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应尽快转为正利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7 次 更新时间:2011-07-08 1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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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进入专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担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务。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独特的成长人生轨迹,让夏斌能够一直站在国家的土地上思考,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带着浓重的国家主义路径。

  夏斌的话机非常敏捷,当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他就知道我们的意思,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展开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学者。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和资料,非常凌乱,看上去没有秘书帮他打理。唯一的绿色,是窗户边上的一颗巨大的仙人掌,足足有两米高,表明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虽然身处各种纠缠之中,但思想的指向,却是绿色的,发展的,倔强的。

  夏斌显然不是那种象牙塔里的纯粹理论经济学家,他说自己一直站在国家的土地上思考,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肯定是国家主义路径。有一次,他说起美联储的各种政策,说起这些年美联储发放的天量的美元,说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像所有崇尚理论趣味的经济学家一样,把怀疑和批评的重点,自然放在了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上。不同的是,当他回忆起美国政府高官讲起危机中走进美联储地下室,看到摆放在那里的一排排的黄金,那种金黄颜色的话语,可以看出来,这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

  这似乎在说,他比谁都懂得金融领域的金本位效应,黄金的战略地位。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美国人的底气,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没有人能真正把自己抽离出来,将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放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观察,思考并行动。每个人的行动都有长期和短期的考量。在长远的角度看,夏斌显然深深赞同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怀疑与批评。但是夏斌说,生孩子是一个具体的过程,没生过孩子的人,怎么能理解肚子的疼痛呢?

  正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身体力行的位置,夏斌这些年主要的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在构建一个国家的金融战略。既是一种理论的展开,也是一种实际的操作,既是一种全球视野的战略,也是针对国内市场的一种定量分析。有人看见夏斌的宏大构想,甚至夜不能寐,夸赞他是这些年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站在世界金融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的金融进行的一场志存高远但却又切合实际的战略设计。 这样的战略,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中国金融的福音。

  

  《新财经》:最近这两年货币超发的问题,温总理也提到,要关注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因素。

  夏斌:近两年货币流动性是多了,原因也很多。

  第一,与中国的增长方式有关。货币不是人民银行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而是因为出口太多了,被动地发。到现在为止,尽管在通过准备金率等各种手段不断对冲,流动性还是多,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并不是像媒体上所讲的货币超发45万亿元,而是用货币存量减去GDP流量,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这么简单一减,多出的部分就是超发。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不一样,不能简单相比。现在75万亿元的存量,即货币供应量,表现为银行的负债方,表现为大家的存款和现金。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等对冲手段进行回收流动性,比如说收20%,那就有15万亿元,它们像堰塞湖一样,被深度冻结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但是不能贷款,被冻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讲货币超发,起码也应该减掉这块吧,所以我说,承认超发,但是上述那种减法,表述不准确。

  《新财经》:您《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们不要去照搬教科书,要用人类近代史的经验考虑今天的中国金融战略。由此我想到几个历史事实,1929年的美国胡佛总统,他当时通过政府超发货币刺激经济,还有一个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之前,也有一个超发的过程。很有意思,这些历史的案例,都出现了政府会超发货币的方法,都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最后都是超发失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大衰退。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历史的经验看当下的中国,是不是悲观了一些?

  夏斌:最近,史蒂芬?罗奇说过,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十个不同。IMF前天报道,中国经济预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要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曾准确预测美国金融危机,他这次在国际上预测中国要在2013年出事,当然他没有用到"危机,崩溃"这些词。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从长远看,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机遇,但是这个潜力最终能不能发挥,机遇能不能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在当前的结构转型中把握好。我认为,这两年是很关键,转不好的话,鲁比尼教授的预测将会有30%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最近大家看到经济有些下行,股市跌了,又在担心"硬着陆",担心"超调",呼吁政策要转向,要放。市场现在很纠结,很困惑。一方面都看到中国过去那种增长方式要出事,另一方面看见现在资金一紧,经济稍微下行了,就要求放松政策,很矛盾。

  《新财经》:关于中国的金融战略,您是从2007年开始构想,那时显然您没有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夏斌:记得我在2006年和蒙代尔一起参加人民大会堂一个论坛的时候,当时格林斯潘正卸任,全球包括中国的媒体在大肆赞扬他,而我不这样认为。我当时说,格林斯潘的政策遗产,也许对美国国民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全球来说,是福还是祸,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我没有那么高明,尽管没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我对格林斯潘的政策是早已有所怀疑。

  《新财经》:可以稍微展开一下。

  夏斌:比如说,今天讲全球不平衡,危机刚开始,海外很多人说是华尔街贪婪造成的。我说华尔街贪婪?难道北京的金融街不贪婪?上海的陆家嘴不贪婪?英国的伦敦城不贪婪吗?我的观点是,贪婪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几千年,上万年的遗传基因,贪婪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后来有人说监管不力,我说,到底是监管不力,还是不愿意监管?2004年,美国证监会管理规定还在放松高杠杆,2005年,还没当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等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讨论美国经济不平衡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只要中国不停的出口赚外汇,外汇不停的投入美国,美国就能不停地刺激房地产。所以我说监管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在这轮全球化中,上世纪70年代出了三个人物,邓小平、撒切尔、里根,他们都是倡导自由经济战略。邓小平带领中国打开了国门,把全球资本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产生大量的廉价商品,提供了全球化不停的发展。美国则是错误判断这一轮全球化形势,2001年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从6%多降到1%多,扩张信用与贷款,刺激房地产,鼓励大家赚钱。而美国GDP的70%是消费,大家赚钱,大家消费,GDP上去了。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做,客观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他能够利用这个制度。换句话说,中国、日本、欧元区政府犯同样的决策错误,能引起世界当今这么大的危机?不可能,利用不了这个制度。

  因此归纳起来说,危机是美国错误判断了形势,后院着火了。现在国际社会都提出要改国际货币制度,开始都看到这个根本原因了。我是早就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的人。所以,危机根本原因应该就是这条。当然,监管问题也是不能轻视的问题。如果宏观政策不失误,监管问题也有可能就不那么突出了。决策失误问题,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承认的。

  《新财经》:您的关于2020年中国金融战略的构成,看上去很恢弘,我想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您的金融战略构想,有延缓的作用,还是有促进的作用?

  夏斌:危机对我的构想是一个促进,一个丰富,一个深刻的思考。原来有些问题想得比较浅,在危机中促使我想了更多的事,想来想去,更坚信了我认为中国应走的道路,更坚信了我提出的战略方向。

  

  宏观调控之下的中小企业

  

  《新财经》:有一个问题我想您很清楚,国有企业的领导谈投资,他思考的是投资的规模,可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却是资本严重匮乏。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钱花不完,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我刚从广东回来,发现很多中小企业搞不下去了,这个事情怎么办?

  夏斌:对于中小企业在这轮紧缩中发生的倒闭现象,要客观的看。有的是属于政府融资政策没搞好,财政政策灵活性、针对性不够,支持不到位;有的属于中小企业经营确实是不行,该淘汰了;有的是因为前一阶段产能过剩,看到做实业赚不了钱,去玩房地产,玩其他投机。现在货币一紧,资金链断了,这也是个原因。

  对于国有企业投资问题,我的观点是,垄断的构架一定要改。中国现在的金融你可能没有感觉,就是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任何的金融机构,都是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控股,像中国移动,中石化等控股。这种现象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方向吗?我认为不是。但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状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在人民银行当司长。在整顿信托机构的时候,发现有些机构资本金输光了。有些因为民营资本经营不善,有些因为民营资本做了点坏事,但这是个别。为了尽快使这些金融机构充实资本,所以拉了一些大型企业进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需要。但是现在事过境迁,是不是永远要这样?要打个问号。

  从另外一个现象说,比如说房地产业,我们现在要国有企业退出来。曾经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总裁对我说"我们炒房地产,赢了,钱还是国家的。民营企业炒房地产赢了,是暴利,那是他自己的"。我没回答他,也没批评他,因为给他面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阐述什么观点呢?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现在共和国有很多"小儿子",就是很多行业需要发展,财政没有钱,养老、医疗、保险等等都缺钱,现在需要救"小儿子",救很多行业。因此应换个角度来管理。国资委应该怎么管呢?就是不要你国企去赚这个钱,或者把他赚的钱分红,多收一点,甚至撤回一点股本,去支持消费,调整结构,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新财经》:从您的陈述里,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激活市场,一方面则是淘汰。但我看到的是,货币政策紧缩,导致好企业倒闭,真正原创性的,有市场价值的企业反而淘汰了,但另一方面,当政府发行足量的货币之后,我看到有一批垃圾企业,一批注定靠着政府货币政策赚快钱的企业,却又死里逃生,活过来了。这在市场的意义上,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但与此同时,我看到在温州,福建,在广东,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却因为没有资金而被淘汰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夏斌:你说的确实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也说明前几年宏观调控有不成熟的一面。在这一轮调控中,我认为确实是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刻,大量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再不调整,就会出大问题。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什么叫硬着落。9.5%就硬着落了?甚至8.5%就硬着落了?我认为是否"硬着陆",关键是看在货币紧缩中,能不能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好。如果能解决好,速度该下来就让它下来。长期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发展速度,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走到了趋缓增长的下一个平台的历史时期了。

  我的意思是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矛盾,一个是经济周期在起作用,一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在发展逻辑在起作用,必须等量齐观,合理处理。这次调整和以往的调整相比,难度更大,空间在缩小。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解决问题,现在发展的速度不能像过去那样11%、12%的两位数增长了,这个矛盾就更尖锐了,政府确实很难。

  

  GDP情结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

  

  《新财经》:想和您聊聊这些年大家挥之不去的GDP情结。我读到的历史,1883年之前,从1820年到1883年,晚清迎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期,那时候的GDP还是不错的,亚洲第一。

  夏斌:我似乎记得,1832年,晚清的GDP占全球的份额最高达到32%,是全世界最高的。

  《新财经》:我关注过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市场化因素,比如民间的借贷非常自由,利率在市场里自由浮动,大量的外资进来,口岸经济,催生了相当有深度的竞争体系。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并没有有意识的主导这一轮经济增长,反而是民间资本的自由化拉动了经济。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可能还在原地,甚至比原地有所退步?比如说,银行连续几次调整,都是在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而没有在利率上做文章。

  夏斌:从历史的大跨度一下子降到眼前的具体问题与政策,很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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