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知识分子与民国废历运动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11-06-22 15: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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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有关民国时期废除旧历确立新历的运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综观这些成果,它们或侧重于历法史1,或侧重于政府、商会与民众在废除旧历确立新历过程中的互动关系2,对这场波及面颇宽的社会运动的基本情况已有比较清晰的叙述与深入的分析。有关知识分子个体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情状态,以及废历运动对他们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前人的研究虽有所涉猎,但多语焉不详。本文选择几个较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希望能够揭示出废历运动中有关因素与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或可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关于废除旧历与破除迷信的一种激进看法

  

  破除迷信,是清末以来一股持续很久、波及面很广的启蒙思潮。有学者认为,“迷信”一词在19世纪末经由日本转译进入中国的本土语汇中,并很快风行,当时的知识精英将“迷信”的语意逐渐聚焦在民众的民间信仰上,以反对“迷信”来倡导风俗改良与民众的启蒙;“如同‘革命’、‘启蒙’等语汇在现代主义语境下所要表达的意义一样,反迷信话语象征着现代中国要求与过去决裂,以便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自觉”。3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厉行废除旧历推行国历的政策,八条办法中就有在习俗上除旧布新的内容,例如,其中第四条“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之销售,一律加以指导改良”,并按照国历日期举行;第八条“推广实行国历之大规模宣传,并特别注意破除婚丧上之迷信,取缔婚丧简帖及讣闻之沿用旧历事项,交内政部办理,并函请中央党部协同宣传”。4

  在此之前,不少新式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以来旧历仍在社会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深为不满,并表达了希望政府加大推行新历力度的愿望。他们的论说理据,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认为在准确性与简洁性上,新历胜于旧历;另一方面,将旧历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停滞不前联系起来,尤其是着力于揭示旧历与迷信之间的依存关系。5

  1919年,时为北大新潮社成员的俞平伯发表了一篇《打破中国神怪思想之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文章以很少的篇幅谈阳历在技术层面上的优点,而将绝大部分的篇幅放在批评阴历与迷信的关系上,他说:

  我以为阳历的废兴,关于改良社会思想的事很大,请诸位不要看轻了。我主张严禁阴历的理由,因为这是中国妖魔鬼怪的策源地。我们想想中国现在种种妖妄的事,那件不靠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又靠着干支,干支靠着阴历。所以如严禁阴历,便不会有干支,不会有干支的阴阳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烧香哪,祭神种[哪],种种荒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绝自绝。就是现在的人脑筋里忘不了妖魔的教训,鬼怪的思想,但是总不至于遗传到后来心地纯洁的青年身上去。所以我以为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是刻不容缓的事,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神怪思想的最简截[捷]最痛快的办法。6

  1924年初,《晨报副刊》上一位署名“敖者”的作者记述了自己使用旧历书的一段经历:1923年底他买了上海魁华书局印行的一本历书,内容看不清楚,因为用薄纸包着。1924年1月1日开始一天撕一页地使用起来,才发现其中充满了“宜祭祀会亲友结婚姻”之类的迷信内容,不禁感叹:“虽然并不真奉行,中华民国之用阳历,总算已经十三年了,但如此奇怪的日历,先前却似乎未曾出现过,岂但‘宜剃头捕捉’,表现其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而已哉!”7

  1926年11月,作家章克标有感于“现在一般社会上两种历的势力,新历绝非旧历之比。新历的用处,只在官厅往来的文书上,学校里和洋派的公司洋行中;还有国庆的双十节是以新历。以外工商各界都用旧历。端午,中秋,年底的三节结账是照旧历的,记账上用旧历的,算工资照旧历的,闰月要照例加薪。农家也是用旧历的”,于是撰写专文详细论证新历在实用价值上完全可以取代旧历,认为“专用一历的便利而旧历之应该废止,是无庸多言了”。他准确地指出,旧历之所以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主要在于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与民间的礼俗习惯已经结成了密切的关联,深入人心,弃之不易。而体现在岁时节令中的礼俗,充满着迷信与陋俗。所以,用新历可以“脱去吉凶神宿五行的旧习”,而且“破除一切附据于旧历的不良习惯如同新年的纵赌,春秋的朝山进香,使旧历失却恶势力的扶佐,而自趋于淘汰”。他甚至将使用历法和政治的明暗、风俗的美恶联系起来,说:“吾想,新旧[历]广行之时,定为中华民国光耀灿烂之日,因该时必旧恶俗尽灭而新光辉发扬之时。目今之所以社会暗黑国将不国,也是看旧历的盛行就可知道的。我希望大家都努力推广使用新历,那么中国的恶势力也许可以早日消灭。”8

  1930年初,《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来自美国费城的中国知识分子徐汉云的来信,开头谈到废历时说:

  编者先生:国民政府今已把那“天干地支”“五行推运”和“诸事不宜”“宜出行沐浴纳礼动土……”的旧历废除了!这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本来这种六十年一周的策算法,讲历史典故者在历来几十个“甲子年”“乙丑年”中,弄得前后颠倒,莫名其妙。这种策算法,自然久应在打倒之列。而且那好事的算命卖卜先生们更仔仔[孜孜]矻矻在“甲子乙丑”“金生水,水生木”里用功夫,几几乎弄得全国的人民,一举一动,都要翻了“黄历”算了“黄道黑道”而定。这种最愚鲁的“作茧自缚”的所谓深玄之道,至今朝一概投诸东洋大海,再痛快没有了!9

  这封通信接下来谈的是美国某天文学家刚刚发明的一种分一年为13个月的新历,但只是介绍过来,供国内学者参考。从该文开头看,徐汉云似乎对旧历恨之入骨,不废除旧历他是绝对不痛快的。谁知,他紧接着笔锋一转,又说起旧历的好处。他认为采用各国公用的新历,虽然便利多多,“然阴历经数千年的递嬗改进,也有他固有可取之处,其最不可埋没者有两点:第一便是朔望,阴历根基月形而算,故朔望必为月初月半。日月相吸,潮涨潮落,所以朔望为航海舟行的导卫,闻现在政府已明令保留了。第二端可取之处,更比朔望来得要紧,而影响全国生存问题的,这便是节气,这节气的算法,却并不从阴历本身而来的,还是从太阳方面研究来的。……有人说节气的名称带有迷信的色彩,这真是笑话之至,我想政府决计不会放着僧尼道巫及冥镪锡锭不去铲除他,而来夺去我农民导卫的节气,又何况节气的名称非但没有迷信色彩,而且很科学化呢”。10

  表面看来,徐汉云是有点矛盾的——朔望和节气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称赞不置;同时,却对废除旧历大呼痛快,短短一段文字,呼了两次痛快,用了三个叹号。其实,他在意的并非是对中国传统历法有什么客观的评价,而在于他眼中的“封建迷信”随着旧历的废除而“废除”了。

  依附于旧历的迷信内容,可以随着废除旧历而得到铲除,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刊发这篇通信的《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那里,又得到了一次旧调重弹的机会。他一方面肯定西方人发明新历精益求精永不知足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废除旧历与破除迷信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论说:

  至于废除阴历,我觉得最大的利益是打倒许多迷信。算命瞎子的胡说八道,至今还有许多人闭着眼睛深信。他说你今年要发财,明年要升官,让你开开心,或是对望子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奶奶们,说什么明年要添个小宝宝,让她凭空弄得眉花眼笑,且不去说他,最可恶的是要弄些什么合婚的把戏,我们常接到许多有情人的来信诉苦,说男的有意了,女的有意了,老子赞成了,娘也赞成了,但是后来老子娘却因为把他们的八字恭请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说是“命宫相尅”,坚持不许,如今索性把算命瞎子先生所根据的阴历除掉,采用和算命瞎子先生“命宫相尅”的阳历,省得他们再胡说八道的来尅别人的命!这真是徐君所谓“一件痛快的事情!” 11

  类似的观点,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那里有一定的普遍性。《大公报》1930年初刊登的署名“坚雪”的一篇文章,也对旧历中所依附的迷信内容痛下针砭,作者说:“可是旧腐的旧历的威严到现在可以说是泯灭殆尽了,历书变成垃圾箱里的碎片烂纸了,我再也不做它的奴隶!从它的冰冷的手掌中猛烈的夺回我活泼自由的生命,再不受它的愚弄,它[我]自己觉悟了。”其言辞之激烈,比徐汉云、邹韬奋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自述促成自己觉悟的原因,是吃了旧历的苦,受了它的骗。就个人亲身经历而言,他举的例子有二: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命硬,不久会尅掉自己的爹娘,结果如今二十多岁,爹娘还健康地活着;结婚后第二年,八字先生说他将来一定要纳妾,而他是绝对主张一夫一妻主义者,哪能做纳妾的勾当!从他的文章看,他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历法本身,而是旧历书中的迷信。他甚至认为:“历书的附庸是卜和星。历书如果是火焚了、撕碎了,卜和星立刻就‘树倒猢狲散’的无所倚扶了。” 12

  综观上文俞平伯、敖者、章克标、徐汉云、邹韬奋、坚雪等人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们的旧历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痛恨依附在旧历书上的迷信,将旧历法和依附其间的迷信内容看作一体以后,自然对废除旧历大唱赞歌,而对采用阳历加以竭诚拥护了。

  葛兆光教授曾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一本日记,作者刘某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中学教员,日记中提到他的家乡通州“乡人皆从历书所示做事,何日可出行,何日可娶妇,绝不敢逆违”,葛教授推断这位刘老师大概是受到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熏染的小知识分子,所以“他用鄙夷的口吻记下了他的乡人如何迷信这种通俗印刷品”。13 可见这种因为旧历书中附载封建迷信的内容而将废历运动和废除迷信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这些人大都受到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具有比较激进的价值观念,因此不管是在历法观上,还是在对待封建迷信的态度上,都与同情旧历、同情民间信仰的旧式乡绅迥然相异。旧式乡绅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山西太原附近赤桥村的刘大鹏,在日记里屡屡记述他对于民国改历的不满,认为那是逆“民心”之举。如1914年新历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阳历一号,凡有叛逆之心者均于今日庆贺新年。”14而不久之后的旧历年元旦,他颇具底气地写道:“叛逆逼民遵行新历而民皆置若罔闻,仍行旧历而以今日为元旦,民情不顺逆,亦可概见。”15他在政治上所具有浓烈的遗民心态甚至在十几年后还清晰可见,1931年他自述道:“予本清代遗民,国变以后,伏处畎亩,度此余生,于今二十年矣。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种种事件,无一不违本心,积愤积恨,无处发泄,惟藉吟咏以泻一时之感慨。然虽笔之以册,不敢为外人道也。”16他对于民间信仰,不仅充满同情,而且还亲身参与,对其中的迷信成分,自然也就不可能像那些新式知识分子那样给予严厉批判了。其日记中夹杂的大量迷信内容是与他对旧历的态度密切相连的。所以,部分新式知识分子将旧历法和依附其间的封建迷信视为一体,尽管不够科学,但也是“事出有因”的。

  总之,经过启蒙的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关心历法,甚至介绍历法新知,其主要目的不在历法本身,而在社会习俗的吐故纳新和国家的现代化,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对民间信仰的这种简单弃绝的态度,以为废除旧历就可以达到废除迷信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则反映了那个时期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不成熟性。

  这里之所以强调将废除旧历和废除迷信联为一体的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是因为并非所有新式知识分子皆作如是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拥护西方新理念、新习俗不后于他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后于他人,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废除旧历和废除迷信等同起来。他在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是旧历元旦(庚午)。旧历是政府废止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绝,难道只是租界内的中国人庆祝旧历年吗?

  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是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待到令行禁止的时期,然后徐徐改革,则功效自大。

  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17

  胡适所在意的并不是旧历该不该废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机废除的问题。在民间尚无正当娱乐可以替代的时候,以行政命令强行废除旧历,使饱受离乱之苦的中国民众连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娱乐都剥夺了,在他看来并非明智之举,不仅“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而且还会使政府的威信受挫。胡适对待旧历问题的思考,比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更理性,更人性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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