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同一根绳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1-08-28 15:24:50

何怀宏 (进入专栏)  

  

  《辞海》“绳索”释义:“由多股纱或线拈合而成,直径较粗。两股以上的绳复拈而成的称‘索’。”

  如果考虑到绳索的质料并不仅限于“纱线”等因素,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 “绳索”释义修改如下:“由纱或线、或不论什么具有某种连续性的质料紧密绞合成的东西。”绳索可以不断“复拈”,且无论使用的原始质料是什么,在绞合之后,它一定比先前的质料更为强固。

  在今天人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绳索却是一件极古老的人的制品,从“结绳纪事”的远古,人除了双手,几无任何其他工具开始,人们就发明和使用了它;到人已经发明了其他无数威力强大的技术工具之后,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仍在继续使用它。

  “绳”和“轮”有着共同的一些特点:即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发明很早,作用极大,且永远不会过时,仍在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的用法。而不同在于:“轮”满足我们行走、运动或搬移什么东西的愿望;而“绳”满足我们稳定、静止或抓住什么东西的愿望。现代生活中一幅常见的图景是:捆绑好的器物放在迁居车上行走,这是我们移动的家。

  也像各种质料的轮子的永恒不变的“圆”一样,各种绳索虽然可以用不断发现的更加坚韧、强固或细密的质料合成,但一种基本的性质依然保留着:即它的长度总是超过它的直径,所以,虽然绳索粗细不同,有些绳索还可以是柔韧的,暂时变换为各种形状,但“长”总是它的基本性状。

  人们在发明和改进绳索的同时,也赋予了绳索无数的用途,它一直是人的得力帮手,是人的谋生乃至救命之具。

  然而,它也一直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杀人。

  

  《夺命索》(Rope)

  

  该影片由希区柯克导演,1948年上演,改编自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在1929年写的同名话剧,而此剧又是由1924年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件真实案件提供灵感:在这个案件里,两个年轻富有的大学高才生娄伯与利奥波德为了验证和寻求完美谋杀案的刺激,绑架并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伴随一紧闭窗后的一声凄厉叫喊,影片第一分钟就出现了受害人大卫·凯德利的面部特写,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英俊、身着西服的他正被两个同样英俊和着衣冠楚楚西服的年轻人用一根绳索紧勒出了最后一下抽搐,他不再动了,被放进了一个大箱子里。然后两人喘气,其中一个不想马上开灯,另一个拉开了窗帘,窗外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好美丽的黄昏。”他说。全长80分钟的所有场景就都发生在这套公寓里,在整个发生命案和破案的过程中,我们能看见窗外的摩天大楼慢慢披上落日余晖,亮起万家灯火。不像一般的破案作品在结尾才解释谜底,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谁是凶手,而使观众仍感到强烈兴趣的是破案的过程,是杀人的“缘由”。

  两个凶手中较坚定、强悍的一个叫布兰登,而另一个有点女性化的叫菲力蒲,他杀人后很快就感到震惊、惊恐不安、乃至神经质。影片暗示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性恋的关系,前者始终威胁后者,但这又正是他对后者的魅力所在。

  死者是来赴晚宴的。其他的客人也很快就要到来。这两个人是想完成一件尽善尽美的杀人案——这里“完美”的界定是,这一杀人几乎无个人特殊利己或泄愤动机,它的形式必须大胆、巧妙、干得干净利落,对公众和社会极具挑战性却还不被发现。他们选择的对象是一个他们曾经的哈佛同学和室友——但在他们看来,大卫智力上是劣于他们的,是“在世上活着只是占据一个空间”的多余人。他们认为杀人可以成为一门艺术,杀人的能力有如创造的能力。他们是为冒险而杀人,为挑战社会而杀人,为证明理论而杀人,为体验刺激而杀人,或一言以蔽之:为杀人而杀人。而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和凡夫俗子不同的地方,普通人即便有杀人之念也不敢动手。他们不缺钱,死者也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恨他而只是轻视他。他们自己家境富有、智力高超、前途远大。他们有什么不能做或不敢做呢?

  他们要杀人,但他们并不想被逮住,微妙之处正在这里,如果像其他人一样被逮住、被惩罚那就不完美、不好玩了。同时,也说明自己智力并不高超。他们无所谓自己是不是犯道德上的“罪”,但绝不能允许自己犯技术、判断上的“错”——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智力并不高超了。当然,客观看来,这还是一种杀人理论的“初级形态”,更高级的应当是不仅不被逮住,还被崇拜。即不仅是杀一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杀人,且不必自己动手,最后还被视为“英雄”和“伟人”。前一种形态可以通过“目的证明手段”的论据方便地过渡到后一种形态。

  这样,把一件谋杀案弄得越是公然进行且又还不被发现,这就是他们——或至少是布兰登醉心的杀人“艺术”。所以,他们特意要在大白天杀人——稍有点遗憾的是没开窗;他们在杀人之后马上还要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晚宴——包括死者的父母(后来是其姑母代替其母来到);死者现在的女友珍妮、珍妮的前男友肯尼士、以及一位最具威胁性的人物——他们几位学生过去的舍监,非常熟悉他们各自性格的、机警无比的罗伯特。而这种危险正是挑战的一个“乐趣”所在。他们还将自助晚宴的食物和烛台就放在了隐藏刚刚被杀死的大卫的大箱子上。

  那根绳索也总是出现:它一开始就套在大卫的脖子上;后又被菲力蒲惊恐地发现在人来之后还夹在箱缝间;布兰登却若无其事地摇晃着它,几乎是当着威尔森太太的面走去放在厨房的抽屉里;后来又被布兰登用来捆绑送给大卫父亲的书(残忍莫过于此了——但他们的辞典里没有这个词);最后是罗伯特在发现种种疑点之后,再次回来盘询,直到他一边说话,一边似乎无意中又掏出了那根带回来的绳索在手中拉紧,这时菲力蒲崩溃了,说出了真相。

  但罗伯特也是认为人分优劣的,甚至也说过谋杀对大多数人是犯罪,对很少数优秀者来说却可能是一种特权。杀人不属于人文“七艺”之一,但还是一门“艺术”。不管为什么而杀人,为一只小鸡还是为美女或巨款杀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在晚宴上试着阐述一种“人对人是狼”的“丛林规则”,他是认真的还是一种反讽?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琢磨出一套“杀人无罪”的理论、但自己却并不动手杀人的伊凡吗?布兰登则进一步引申道:卓越出众的人,超越道德的范围。善恶的准则都是为凡夫俗子制定的,应当由优秀者决定来消灭那些傻瓜、无能的人、无用的人。当大卫父亲凯特利问:“由谁来决定呢?”布兰登答道:“比如我、菲力蒲、或许罗伯特。”这有决定权的很少数是那些智力和文化优越者,他们是在传统的道德范畴之上。像希特勒法西斯一类表面上的“同道”也还是野蛮人,他们太愚蠢了,所以要首先吊死。“我要吊死那些白痴和无能者,这种人在世界上太多了。”布兰登说。凯特利老人回敬到:“或许你该吊死我。因我笨得弄不清你是不是认真的。恕我直言,你对人性的轻蔑不合文明世界的标准。”而布兰登说,“这文明是一种伪善。”

  凯特利老人生气地说他听够了,罗伯特也陷入深思和怀疑。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在增长:因为大卫一向是很准时的,如果不来也会打个电话来。种种疑点使罗伯特虽然一直在怀疑这一气氛有点怪诞的晚宴,但是,他甚至在自己回来,听到了菲力蒲自认其罪,乃至最后打开箱子,看到了死者的尸体之时,他还是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当布兰登说让他来解释时,他说“这样的事情能解释吗?”但布兰登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想要罗伯特谅解。罗伯特此时告诉他说:

  “在此之前,世间百态对我还晦暗不明,难以理解,我试图以逻辑和过人的才智理出头绪。但你却将我的言论套在我的头上,你说得对,言行必须一致。但你却私自引申我的话,将其扭曲成丑陋谋杀的借口。那理论实际不是这样的,你也不能强行套用。是你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使你这样做,我的内心深处却有规范我的力量,使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

  而他对自己的理论也开始了反省。他继续说:“你今晚使我对优等人次等人的理论也感到羞耻。我得感谢你给了我羞耻感。我因此而知道每个人都有自行工作、思考和生活的权利,也都对所生存的社会负有义务。”

  他质问布兰登:“你凭什么自认是优秀的少数?你凭什么敢判定那孩子是次等人因而被杀死也毫不足惜?你以为你是上帝吗?你在杀死他、在他的尸体上就餐时就是这样想的吗?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或你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杀人了!你勒死了一个比你更懂得爱和生活的人!”最后,他向窗外开了三枪,全剧在警车到来的轰鸣声中结束。由一个谋杀的“理论家”来侦破此案,来否定这一行动看来也更有意义,它使我们更深地意识到理论与行动的分际。

  不,不会有完美的谋杀案,希区柯克在另一个电影《电话谋杀案》中告诉我们: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颠覆一个“完美的谋杀案”的关键。甚至越是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越是有可能露出破绽。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完美”与否,杀死一个人就是杀死一个人,而不管他是怎样杀死这个人以及为什么要杀死这人。人是否存在智力或文化水准高低等差别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一些人是否能杀死另一些人则是一个规范问题。杀死人的人,他自己又成了什么人呢?

  有一件小事:在还没有任何客人觉察到有何命案时,菲力蒲想问他即将举行的个人钢琴演奏会是否成功而让艾华太太看手相,艾华太太说这双手将使菲力蒲出名,菲力蒲却突然愣住了,紧瞪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名声呢?菲力蒲修长的手指又一次在钢琴上滑过,乐音依旧,但那双手已不再是原来的手了,永远不可能是了——那是一双刚刚紧拉绳索勒死大卫的手,菲力蒲自己一定也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他不被发现,不被抓住,他的心态、他的命运也永远地被改变了。

  刚才说到,这一类型——精英以自己的某种理由杀人或犯罪的案件是真实的,它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的俄国,而在中国,则可以举出20多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冯大兴案。

  的确,一直到最后,大卫·凯德利都不再露面,但他始终在场。始终。

  

  《你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这是波兰奇斯洛斯基(Kieslowski)导演的“十诫”系列片中的一个短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再是自认为“精英”的人杀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杀人。不再是“理论杀人”、“理性杀人”,而是“情绪杀人”、“情感杀人”。在现实生活中,它显然要更为常见得多。

  那是1987年华沙的早春。

  年轻的皮洛·布林基正准备参加执业律师的资格考试;一个胖胖的出租汽车司机从公寓大楼出来,不知是哪层楼上突然有人扔下一块破布几乎打中他;一个蓬头乱发,背一挎包流浪着的年轻人从街上走进电影院门厅,问电影怎样,女售票员正专心拔理自己的灰白头发,没精打采地告诉他电影没意思。

  在这一、两分钟里,三个主要人物——即将发生案件的受害者、凶手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已出场,时代气氛也用几笔勾勒出一个大略:一般人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和责任心,邻里的关系也有点糟糕,人的心态无聊、烦闷,似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压抑。

  这种有些无聊和压抑的气氛在继续增长:两个人在街巷里追打一个男孩,蓬头乱发的年轻人冷漠地看着,其他路人无动于衷地继续走自己的路。人们在拥挤着上似乎永远不足的出租车,当广场上一个老妇人气冲冲地说那个“农民工”模样的流浪年轻人吓着了她的鸽子、说他是“人渣”,要他滚开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扔下烟蒂,突然冲向鸽群,把它们全都轰起。一种气氛进入了人的内心,或者说,它就是由许许多多的人们的心态所构成。外在的氛围和内在的心态、他人和我、社会和个人都在互相影响、互相构建。于是,人们对所有的行为就都可能负有一种程度不同的连带责任。几乎不会有谁能说自己对一种恶劣的社会氛围乃至一桩罪行全无责任。

  而在那个年轻的应考人身上的确还有一种“初生牛犊”的生气和亮光,他在应试时谈到从事律师这一职业可以纠正庞大的司法机构所犯的错误,或至少可以设法纠正。律师能会见和理解那些否则不能见到的人们。人们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的作为可有任何意义,恐怕要找出意义越来越困难。可以相信,这是标准降低了,或更糟的,价值观下降了。从该隐犯罪以来,没有一项惩罚被证明是有恰当的威慑力使人远离犯罪。他通过了考试。

  流浪的年轻人一直阴沉着脸,他的确很烦闷,他想干他今天想干的一件大事,但他瞥见人们还纷纷挤在出租车站,看来还不是时候。他憎厌这个社会。他无聊地趴到了一处可以俯视下面车水马龙的地方,看见旁边有一块石子,顺手推下去,立刻听到了一片紧急刹车和喇叭轰鸣的混乱。不,这还不够,这还只是一点小事。他也并不高兴。他使别人不快,但自己并不因此快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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