了。那时候的教材,每个学校都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想用谁的教材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可以来强迫,没有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强迫哪个学校用什么教材。

  记者:这些民国教材对于我们今天的教材编撰,有着怎样的启示?

  傅国涌:晚清到民国学校、教师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关心教材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教材确实是问题很严重。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过头看过去的教材做到了哪一个水准,无非也是要寻找资源,虽然这些是往后看,是旧的,但是它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资源,因为往后看和往外看都是在寻找资源,资源无非两种,一种是外来的资源,一种是我们本土已有的资源,以往的资源我们往前追溯,61年前那些资源今天来看就是崭新的资源,也许我们已经不能照搬那样的资源,但是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成为可以依赖的传统。现在要影印出来的这三套老课本,最主要也是给关心今天中国教育变革的人,对于中国的教育未来抱有期待的人,提供一些资源,也是提供一个参照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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