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应当重新审视西藏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3 次 更新时间:2011-08-24 14: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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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农建  

  

  关于西藏问题,迄今存在着诸多认识盲点。这些认识盲点导致了决策上的非优选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决策。

  

  一、避免简单化和情绪化的认识

  

  对于西藏问题发展到今日的局面,有一种鸵鸟主义的抱怨和对策。这种鸵鸟主义认为,西藏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似乎是因为北京过于在乎,老是去抗议,才自寻烦恼,导致了西藏问题。这种鸵鸟主义主张,对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活动和西方人的纠缠,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他们自讨没趣,自然慢慢熄火。

  另一种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是阴谋论。即认为,西藏问题是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境外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所导致的。尽管阴谋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西藏问题,但这种判断显然比鸵鸟主义要客观一些,因为从逻辑上说,它承认那些策划阴谋的敌对势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他们是导致西藏问题的因素之一,那么则不是你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就可以使西藏问题消失的。

  尽管许多人承认西藏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对于西藏问题的前景,抱有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即认为一旦达赖去世,流亡藏人运动便会消亡。支持这种乐观看法的一个观点就是常被官方人士提到的,即“不存在西藏问题,而只存在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种将西藏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一个人的问题,当然不能说是正确的,而且也与上述阴谋论相矛盾。严格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不是达赖个人问题。当然,在藏人政教合一的文化宗教传统中,由于达赖对藏人的巨大影响力,因而他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解决了达赖问题,可能也就意味着解决了西藏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藏问题就是一个达赖问题,其着眼点在解决西藏问题的策略路径。

  纵然从策略的观点来看,说西藏问题就是一个达赖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达赖的去世会导致流亡藏人运动的消亡(参见周农建的《西藏问题有可能长久化》)。当然,由于现任达赖的个人能量,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会因他的去世而走向低潮,但这并不等于西藏问题会消失。因为我们不难大致预计到的是,倘若达赖在境外去世,那么流亡藏人的新达赖便会产生出来,其流亡政府也仍然会存在。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如果那些北京认为的阴谋分裂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从逻辑上说,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现任达赖的去世而消失。既然其目的是分裂中国,那么他们对流亡藏人运动的支持就仍会继续。

  有人会说,“按传统定制,新达赖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这大概是目前许多人持乐观看法的一个原因。然而问题是,当对手并不认同你的权威时,这对它并没有约束力。你无法阻止它在境外另立一个新达赖,也无法规定信众只能崇拜你选定的达赖。当然,当两个新达赖并存时,北京至少可以分走一部分信众和支持者,但这并不等于流亡藏人运动会消亡。

  有人会说,就算不会消亡又怎么样?他们永远不会成功,他们摆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轮回”!这种关于流亡藏人力量弱小,永远不会成功的判断固然不错。然而问题是,一个不能成功的对手,不等于不能带来持久的麻烦。

  又有人会说,就算他们不停捣乱,又怎么样?那也不过是“游泳池里的波浪”,“没什么了不起的”!

  言下之意,中国体大势雄,可以承受。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多大的承受力,能够承受多大的麻烦。因为能够承受麻烦是一回事,有没有必要去承受它是一回事,如何以较小的成本去消除这种麻烦更是另一回事。

  还有人会说,“只要西藏安定,达赖就是一张烂牌”。这话听似有理却毫无意义,因为西藏安定正是北京一直所企盼的。今日的问题恰巧就在西藏是否安定,如何去使西藏长治久安。这种说法只会强化那种非理性偏执,即不惜举一国之力,耗费无尽资源,以求安定一方,只是为了抗衡一人,以证实一张烂牌。

  显然,上述思维反映了一种非理性的简单化认识、盲目乐观和情绪化的固执,缺乏对于西藏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务实态度,由此便导致了决策上的非优选择。

  

  二、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对策

  

  西藏不安定的根源在于流亡藏人运动作为麻烦制造者在境外的存在,北京对之鞭长莫及,既无法征剿,又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印度的达兰萨拉因达赖的驻锡而成了藏人的精神圣地,使藏人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是流亡藏人运动不断向境内渗透,使北京不胜其扰。

  为了抗衡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北京年复一年地一方面以高昂的行政成本,举一国之力去大力安抚境内藏人,另一方面不断消耗外交筹码,以利益交换来换取他国不支持或少支持流亡藏人运动。在这一博弈中,其实北京是唯一的输家,是需要不断破财消灾,花钱买平安的金主。这是一种四两对千斤的博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当然,流亡藏人也并非赢家。流亡藏人,他们就象是失去了其原有店铺的旧掌柜,自认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且身在境外,北京对之莫可奈何,而无所畏惧。作为当年博弈中的失败者,自然是不会甘心,一定是纠缠不休,死打烂缠,纵是屡败,亦会屡战,不会放弃。所以,北京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对他们并不适用。相反,北京的关门主义等于是长留麻烦制造者于境外,导致分裂火种在境外薪火相传,他们自然就不可能“直至灭亡”。

  在这一博弈中,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打西藏牌,以西藏问题作为外交筹码的他国,和境内那些吃民族饭和反分裂饭,可以因此而不断向北京索要财政支持的地方既得利益者。

  一个鞭长莫及而又捣乱不休的麻烦制造者,一个对他国来说可以被不时使用的外交筹码(无论是为了牟利还是为了“阴谋分裂中国”),加上一个关门主义的应对之策,这三个要素加在一起,也就意味着一个对北京来说是了无终期的、耗费无尽资源的西藏问题。

  要改变这种局面,在上述三要素中,北京无法改变对手,也无法改变他国,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应对之策(参见周农建的《处理西藏问题,不妨换个思路》和《西藏问题的前景与北京的选择》)。恼羞成怒,怨天尤人不能解决问题,今日当局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决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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