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是我的导师，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我的一生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令人难忘的。
王瑶先生给我们讲课，总是用一口浓重的山西平遥话，听起来很吃力，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爱听。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讲课非常投入，眉飞色舞，拿着烟斗的手做着手势，讲的内容很生动、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又很幽默，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
王瑶先生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史”的开头，后来又讲过“《野草》研究”专题课。此外，作为非常活跃的文艺批评家、《文艺报》的编委，我们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听过他讲治学方法。
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朱自清的研究生，在中古文学史方面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著述。50年代初，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拓者。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我曾在他的书橱中见到过精装的日文版两厚册。这是非常繁难的创新工作，开山之力大矣哉，开山之功不亦伟乎！我们对他是非常崇敬的。
他写过一本《中国诗歌发展讲话》，是把他在《文艺学习》上连载的文章集结而成的。可见他对中国文学史有过全面的研究，深得闻一多、朱自清新诗学的真传。
他主张用新观点研究文学史，写过一本专著《李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很受欢迎，在评奖中获过大奖。
据严家炎同志说，1954-1955年间，毛主席因为他的一部著作而专门接见过他。我想大概就是谈李白的。毛主席很喜爱李白，因为他的新观点而要和他谈谈。这些事他从未对我们讲过，于此亦可见他的为人。
所以，王瑶先生讲治学方法，是很有权威性的。60年代北大最大的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都很认真地听，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讲：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既然是科学研究，就一定要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掌握好，因为你的文章中的资料系统而丰富，即使你的观点已经被别人超过，但是你的资料却是有长远价值的，后来研究的人不能不看。他还特别重视材料的真实性，说写文章最怕“硬伤”，版本也很重要，《古今图书集成》的材料一定要核对原文。我想，这正是他自己研究写作的经验之谈。对我的教学和研究，都有典范的意义，一辈子受用无穷。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才是真正的科学，而唯上的风派、唯书的教条主义则是伪科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王瑶先生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是进步的热血青年，曾参加北方左联，在一次现代文学座谈会上与蒋南翔同时被捕，他没有暴露左联的组织关系，只是说自己是群众。出狱后更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35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骑着自行车奔跑于游行队伍的两头，很活跃，还参加起草学生抗日宣言等文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主编清华大学进步学生的刊物《清华周刊》（原来的主编是蒋南翔）。1936年3月31日，他因为参加追悼郭清大会和会后的抬棺游行再次被捕。出狱后他仍然坚持革命，为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暑假回乡，在战乱中，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为了继续学业，王瑶先生从家乡平遥出发，辗转流离、跋山涉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复学，1943年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由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教授共同指导。在昆明，他除了专心学习之外，他还积极支持闻一多先生的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据季镇淮教授回忆，一二一运动后，王瑶先生曾和他在昆明北郊的山地开过一个民盟小组会，四个人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4年，王瑶先生在一封信中报道了闻一多先生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把西南联大变成民主堡垒的情况，赞颂闻一多先生大无畏的壮举。1946年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后，王瑶先生又写了《忆闻一多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闻一多烈士由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的光辉历程。在北平，1946年王瑶先生于读书十年之后，开始在清华任教，除教大一国文外，还教《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他的同学与同事季镇淮先生说：“这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
1948年，困苦中的朱自清教授不幸病逝，王瑶先生痛失良师，先后写过几篇悼念文章，后来连成《念朱自清先生》，分6节全面记述了朱自清先生的创作、研究成就。他还作为《朱自清全集》的编委，收集遗文，整理日记，日记有些是用日文、英文写的，都翻译为中文。
王瑶先生当时重点研究的是中古魏晋文学，和传统的研究不同，他是以新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他说他受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影响很大，就是要联系社会风气、文人生活、个性及政治环境来研究文学，是联系当时的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这就打破了过去封闭的研究方法，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体方法去研究文学。发扬了鲁迅的传统。在80年代，他曾准备编一本书，选20个人用新方法、新观念研究文学史的，当时他希望西南联大的同学范宁写郑振铎。
从范宁的回忆我们才知道，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史，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他曾从范宁处借看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很感兴趣，于是把清华图书馆收藏的新文学作品，全都借来读了，这还不够，又把吴征镒同志去解放区之前寄存在余冠英先生处的新文艺作品也全部借来阅读，范宁见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十分勤奋”，就开玩笑地说：“你打算改换门庭了!”他回答说：“做点准备。”北京解放后，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作品，一心从事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见他如此埋头苦读，蒋南翔同志曾约他“小聚”，希望他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其实，他非常关心时事，每天要到图书馆去看许多份报纸，研究各方面的动态。清华大学图书馆有几十份报纸，他白天就去广泛阅览，晚间就写一些文章，在学术研究中当然也联系现实的。当然，这并不是直接的联系，而是自然地流露出来。这就使他的文章有了新的意义。
他的著作除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外，还有《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作品论集》对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论〈野草〉》是在《野草》专题课的基础上写出的长文。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之外，他还有《陶渊明集》编注，下了硬功夫。由此可见，王瑶先生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
1979年，王瑶先生当选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创会主席，直到1989年他逝世为止。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坚持出了多年，有一次亏损一万元，有人要停办，他说不能停，一万块他可以自己掏腰包。
1989年10月去苏州出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大会之前，王瑶先生已经有些发烧的症状，医生劝他不要远行，但他为了事业、为了人民，还是坚持参加，除了在大会发言，还参加小组会，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他还冒着寒潮，随大家一起去虎丘、寒山寺参观。
那时正是11月初，寒风凛冽，我当时陪着一位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司徒洛娃从虎丘出来，看见王瑶先生和师母匆匆忙忙地追赶队伍往虎丘跑，没有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谁知这竟是我与王瑶老师的最后一面。
当时王瑶老师已经受到风寒，还是坚持去上海青浦参加巴金的作品讨论会，在会上病倒，牺牲在神圣的工作岗位上。
我永远忘不了王瑶老师对我的恩情。我本来是搞文艺理论的，在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给杨晦先生当助教，后来因为民间文学课需要人，我当时对苏联文艺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有所不满，就主动要求去教民间文学了。
民间文学课是解放后新开的课程，是学习苏联的人民口头创作课，在一年级作为基础课开设。1958年纠正学苏联的教条主义，把民间文学课改为高年级的专题课，于是各大学就把民间文学教员调去教基础课（文艺理论、文学史、写作等等），当时北大中文系领导决定调我去教现代文学，请王瑶先生指导。我去见王瑶老师时，他说：“民间文学很重要，我的老师朱自清先生就开过《歌谣研究》的课，所以你还是以讲民间文学为主，搞现代文学你就看看鲁迅全集，研究鲁迅是如何对待民间文学的。”于是我从鲁迅全集中抄录了许许多多关于民间文学的精彩论述，我发现伟大的鲁迅是如此重视民间文学，在《不识字的作家》和其他许许多多杂文、散文中对民间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更坚定了我坚持民间文学教学的信心和决心。从1960年到1966年，我给中外学生讲授民间文学专题课，讲了七遍。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教授说我有张志新精神，其实，这是北大精神，是王瑶老师教导的结果。
王瑶先生不仅指导我讲课，而且还仔细审阅我的民间文学讲稿，当时正在强调阶级斗争，我写了一章《民间文学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王瑶老师说就是这一章写的不好，我想主要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于是删去了。1964年，我的讲义已经印过两次，王瑶老师说，可以给出版社看看，言外之意是他认为可以出版了。我当时刚刚30岁，还很年轻，王瑶先生如此鼓励，使我受到极大的感动。但是在文艺大批判的形势下，这本教材是不能出版的。直到1981年1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就受到季羡林、乐黛云等老师的肯定，被国内外许多大学用做教材和参考书，现已出到第4版，印刷20多次。1996年获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的一个大奖——彼得奖，奖金250万里拉。2007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教授还在日本的英文刊物《亚洲研究》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和我主编的另一本教材《中国民间文艺学》以很高的评价。我想这一切都是与王瑶老师的指导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没有王瑶老师的谆谆教导，我可能已经改行，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我永远忘不了王瑶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