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中国政治学杂志》2009年6月号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以及政治学系教授林恩·T.怀特题为《中国政治研究：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概述》的文章。作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者所关注问题的范围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的深度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个原因是中国出生的研究者和华裔美国研究者在增多。另一个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地方信息。而此领域的未来发展可能会丰富美国当前的政治科学，为了充分研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治组织的需要，将要求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
关键词：中国政治；合法性
导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变化来自美国华裔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籍学者的大量加入。这些研究者绝不是完全都同意彼此的观点。他们的共同影响，加上中国对更多不同类型的国际研究者的仍带有迟疑的开放，已经使得对中国政治中那些不断出现的问题的经验研究有了改进。这些问题互相关联，并且大部分问题不是新出现的。下面是其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对政治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官方计划体制的衰退是否削弱了政府的权力？这些变化是否不仅预示了一个（在2009年经济衰退期后）最终更强大的中国，而且也预示了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党正在走向终结吗，接下来将又发生什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它自身？如果可能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的精英会采用一个自由的政权形式？
近些年来，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和干部的专业化，是否仅仅只是重塑了准儒家式的官吏，以及不仅对普通公民而且也对军队发号施令的技术官僚？或者相反，中国是否正在经历一种向那些能收买政府的准资本家所把持的统治缓慢转型？或者，中国将要转向另外一种领导形式？
从短期或长期来看，新技术尤其是手机和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人们关于政治的认知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习惯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吗？或者相反，它们仅仅是重塑自身以适应新的环境？再或者，它们在以某种可以进一步定义的方式发生改变？
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将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吗？以什么方式改变呢？随着其经济增长以及爱国主义自傲感对北京领导人的影响，中国在外交关系上是否或多或少已经变得不那么保守？在台湾（中国将其视为它的一个省）问题上将会发生中美战争吗，或者这一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衍生其对外政治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在比这篇短小文章所可能引用的更多的著作和文章中，政治科学家最近面临着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对于许多问题而言，其答案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不同的。在1969年形式化的中央集权（它是以试图统一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巅峰之后的不同的历史周期，其中一些问题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这些历史周期包括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时期值得比现在已经进行的更多的研究），1976—1978年的转变时期，1978—1985年绝大部分经济计划终结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通货膨胀和政治动乱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共产党努力重建自身的时期，以及2000年以后中国崛起得到国际公认的时期。
近来，学者们用来回答有关中国改革的那些具有因果性问题的各种因素，涉及以前的学者们用来解释这个强大政府在1949年的建立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各种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全部因素。有些学者强调组织化的领导，特别是来自政治体制上层的观点和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考察了累积起来的基层社会变化的重要性。一些描述主要运用了农村地区的信息，这些信息或者是关于农村工业兴起的，或者是关于乡村的团结的，或者是关于选举的，或者是关于农民运动的。另外一些描述则主要运用了关于城市的研究资料，强调城市居民的创业精神和在科技方面发挥的作用。一些解释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意图；另一些人根据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的正在变化的意想不到的环境解释了政治的发展。有些描述旨在获得理论体系的完备性，而另一些人则承认不确定的偶然性的作用或者宣称他们的结论并不是广泛适用的。这些维度实际上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所有解释——但是它们在解释当代中国的迅速变化的各种努力中特别明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学的关闭对后来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整整十年的一批拔尖的中国学生在1977—1978年进入高等学府。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中国大学毕业，同时他们常常为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纷纷进入美国不同的大学学习。他们的智力是超群的，他们想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的意愿同样如此。他们是多产的著作家。许多人在美国大学获得了教职，现在被长期聘用。少部分人，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或者贾庆国，清华大学的崔之元或者阎学通，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以及其他人，已经返回到中国担任重要教职。郑永年在新加坡；吴国光在加拿大。这里当然没有足够的篇幅一一列出那些所有现在在美国教书的人的名单。他们现在都是资深的学者。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工作，这一批参加了1977—1978年高考、后来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不断激发着我们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力。
亚洲籍和美籍学者经常合作发表著述：如李连江和欧博文（Kevin O ?Brien），吕晓波和托马斯。伯恩斯坦，陈佩华（Anita Chan ）和乔纳森。安格尔，尤赖义和马克。塞尔登，唐文方和白威廉（William Parish），李红兵和罗思高（Scott Rozelle ），蔡洪滨和丹尼尔。特瑞斯曼，杨东宁和菲利普。斯托里，李成和我自己，还有其他合作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资深美国政治家的顾问都从那些原先来自中国的学者中涌现，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和布鲁金斯学院的李成。其他人，如在海军学院任教的邓荣（音译。——译者注）、美国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和乔治梅森大学的万明，他们能承担这样的角色部分原因是他们居住地靠近美国的首都。学术机构中的中国研究项目现在常常被中国出生的中国学者所领导。刘亚伟在卡特中心领导着这样一个项目，而赵穗生在丹佛大学同样领导着这样的项目（由赵穗生创办和编辑的《当代中国》杂志就在丹佛大学）。郭苏建和郭宝刚、吉恩-马克.F.布兰克查得（Jean?Marc F?Blanchard ）一起，领导着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他还编辑了《中国政治科学杂志》。由于篇幅所限，不能更完整地一一列出这些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在组织管理和编辑出版方面做出的贡献。
这篇简短的文章不能涵盖在最近这些年中所有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学的优秀成果，它主要提到一些有选择的关于研究方法的例子，这些对未来有着重要意义。同样，本文也没有足够的篇幅去概括使用日语、法语、俄语、韩语和其他的语言——特别是汉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新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篇评论也并不是只限定于最近的成果。本领域中一些经典的及旧有的讨论也是值得提及的，因为它们为现今所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框架背景。这些思考以及关于这一领域支撑性的基础结构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将推迟到这篇评论的结尾部分，在那里它们对于最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可能更清晰。这篇关于“此领域状态”的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括最近的各种发现。但是，它也更应该把这些与政治学中的专业趋势更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周边的学术界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来自中国的数据产生的影响应该更大。
政治合法性
民主国家的政治学家比过去的政治学研究者更少关注合法性。原因可能是民主国家举行选举。投票方便于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在西方经常被认为是唯一使政府变得合法的严肃方式。但是，中国发生的后共产主义的变化，加上在中国人当中持续而频繁出现的认为“思想”引导行动的假设，已经把关于旧的政治体制的各种研究区分开来。许慧文（Vivienne Shue ）就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发表了相关著述，认为其基础在于国家繁荣、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宣称掌握了普遍真理。有些人，如皮特。海耶斯。格利斯（Peter Hayes Gries ），已经探讨了中国的政治参与者利用民族主义的诉求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一些情况。正如裴谊理（ElizabethPerry ）所论证的，对中国的领导层而言，经济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的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不满状况在1989年后多少有所改变。到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为止，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客观来说，存在更多的反对者和反抗活动。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指出，在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从73万人增加到376万人。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在同一时期由1万次上升到7?4万次。他可能还低估了后者的数字。抗议活动现在趋于正统主义的、反应性的（reactive）和利益驱动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主动性的（proactive ）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不满现在常常是源自底层官员对普通公民在工作、工资、土地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方面的传统权利的可能的或实际的剥夺，很少是基于其他新的主张。他们常常是针对当地官员，而不是任何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者。
王正绪、欧博文和李连江以及其他人已经揭示，中国公民对地方官员的信任往往要远低于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中国人会向高层领导人请愿，希望他们多多行善；但是他们会找到理由指责他们的直接领导人的腐败和寄生性。史天健和唐文方等学者已经做了现代模式的政治调查，特别是在北京，以求找到公共舆论的原因。
胡锦涛领导下的当今中国政府把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另外一些中国传统强调一些有时与稳定处于紧张关系的因素，例如至关重要的公平和正义。即使稳定与经济发展并不等价，但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巩固稳定。不同的合法性来自不同的话语；并且，从长远看，中国人可能想要得到他们所认为是好的一切东西。他们的地方及中央政府将受到压力为他们提供很多这样的东西。
最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来自政治效能而不是政治平等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蔡晓莉的《没有民主的问责制》。看到中国乡村政府在道路、学校、自来水的提供方面存在差异，蔡晓莉想询问其原因。有些地方的领导人能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他们的地区富裕，还是因为他们与党的更高层官员有更好的关系？与当地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的团结相比，这些因素最后被证明从统计数据和文献方面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样的连带关系对官员们施加了非正式的问责。蔡莉莉是一个美国人，但她的发现却恰恰是中国特色的。
一些中国的地方官员违反大集体的规范准则，而常常声称要紧密组织起小群体。官员窃取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利益是中国腐败的主要模式。吕晓波称这种模式为“掠夺的社会主义”（转译了菲律宾人保罗。哈奇科福特的术语“掠夺的资本主义”）。他和丁学良列举了官员通过盗取公共财产而中饱私囊所使用的手段。任何认为中国籍的学者无法揭发这种丑闻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些学者具备很好的条件去搜集大部分关键性的材料。
在中国，私人的强制性人际网络已越来越重要了。许多学者，如孙岩、宫婷、安德鲁。魏德曼、吕晓波和邝泽倩（Julia Kwong ）在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包括卢兆兴（Lo Shiu ?hing）、墨宁（Melanie Manion）等许多学者也已经在研究香港和澳门，包括中国大陆的地下活动与其邻近地区的地下活动之间的联系。一些网络有时还从事犯罪活动，诸如非法毒品交易、非法赌博和卖淫活动。
地方政府官员向贫困人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费用已经威胁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合法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地方得到的财政补贴下滑，这一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90年代，内陆地方政府的税收也有所下降。不仅包括约翰。詹姆斯。肯尼迪和其他人，还有汤姆。伯恩斯坦和吕晓波，研究了公共基金的缺乏对政治的影响。杨大力出版了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展示了1989年后中国在政府财政及其他许多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崔银璟（Choi Eun?Kyong ）正在酝酿另外一本关于90年代中期税收改革的著作，想要揭示地方领导人在何种程度上，官方地和非官方地利用国家命令——甚至中央集权的命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收入。她的著作将对当代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关注那些支撑或破坏税收体制的效率的因素。农业税被废除，乡村政府到了21世纪极度缺钱。中央政策试图杜绝地方官员强加给农民的额外费用。在一个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一些沿海的城市居民却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时代，这些费用的征收是被看作不公平的。
合法性一直是旁观者所关注的。研究者很自然地都对自己的国家和处境感兴趣。在冷战的高峰期，大多数使用英语语言的研究者关于中国的研究受到了作者对北京和西方资本之间对抗的反映的影响。爱国主义与学术研究混合在一起，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分析结果。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研究者发现亚洲人也可以是爱国主义者。因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启示，许多人在那个时候不仅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理解了越南的爱国主义事业——但不仅仅是因为发生在东亚。
最近，许多学者开始在调查中寻找真理。政治学家认为这些调查是选举的最接近的合理的替代物。通过点人数来理解政治的努力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探究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时，这些调查也可能被理解成政治学家掌握的与选举最接近的替代物。这些调查改进了关于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和关于中国政治的国际性研究结论的可比性。进行调查的同时使用其他的获取观察性认识的手段很重要，部分是因为调查结果有些时候是依赖于短期的新闻的。
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工厂的流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它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移民中激起一种对各种新的公民身份的渴望，但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剥削的机会，以及导致那些原来就拥有移民抵达地户口的家庭的新的不满。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的著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政府与市场逻辑》激起了诸如张莉（音译。——译者注）和埃瑞克。墨波瑞德等学者的进一步的研究。王飞凌和迈克尔。杜盾已经研究了街道派出所和政府试图在中国城市地区继续保持的对居民的控制，尽管经济的变化削弱了这种控制。
骆思典（Stanley Rosen ）指出，中国地方精英的培养机制，尤其是通过教育体制，已经使道德商业化了。杜克海姆可能会为这种现代唯物主义辩护；但孔子可能会憎恨它。团结和信任的当前用途可能与人道的“新儒家思想”相关。
平等和技术两者曾经都被看作是现代的。尽管平等主义的“德先生”和技术统治论者的“赛先生”之间协调一致的融洽关系越来不越清晰了，这种关系是上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既不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也不是受人欢迎的政治家垄断了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大众对无能的统治者的担忧仍然超过了他们对缺乏超过半数支持率的统治者的担忧。中国共产党试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但是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精英们趋于取得胜利，因为他们也声称是爱国的。努力把现代知识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主义”，是一种诉诸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它使从关于医学到火箭科学到独生子女等的政策合法化。
没有一种对政治文化的单一描述作为理解中国决策的工具是唯一有用的。原因有两个，文化，如果严格定义，总是不连贯的，而不是统一的。从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与从另一种文化的某个方面进行类似推理得出的结论相同。因此，文化不能在决定论的因果论证中使用，但是，它限制了人们持有其观点或偏好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为他们的拥护者长久服务的一套符号和习惯，在如此众多的不同需求之间，它无需确定地设定某个行为过程就能限制选择的范围。华世平领导了一批学者，这些学者很严肃地看待政治文化观念。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科学家都会这样做，即使他们应该这样做。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为两套新的用英语出版的丛书提供了基础。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李成正在策划“中国思想家丛书”，并且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已经出版。丹尼尔。A ?贝尔正在邀请中国著名学者为“清华讲座”供稿，这套书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更早些时候，西奥多。胡特尔译介了一系列由汪晖撰写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政治的文章。汪晖是面向中国知识分子的综合刊物《读书》的编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中国政治精英都同意彼此的观点。作为一个具有各种思想对于政治都很重要的观念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很突出了。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相比，更不可能会忽视对于作为政治因素的哲学和文化偏好的思考。
政治经济学
最近几年中国的主要变化更少是思想上的。伴随着通货膨胀和调整努力、腐败和繁荣并存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最近已成为要求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解释的主要的综合症状。这种综合症状被称为“改革”，虽然这个词可能会对中央政府是否最先发起改革作出预先判断。这种现象的开端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的农村领导者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来创办或恢复工厂。大跃进的后果和对大跃进之后的饥荒的记忆在促进农村自立方面很重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原先用于监管农村领导人的政府机构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传统的农村富裕地区三熟耕作的增加，加上需要化学肥料和抽水泵的新种子，证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抬高了物价并且破坏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的农村工业化的合理性。像李红兵和罗思高这样的学者相信创新性的私有化刺激了增长。相比之下，其他人诸如蔡洪滨和丹尼尔。特瑞斯曼则怀疑，中央政府主导的权力下放导致了中国的改革繁荣。玛格丽特。皮尔森表明，至少从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建立现代的调控型社会主义——即使是在政府被迫告别了总体计划体制后。
马克。布莱彻和许慧文对河北省束鹿县政府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了这些处在中国行政管理关键部位的中层官员对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带来的冲击的反应能力。由于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伴随着更高收入的是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这些环境问题也在中国造成了各种新的政治问题。这些挑战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的能源挑战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政治科学家，如易明（ElizabethEconomy ）和邓丽嘉（Erica Downs ），已经成为生态学家或者是能源专家，而她们和其他的学者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只是代表着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会出现的这些研究发生井喷的开始。
增长的低效率和非货币化成本产生了政治影响。诸如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这样的学者们，不仅探究了中国银行业的“老、大、难”问题，还研究了中国衰落工业的相同问题。中国不同城市中的管理的多样化至少已经成为斯恩（Eric Thun）和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两部重大著作的主题，这两部著作分别探究了汽车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些研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发现了中国不同城市发展的不同优点。上海在汽车制造方面做得比北京好，但是北京在高科技企业方面比上海强。中国的政治科学家已经扩展到技术领域从事这样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不同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是如何导致了生产上的相对成功或失败的。正如张跃（音译。——译者注）所揭示的，这种理解政治-经济结果的制度-结构方法（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approach ）对于理解城市维护中的变化也是很有用的。
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新兴的财富阶层，并且他们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然而，至今很少有中国学者愿意称呼他们为中间阶级。正如蔡欣怡（Kellee Tsai ）所写的，中等收入或者新兴富裕的中国人多种多样，但是他们很少有兴趣去挑战官员，而是去收买他们。然而，他们通常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正如周晓（音译。——译者注）所认为的那样，不管政府官员希望什么，新出现的信息和移民的自由流动影响了权力关系。
私营和准私营企业家从何处得到他们的资本？中央政府存在着使城市工人继续受雇于原有行业的政治需求，它和银行会支持一些缺乏信贷能力的小型企业。（国民党以往在台湾的列宁主义政权就是这样行动的——那儿的小企业也很繁荣。）这些游击资本家彼此提供资金，甚至当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来自政府官员阶层。有些是当地的恶霸，他们通过残忍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治组织。
陈佩华、李静君（Ching Kwan Lee）、潘毅（Ngai Pun）和其他人利用文献资料、访谈和参与式调查来评估中国出口行业工人正在发生变化的劳动条件。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原本是来自香港的女性，她们能够对珠江三角洲，特别是东莞工厂的女性工人面临的正在变化的劳动条件，进行细致的研究。2009年全球经济放缓严重影响了她们所研究的劳动者，最新的研究肯定会很快出现。
大型国有企业里的工人，特别是中国北方的工厂或者其生产主要不是针对出口的工厂中的工人目前的条件近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查。比较政治学家，例如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他的合作者声称，在民主的政府形式已经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参与是形成自由民主的一个关键要素。因为那些试图预测中国是否会走向民主的西方人抱有巨大兴趣，所以，现实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仍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更多的中国工人失业。玛丽。盖勒（Mary Gallagher）指出，全球贸易和投资将使中国由劳工发起的民主化处于非常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来看，全球化延缓了民主化。裴谊理关于好几个时代的中国劳工政治的著作，为未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政治领导层
自毛泽东去世起中国领导权已经如何急剧地发生了改变，但对毛泽东时期的研究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尤其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研究。
在华国锋短暂地维持毛泽东式的超凡权威失败之后，邓小平更加轻松地主持了一个被不同研究者称为“衰退的威权主义”或“分裂的威权主义”的政权。他们指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中级官员将越来越多地作出使他们自身受益的决定，并且当在任何行政级别官员都能够彼此意见一致并将持不同政见者排斥在外的时候，有时也能作出有利于支持他们的民众的决定。
此种官僚政治模式至少与中国政治结构原有的“蜂窝状”形象有着某种关系，而这一中国政治结构在经济辩论和对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 ）的人类学探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谢淑丽（Susan Shirk ）对于描述中国不同的地方政策如何能够并存提出了一个理性行为主义者的决策原则：“如果代理人同意，那就随它去。”如果在任意决策表（decision table）上合法领导人能达成共识（例如，排除潜在反对者），那么，他们甚至不需要向上级行政机关汇报他们做了什么。
各地方之间缺少政策上的连贯性是个人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国人经常谈及像家庭或准家庭网络这样的小群体内的关系的作用。在任何国家，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牢固的小圈子，比大多数官员或经济学家或哲学家所能承认的更为重要。正如王红英这样的当前的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这种网络关系能够发挥与法理型规则（legal ?rational rule ）相同的作用。被诸如潘维这样的统计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的“法治”，部分取决于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什么。然而，正如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的研究所表明，中国法制发展的一般轨迹在速度和类型上与其他国家具有相似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手段具有现代性的要求。列宁主义的党的保密和任命原则被认为会影响政府的稳定——但它们只是隐藏或实际上减少了不稳定吗？20世纪90年代，就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很广泛。诸如杨大力、李磊（Pierre F.Landry）和郭苏建等学者以各种方式提出，列宁主义仍然巩固了政府。李磊的重要的新著作指出，党对职务任命的控制仍然是使世界上最大的威权主义政体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匆促的发展已经迫使在地域和功能上出现了“去集中化”，我们更愿意称这种并不是开始于中央政府的现象为“本土化”。正如李磊所指出的，对职务任命的控制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实施任命的代理人可以有效监督和制裁被任命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1980年至1983年，党尝试过一种双轨制（two ?levels?down）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行政级别将任命人和被任命人分离开——然而这种体制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从1984年起，一种单轨制（one ?level?down）标准开始占据上风。这一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化和去集中化的效率，这实际上是分等级而不是在全国层面施行的。
新的电子通讯手段可能威胁到未来的中国领导层。学者们和北京的领导人同样都意识到了，公众对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信息的获得可能会改变局部政治态势。网站和其他传播信息的新途径是以什么方式影响政治的？郑永年、吴国光、梅珍（Fran?oise Mengin ）和其他人指出，个人和集体（包括政府）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都可以使用新的信息交流工具。许多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新闻媒体的审查制度拥有很高的宽容度。网站内容的范围可以从信息延伸到广告、色情文学或对政治的不满。在电子媒介上发表意见的人在公开场合可能比传统的自由言论者更具隐蔽性。
处于中国巨大政治空间内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常常被用静态的术语来描述。诸如“级别”、“更高”甚至“法律”或“中央”这样的词汇暗示着信息和权力的分配，但这在经验上通常是不准确的。强制和服从之间的二分法在绝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的西方文献中是普遍可见的，但是李芝兰（Linda Chelan Li ）和郑永年都提出了证据表明，地方和中央相互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机制，或者说是“事实上的联邦制”。强制也可能是来自地方的。领导权中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s ）能够战胜威严的大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很难用文字评述，但是它肯定将使国家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像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 ）所说的，对于党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发挥的作用比它的对外保护职能更加重要。有些学者，如毛文杰（James Mulvenon）、杨念祖（Andrew Yang ）、史文（MichaelSwaine）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等，都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舰队司令们都忠实于古代战略家孙子关于保密的观点。他们喜欢对他们所有的活动包括他们的政治都保持沉默。
有些书仍然把北京的最高领导仅仅看成是一些个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因为传统上在中央帝国（这是汉语中中国这一名称的字面翻译）中政府的中心从观念上可能就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学者已经用这种方式研究过江泽民、胡锦涛。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以及陈卫星和杨中（音译。——译者注）（他们为一本由9个中国出生的学者完全用英语写作的编著供稿），同时还有林刚和胡晓波，研究了中央政府的政治与社会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宗派组织一直是中国政治一种持久不变的模式，即使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也如此。然而，宗派主义也能具有现代化的形式——正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吴玉山、白鲁恂（Lucian W.Pye）、黎安友（Andrew Nathan ）、蔡欣怡（KelleeTsai）和黄敬（音译。——译者注）等学者用不同方式所论证的那样。中国政治的顶层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由数个领导人组成的领导集体，或者由领导人中数十或数百人所组成的领导集体，比起明显只存在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最高舵手的时代拥有更大的权力。李成的著作《中国的领导人》代表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最顶层所做的详细而广泛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李成指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层的位置比以前扩大了，现在它是一种技术专家治国。领导层的更替程序从可预测性上讲变得更规范化了。
本评论尚未特别关注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著作，但如果不论述中国国内的运作机制，外交这一问题是很难理解的。郝志东，一位来自澳门的政治社会学家，探究了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们关于台湾和大陆之间潜在联系的各种观点。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研究了中国城市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对外事务中的关注点，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官得以适应国际制度的机制。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Legro），虽然不是一个中国通，但是建议美国决策者们不只是要包容、接触或者防范中国，而且要鼓励中国那些能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服务的观念和制度。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将会是安全的，只要这一结果是中国的国内政策所带来的。谢淑丽（Susan Shirk ）同样指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处于和平状态还是侵略状态这一点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内政治。
来自中国的不同学者，如王缉思或阎学通，影响着西方人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使其以更理论性的方式来进行思考。郭苏建，一位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政治科学家，领导了一群学者，他们最近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崛起、新的外交政策以及新的和谐世界观念的著作。关于这一领域或者中国政治学的其他任何分支领域，本综述都没有办法引用已经发表的有关外交的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的文章和著作。由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陆伯彬（Robert Ross ）共同编辑的一本新的著作《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既涵盖了一些持久的话题，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主题：如何防止台海战争？中国与邻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公众的看法和认同是如何特殊地影响着与美国的关系的？全球贸易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2009年的经济衰退必然会招致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更多研究。这些研究将推动如下在本世纪头五年已经明显的趋势：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更紧密地与中国国内的群体联系起来。
不断增长的中国实力已经被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术语进行了不同的描述。史蒂夫。陈（Steve Chan）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提出理由论证说，权力从美国向中国的转移不可能导致战争。其他人提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战争的重现至少是可能的，在修昔底德描述的战争里，雅典的民主和斯巴达的专制互相攻击。明智的理论应该为防止类似悲惨结局出现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因为中国的国家规模，在某个时期的中国对于爱国偏执狂的崇拜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中国的精英们已经看到，超级权力在像索马里和伊拉克这样的地方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以抽象的等级结构术语来思考全球政治。如果他们想获得世界霸权，而不是安全和繁荣，他们的境遇也许不会比美国好。也许他们不会找到更富有成效的可能性，除非他们可以决定把他们自己的国内权力分离开来。他们可以授权不同类型的机构去选择有作为的领导人，这些人将会履行现代国家组织所要求完成的多样性的任务。
政治平等
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学家把民主和选举混为一谈。他们想要忘记1933年人们投票支持希特勒那件事——或者是在亚洲，1965年或1969年马科斯选举的胜利，或者泰国的他信在2001年或2005年取得的一面倒的选举胜利。民粹主义独裁者常常利用选举的合法性来终结自由主义。大多数亲美派，他们那种想要从人数上找到权力的愿望已经主宰了政治科学，则不愿意强调民主下滑这一事实。
乡村选举因此得到了各种自相矛盾的评价。很少有中国政治学家（他们与书生气的学者有所不同）能确信，中国的全国性选举对自由而言是安全的。但他们知道，研究其他领域的许多一起合作的专业人士倾向于把中国的乡村选举看作全国性投票选举的运行测试。西方同行的模式化研究方法很奇怪地忽略了来自各种不同思想家关于民主的警告，这些思想家包括亚里士多德、赞美贵族的托克维尔、实用主义者麦迪逊以及沉浸在民粹主义但反对空谈家（anti?theorist）情绪中的沙奇奈德尔（Schattschneider ），或者还有孔子。中国政治学这一领域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不仅扩展了未来对于现代治理的各种理解，方式就是对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亚洲的各种传统。而且，它也同样处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中，即提醒西方政治学家看到了他们在热衷于点人数的时候忽略了的他们自身思想遗产中的那部分东西。
王旭（音译。——译者注）、庄梅林（Mayling E.Birney）或者蔡永顺等人揭示了，受控制的选举被用于寻找那些能够服务于北京威权体制的整体利益的地方领导人。其他人如钟扬和陈捷则认为，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太关心投票选举。胡宗泽指出，在中国多数人不期待去控制中央政府。
李成以及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已经编辑了关于那些试图猜想未来中国的政权形式发生变化的最可能的进程的西方学者之间争论的文集。赵穗生以及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 ）、吉利和许多其他人，都撰写了寻找中国民主化条件的著述——然而，傅礼门（Edward Friedman）和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 ）等其他学者认为，民主主义者高估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控制和以前一样强大，也不意味着它非常宽松。卢宜宜表明，中国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比学者以前所认为的更自主。此外，由地方团体所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比先前所报道的更受官方限制。
一些人惧怕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这样的思想阶层之间任何潜在的关系。所以正如李静君（Ching Kwan Lee）所说的，“基层行动主义”（cellular activism）是唯一可行的方式。这种情形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它影响了学者们对当前中国政治表达类型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不满和利益成为开放政治中的粘合剂，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会沿着平行向量（parallel vector ）对列宁主义制度产生压力。因此，正如周学刚（音译。——译者注）所论证的，它们获得了一些集体性的力量。有三位研究者已经类似地表明，一些常常非法的或者没有注册的但并没有被积极压制的宗教团体，也有过类似的影响。
这些官方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不是所有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都为中国的政策辩护。裴敏欣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将难以维持，他认为向民主的迈进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中国的政治渐进主义（这常常与结束了苏联的休克疗法形成对比）容忍了腐败对效率和公平的侵蚀。不过郭苏建和其他一些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中国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白鲁恂（Lucian W.Pye）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发表的主席演讲词中，预言“极权主义的危机”“将不必然产生民主，而是一个不符合我们传统类型的部分自由、部分专制的体制”。大多数政府，包括那些针对大多数职位举行选举的国家，实际上都采取这种混合形式。因此，中国学者在未来应该能在比较政治学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政治科学
半个世纪前，也就是在1959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 ）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以及福特基金会一起，组织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on contemporary china ）。这一创举使得英语国家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变得比20世纪50年代更加成熟。自那时起，学术研究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许多类型的支持机构对维持较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首先是大学，它为大多数的学者和教师提供了专职工作。该研究领域的第二大支柱是刊物和杂志，创办于1960年的《中国季刊》在很长时间里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加入进来的有《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现在改名为《中国研究》）和其他的刊物。《当代中国杂志》、《近代中国》和《中国政治学刊》，都是由在中国出生的学者创办的，这些期刊已经为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阵地。
另一种基础组织，特别是对那些不是中国人的研究者而言，就是语言学习的机构。这些设立在中国的语言学习机构（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创立的语言学习项目）的定位遵循了很久以前就设定好的斯坦福模式，其时斯坦福大学（后来和其他大学合作）在台湾国立大学的校园创办了一个面向研究生的语言学校：美国的好几个机构现在都和中国的大学联合，以提供不仅仅针对它们自己的学生的语言课程。
现在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为一所研究型资料库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它最近的研讨会，特别是以研究生论文为其特色，已经接近一半使用英文一半使用中文。中国政治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Studies ）组织的研讨会既在美国的大学也在中国的大学召开，情况基本相似，并且也有许多资深学者参加。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经历的政治学家的增多，极大拓宽了进行访谈、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的研究场所的范围。这种联合安排（joint arrangement ）所带来的进行归纳研究（inductivework）的各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政治学专业的演绎准则（deductivenorm）的作用。
研究者们关于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国家的问题的著述所涉及的程度比他们通常所承认的程度要更深。在冷战的高峰期，大多数关注中国的英语国家的研究者都会受到研究者本身对北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对抗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影响。爱国主义或反沙文主义融进了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同的分析结果。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研究者认识到亚洲人也可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光明，许多人在那个时候不仅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理解了越南的爱国运动——但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东亚。
中国的政治史有助于形成西方学术的传承。很久以前，正如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关于中国的大问题关注的是在1949年达到顶峰的中央集权主义者革命的各种原因。这一革命运动影响了社会或国家的基础，带着某种程度上暂时的或可预见的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有着受过教育的领导者还是因为乡村农民，主要是因为革命思想的闪烁火焰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都面临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日本占领期间的问题）？随后，当学者试图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时，尤其是大跃进时，他们追问，人们怎么可以设想共产主义准则和高压政治就已经有能力去巩固这个国家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主要的困惑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变成了“非中国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很暴力和没有礼貌。然后，改革为什么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它是如何扩展开来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结了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在随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天安门事件之后，主要问题又转变为：共产党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重建自身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自然地集中关注着中国较突出的问题，而不是在努力寻找普遍的政治规律。
然而，研究人员要维持生计，所以他们接受教职。美国政治学在所有领域都使统计学研究拥有了高于非统计学研究的优势，不管其在政治学知识方面带来了怎样的结果。所以中国通们不断地得出、发现并认真处理着各种数据，期望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
在美国，大学的各种规则也趋向于阻碍各教授得出有关中国政治的统一的整体观点。不像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拥有《我知道什么》丛书的法国，用英语撰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属于专题论文，尽管出版社的编辑想要的是教科书。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概述性著述。一些作者，比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和詹姆斯。王（James Wang）已经撰写了能在课程中使用的有关中国政治的通论性著作。更多的文献在我的个人网站主页上有提及，但也仅仅列出了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著作。郑永年、卢宜宜和我当前正在为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一部四卷本的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的文集。这个领域的参考书目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没有人能完全跟上它的速度。
实际结论
研究领域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一领域没有发生变化的话，关于这一领域状态的文章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只是分析性的，它要求采取实际的工作和行动，来进一步提高有关中国政治的国际性思考的质量以及那些支持这些思想家的基础组织的质量。这一学术研究的未来活力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是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修正方法论上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极大地使世界中的现实政治变得隐晦不明，而使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慎重的研究。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学家应该采纳孔子（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在集体中习得偏好。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对于社会的理解如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一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得到了过多的夸赞。任何不能够说明实质性偏好的来源而仅仅是以最低限度要求的形式对其作出假设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个人总是行为者，但只有当他们被社会化后，他们的行动对他们自己而言才具有意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美国自由意志论所孕育的，尽管它不可能提供有关任何国家的完整的政治图景这一类的东西。未来来自中国研究的更好的方法可以促进对美国现实政治的理解。
第二个因素是，华人学者在何种程度上将继续成为我们这一研究领域重要的贡献者。包瑞嘉（Richard Baum）已经注意到，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政治学以获取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的人数在本世纪已经下降。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接纳了日益增多的来自中国、计划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申请者，这些人原本计划前往美国。这种下降部分是由于政治学专业的知识萎缩（intellectual cramping ）所引起的。录取委员会委员们，如果他们中包括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博弈论学者和统计学家，或者那些眼界太狭窄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也属于区域研究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就会忽视中国申请者自然而然地给关于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组织的研究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2009年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当它影响州立大学时，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
然而，有一种方式可以弥补这些影响：那些主要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应该在回复那些来自中国的政治学申请人（任何种族）的邮件时变得积极主动，同时能向其他领域的申请委员会的同事进行游说，让他们录取那些能力强的学生。一些申请者的论文可能暗含着未来不那么排外的美国政治学所必需的那种学术勇气。
[毕文胜译，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