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经济失衡的变化与宏观政策的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 次 更新时间:2011-04-17 15: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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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

  ·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我们也具有治理通胀的经济增长条件;

  ·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宏观调控任务。

  

  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的总量失衡的调控也必须防止“滞胀”的发生。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这种总需求的扩张事实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胀。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关键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在释放通胀压力之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应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从长期看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人陷阱”,从短期看就会使通胀从需求拉动为主转变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胀。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根据经验,一轮繁荣或复苏大体要5年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发生了连续5个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点,预计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处于复苏中或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变化。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前后方向未变,货币政策则出现方向性变化,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方向未变,变化的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而其间财政政策前后变化较大,首要调整和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间并未接轨,在体制上形成了所谓的“防火墙”,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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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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