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和田、喀什发生的恐怖活动，不能成为治疆战略“刚柔”转换的理由。长治久安，需要新疆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提升已有的“稳定=经济+民生”的逻辑，构建“长治久安=经济+民生+公民教育”的新思维。新思维的提出主要有如下六个原因。

第一、对新疆恐怖主义根源的判断。归根结底，新疆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宗教极端主义与疆独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疆独分裂主义在新疆地区已存在上百年了。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恐怖活动确定会发生的，不确定的就是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对这种由于文化意识派生的根源，高压政策无疑偏离了主要矛盾。从长远看，用高压政策成功解决问题的例子，全世界寥寥无几。怀柔政策，攻心为上。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时间周期更长、付出更多，但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对新疆恐怖活动新特征的认识。新疆恐怖活动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主导因素并非民族矛盾。如和田事件中被劫持与攻击的对象多数是维族；喀什2008年与今年发生的劫持卡车事件中，歹徒不分族群的滥杀。二、“非组织化”的苗头。兰州大学杨恕教授认为，现在新疆恐怖活动的暴徒，可能既不是某个恐怖组织的成员，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恐怖活动是亲属朋友通过协商约定的行动。这些新特征意味着，即便是全民皆兵的高压，由于“非组织化”的趋势，也很难掌握恐怖分子的信息，防不胜防；而高压有诱导“非民族矛盾”变为“民族矛盾”的风险。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以经济与民生为核心的柔性治疆，依然是从根本上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战略选择，而高压为特征的刚性治疆，则可能会是某个特殊阶段的战术策略。

第三、对经济作用的“全面”评估。经济与民生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的基础作用，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了就等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解决了。今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事件，以及南疆和田、喀什地区的恐怖活动，均显现出经济作用的“局限性”。2010年内蒙古的人均GDP已达4万7174元（人民币，下同，约9400新元），而广东的人均GDP为4万3596元。如果经济发展了，稳定就会水到渠成，那么，人均GDP超过广东的内蒙古就不会发生群体事件。

经济诱因反而刺激分裂活动

同样，如果经济民生可以决定一切，在前所未有、以举国之力援疆的背景下，南疆地区也不会发生恐怖活动。此外，新疆的分裂头目热比娅，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绝不可能富甲一方。但是，富裕之后，热比娅不是感恩，而是走上了分裂中国的歧途。虽然热比娅是极其特殊的事例，但是结合早些年台商“在大陆赚钱，回台湾搞台独”的现象，却足以说明经济的局限性。

第四、笔者调研所得资料。毋庸讳言，笔者从侧面了解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如果“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少数民族独享矿产资源的财富，就会过上如中东地区民众那样高福利的生活。这种极其疯狂的认识，仅存在于“三股势力”中。但是，一旦这种错误认识占领了维族的思想，伴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后果会很可怕。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与民生，都无法与描绘中的独享能源财富的物质生活更有诱惑力。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经济与民生只是柔性治疆的“两角”，要真能发挥柔性治疆的潜力，还需要补齐另一角——明确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公民教育”。

第五、欧美经验的启示。在开放语境下，欧美国家并没有因为族群问题而四分五裂。枪支泛滥的欧美也很少因为族群问题发生恐怖活动。以笔者观察，最根本的方法是“公民教育”。通过公民教育，强化国家意识的“绝对性”和公民对国家义务的“无条件性”，形成各个族群都认可的“国家大意识”，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族群，融合于国家“大意识”之下。同时，以国家大意识抗衡族群文化可能派生的消极倾向。

如美国，通过公民教育，将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于“美国价值观”里；并在美国价值观的统领下，驱动不同族群的公民服务于美国利益。骆家辉与朱棣文，虽然他们骨子里流着炎黄的血液，但是他们已经完全美国化，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公民教育”是以经济与福利为支撑，并与经济与福利互动的系统体系。

第六、对可操作性的考量。1956年，阿克苏地区民政部门向民政厅呈送报告，称辖区某乡维族女子董氏，幼年丧父，被汉族居民抚养，生活习惯与汉族无异，要求与汉族男社员结婚，当局同维族社员和宗教人士讨论后认为，由于生活习俗的改变，该女再嫁维族男子有困难。可见，维族同胞的习俗也是培养出来的。因此，从娃娃抓起，完全能够在新疆的各族中，确立国家大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建议，在以经济与民生为后盾，围绕国家与公民关系这个中心，在新疆开展公民教育。用国家大意识，搭建族群融合的桥梁，强化公民责任意识，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抗衡族群差异可能派生的消极因素。当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在新疆各族青年中确立之时，就是新疆长治久安具备内生动力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